“《2666》意味着什么”一文完整版
《2666》能够从西班牙文直接译到中文，令人欣慰。波拉尼奥是由英语世界介绍到中国的。他的《荒野侦探》首先由深谙西班牙语三味的娜塔莎•温默翻到英语世界，成名之后才被中国出版商看中。尽管在此之前，波拉尼奥的名字已经在西班牙语世界里被拿来与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相比较。《荒野侦探》的中译本就是从英译本转译的。翻译本是一件遗憾的艺术，转译便是双重的遗憾。而这次《2666》能够从西班牙文直接译出，起码使遗憾减半。
波拉尼奥的名气在西方原由《荒野侦探》建立。《2666》本寓作者名山藏之志，加上作者英才早逝的悲情，甫一出版，即被热捧，本不足为奇。但在中国，《荒野侦探》的中译虽然吸引了一些外国文学粉丝，却未能引起预期的轰动。这也许会影响人们对《2666》中译本的信心。其实，作为一个外国当代作家的首秀，《荒野侦探》的中译初版的成绩已经算不错了。未出现英语世界里的轰动效应，应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颇为重要。
首先，《荒野侦探》并未像《百年孤独》那样展现一个全新而又好用的叙事模式，可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技巧。中国当年热捧《百年孤独》很大程度上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叙事套子感兴趣，而对马尔克斯通过这个套子想要表达的东西，既马孔多人民精神生活中诸多困境，只是在日后的品味和研究中才被逐渐理解。波拉尼奥对叙事技巧的玩弄并不醉心。他博览群书，对各种技巧自当了然于心，写作时选取方便应手者借来一用就好了。《荒野侦探》中一部分模仿文艺少年马德罗的文笔，另一部分模仿其他各类人等的声口，然后将两部分打乱时空后组合。在技巧上并不复杂，模仿是否惟妙惟肖也须在理解内容之后才能断定。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读者来说，《荒野侦探》比《百年孤独》要难懂，因为它比后者更加赤裸地要求读者直接进入内容。
其次，在中国，文学一般被视为一件高雅的事业，乃文人墨客的专利，非市井走卒所能觊觎者。但是《荒野侦探》则展现出相反的景象。它展示了一个被权势和财富主导着的中产阶级的文艺消费市场。在其中想要追求或捍卫不受污染的纯文学，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代价的方式可以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边缘化、蔑视、嘲弄、直接打压、变成精神病、当流氓、去贩毒吸毒、去卖淫……。即使代价付足也不能保证成功。失败是多数和常态，成功是稀有和运气。《荒野侦探》中女诗人塞萨蕾娅•蒂娜赫罗和她的追随者无一例外地是社会中的失败者。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文学的纯度和真度因此得以保存。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学青年更宁愿在对成功的憧憬，而不是在失落中理解文学。《荒野侦探》会让这类文学青年感到别扭和丧气。
这两个影响《荒野侦探》在中国市场的可能因素，并不能减损作品本身的价值。它在西语和英语世界里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极具冲击力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些重要的人生困境，包括追求文学纯真度的代价。《2666》在西语和英语世界继续被热捧，也是因为它继续证明了同样的价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来说，评价一部小说要兼及内容和技巧两方面：不仅要看它在内容上是否揭示了人类在处理重大问题中所面临的困境，还要看它是否以高超的叙述技巧做出了这个揭示。在技巧层面上，《2666》再次展现出作者的随意和自信。为了给孩子挣得更多的稿费，波拉尼奥曾在生前要求出版商将书的五个部分单独出版。这说明五个部分本来可以各自独立，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传统长篇小说的布局谋篇，在表面上看来并不适用。但五个部分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象征着人类暴力之源的墨西哥圣特蕾莎城（即现实中的华雷斯城），在那里残杀妇女的惨案大量发生而无人知道惨案原因。五个部分的叙事技巧各不相同，展示了作者多才多艺。其中“评论家部分”和“阿切博蒂部分”的多用白描，前者灵动幽默，后者细腻抒情。“阿玛菲塔诺部分”在白描之中加入更多意识流式的内心描述以绘疯人之心境。“菲特部分”模仿英语黑人小说叙事风格，让西班牙语读者感觉似乎是一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罪行部分”罗列对死者的调查报告，叙述方式颠覆传统。作者少作《美洲的纳粹文学》全书罗列作家生平简介，可看作是这个部分的练手。五个部分的五种技巧似乎随意拈来，各部分又似乎可以随意组合。作者就像一位随便用哪种兵器都得心应手的武林高手。
至于内容方面，《2666》部分继续着《荒野侦探》的主题：在失意之中对纯文学的追求。《荒野侦探》和《2666》都是关于失意和追寻的故事。阿玛菲塔诺和阿切博蒂都是因为对现实感到某种不可忍受的失意而追寻被现实隐藏起来的真实。比较隐晦的是评论家和菲特的部分。四位文学批评家，就像墨西哥城的文学青年追寻理想中的塞萨蕾娅•蒂娜赫罗那样，也在追寻着神秘的阿切博蒂。同后面的菲特一样，在表面看来他们在事业上颇为成功，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失意。但仔细回味细节，四位在四角游戏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窘境之外，还有其它的更加深层的难言之隐。他们对阿切博蒂的兴趣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名利，以便把自己变成某个研究课题的专家。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在阿切博蒂的文学中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并想把它发掘出来让社会承认，所以他们组成了“四人帮”。他们的文学追求和感情追求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莉兹最终选择年迈多病却更具文学头脑的莫里尼，似乎颇令人吃惊。但无论她选择谁都可堪称是个失策。而菲特对杀人案的探访，也不完全出于职业性的好奇心。他是一个敏感的美籍黑人，不喜欢美式食品，不喜欢美式虚伪的微笑，也不喜欢被美国人过度滥用的实用主义。正是他的敏感让他对大众没有或不愿察觉的东西感到好奇。
与《荒野侦探》不同的主题就是五个部分流汇的中心：暴力和对暴力的麻木。波拉尼奥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无尽的大规模暴力行动感到震惊，却又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用“罪行部分”报道着一个又一个受害者。如果某位读者看到一半感到厌烦，我会完全理解，因为我的阅读经验也是如此。读这部分的时候我正在墨西哥城，读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但它却让我忽然注意到普通民众（而非白领阶层）阅读的一些小报。在这些小报上，几乎每天第一版都是暴力杀人案件的报道和照片，最后一版是一张全版的美女半裸照。街头报摊把报纸摊开来，性感的胴体旁边就是各种血肉模糊的尸体。我观察了一个多月，除了节日之外，小报的版面设计几乎天天如此。天天发生的暴力案以这种后现代的方式展现出来，竟没让民众感到任何的不适，这表明社会对暴力多么习以为常。我想“罪行部分”正是要用无边无际的死亡报告来唤醒社会对暴力的麻木。
暴力主题也似乎与本书的题目相关。本书的编辑者，批评家依纳爵•埃切维利亚在“第一版按语”中指出，波拉尼奥的中篇小说《护身符》中曾提到一个2666年的公墓，这个公墓被一只死去或未出生的眼睛遗忘，这只水汪汪的、毫无感情的眼睛想要忘掉些什么，却把所有的都忘了。对埃切维利亚的这个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波拉尼奥似乎想通过“2666”这个题目暗示，如果人们想通过对暴力的麻木来忘记暴力所引起的不快，那么，他们将会忘记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不应该也不想忘记的。
也许这样沉重而负面的主题会吓跑一部分中国读者。其实，很多人更原意们相信另一个较为正面的说法。在《荒野侦探》中，少年马德罗1976年1月29日的记录里提到，塞萨蕾娅随意说出未来要开一个罐头厂，并计划在两千六百多年实现它。同书第二部分第二十一章，提到塞萨蕾娅讲起在二十二世纪的一场墨西哥革命。这个两个未来的时间很明显都不是“2666”，但是都指向未来。在《2666》的“罪行部分”中提到了1976年从墨西哥城出逃的两个学生。他们谈论了这一场也许要等五十年，五百年或者五千年才能在大街上发生的无形的革命。这两个学生当然是《荒野侦探》中的人物。综合以上线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2666”。在一个塞萨蕾娅和她的追随者们，也就是今日纯文学的追求者都早已不存在的未来，即2666年，终于发生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后，每个人内心中任何一点温存的愿望，如开个罐头厂，都可以实现而不会受到权势和暴力的威胁。塞萨蕾娅和纯文学的追求者看不到这一天，但是他们在有生之年的的追求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我真心并且颇带侥幸地希望，这个对“2666”的解释会唤起一些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同情与兴趣。
波拉尼奥的名气在西方原由《荒野侦探》建立。《2666》本寓作者名山藏之志，加上作者英才早逝的悲情，甫一出版，即被热捧，本不足为奇。但在中国，《荒野侦探》的中译虽然吸引了一些外国文学粉丝，却未能引起预期的轰动。这也许会影响人们对《2666》中译本的信心。其实，作为一个外国当代作家的首秀，《荒野侦探》的中译初版的成绩已经算不错了。未出现英语世界里的轰动效应，应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颇为重要。
首先，《荒野侦探》并未像《百年孤独》那样展现一个全新而又好用的叙事模式，可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技巧。中国当年热捧《百年孤独》很大程度上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叙事套子感兴趣，而对马尔克斯通过这个套子想要表达的东西，既马孔多人民精神生活中诸多困境，只是在日后的品味和研究中才被逐渐理解。波拉尼奥对叙事技巧的玩弄并不醉心。他博览群书，对各种技巧自当了然于心，写作时选取方便应手者借来一用就好了。《荒野侦探》中一部分模仿文艺少年马德罗的文笔，另一部分模仿其他各类人等的声口，然后将两部分打乱时空后组合。在技巧上并不复杂，模仿是否惟妙惟肖也须在理解内容之后才能断定。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读者来说，《荒野侦探》比《百年孤独》要难懂，因为它比后者更加赤裸地要求读者直接进入内容。
其次，在中国，文学一般被视为一件高雅的事业，乃文人墨客的专利，非市井走卒所能觊觎者。但是《荒野侦探》则展现出相反的景象。它展示了一个被权势和财富主导着的中产阶级的文艺消费市场。在其中想要追求或捍卫不受污染的纯文学，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代价的方式可以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边缘化、蔑视、嘲弄、直接打压、变成精神病、当流氓、去贩毒吸毒、去卖淫……。即使代价付足也不能保证成功。失败是多数和常态，成功是稀有和运气。《荒野侦探》中女诗人塞萨蕾娅•蒂娜赫罗和她的追随者无一例外地是社会中的失败者。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文学的纯度和真度因此得以保存。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学青年更宁愿在对成功的憧憬，而不是在失落中理解文学。《荒野侦探》会让这类文学青年感到别扭和丧气。
这两个影响《荒野侦探》在中国市场的可能因素，并不能减损作品本身的价值。它在西语和英语世界里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极具冲击力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些重要的人生困境，包括追求文学纯真度的代价。《2666》在西语和英语世界继续被热捧，也是因为它继续证明了同样的价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来说，评价一部小说要兼及内容和技巧两方面：不仅要看它在内容上是否揭示了人类在处理重大问题中所面临的困境，还要看它是否以高超的叙述技巧做出了这个揭示。在技巧层面上，《2666》再次展现出作者的随意和自信。为了给孩子挣得更多的稿费，波拉尼奥曾在生前要求出版商将书的五个部分单独出版。这说明五个部分本来可以各自独立，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传统长篇小说的布局谋篇，在表面上看来并不适用。但五个部分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象征着人类暴力之源的墨西哥圣特蕾莎城（即现实中的华雷斯城），在那里残杀妇女的惨案大量发生而无人知道惨案原因。五个部分的叙事技巧各不相同，展示了作者多才多艺。其中“评论家部分”和“阿切博蒂部分”的多用白描，前者灵动幽默，后者细腻抒情。“阿玛菲塔诺部分”在白描之中加入更多意识流式的内心描述以绘疯人之心境。“菲特部分”模仿英语黑人小说叙事风格，让西班牙语读者感觉似乎是一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罪行部分”罗列对死者的调查报告，叙述方式颠覆传统。作者少作《美洲的纳粹文学》全书罗列作家生平简介，可看作是这个部分的练手。五个部分的五种技巧似乎随意拈来，各部分又似乎可以随意组合。作者就像一位随便用哪种兵器都得心应手的武林高手。
至于内容方面，《2666》部分继续着《荒野侦探》的主题：在失意之中对纯文学的追求。《荒野侦探》和《2666》都是关于失意和追寻的故事。阿玛菲塔诺和阿切博蒂都是因为对现实感到某种不可忍受的失意而追寻被现实隐藏起来的真实。比较隐晦的是评论家和菲特的部分。四位文学批评家，就像墨西哥城的文学青年追寻理想中的塞萨蕾娅•蒂娜赫罗那样，也在追寻着神秘的阿切博蒂。同后面的菲特一样，在表面看来他们在事业上颇为成功，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失意。但仔细回味细节，四位在四角游戏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窘境之外，还有其它的更加深层的难言之隐。他们对阿切博蒂的兴趣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名利，以便把自己变成某个研究课题的专家。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在阿切博蒂的文学中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并想把它发掘出来让社会承认，所以他们组成了“四人帮”。他们的文学追求和感情追求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莉兹最终选择年迈多病却更具文学头脑的莫里尼，似乎颇令人吃惊。但无论她选择谁都可堪称是个失策。而菲特对杀人案的探访，也不完全出于职业性的好奇心。他是一个敏感的美籍黑人，不喜欢美式食品，不喜欢美式虚伪的微笑，也不喜欢被美国人过度滥用的实用主义。正是他的敏感让他对大众没有或不愿察觉的东西感到好奇。
与《荒野侦探》不同的主题就是五个部分流汇的中心：暴力和对暴力的麻木。波拉尼奥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无尽的大规模暴力行动感到震惊，却又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用“罪行部分”报道着一个又一个受害者。如果某位读者看到一半感到厌烦，我会完全理解，因为我的阅读经验也是如此。读这部分的时候我正在墨西哥城，读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但它却让我忽然注意到普通民众（而非白领阶层）阅读的一些小报。在这些小报上，几乎每天第一版都是暴力杀人案件的报道和照片，最后一版是一张全版的美女半裸照。街头报摊把报纸摊开来，性感的胴体旁边就是各种血肉模糊的尸体。我观察了一个多月，除了节日之外，小报的版面设计几乎天天如此。天天发生的暴力案以这种后现代的方式展现出来，竟没让民众感到任何的不适，这表明社会对暴力多么习以为常。我想“罪行部分”正是要用无边无际的死亡报告来唤醒社会对暴力的麻木。
暴力主题也似乎与本书的题目相关。本书的编辑者，批评家依纳爵•埃切维利亚在“第一版按语”中指出，波拉尼奥的中篇小说《护身符》中曾提到一个2666年的公墓，这个公墓被一只死去或未出生的眼睛遗忘，这只水汪汪的、毫无感情的眼睛想要忘掉些什么，却把所有的都忘了。对埃切维利亚的这个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波拉尼奥似乎想通过“2666”这个题目暗示，如果人们想通过对暴力的麻木来忘记暴力所引起的不快，那么，他们将会忘记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不应该也不想忘记的。
也许这样沉重而负面的主题会吓跑一部分中国读者。其实，很多人更原意们相信另一个较为正面的说法。在《荒野侦探》中，少年马德罗1976年1月29日的记录里提到，塞萨蕾娅随意说出未来要开一个罐头厂，并计划在两千六百多年实现它。同书第二部分第二十一章，提到塞萨蕾娅讲起在二十二世纪的一场墨西哥革命。这个两个未来的时间很明显都不是“2666”，但是都指向未来。在《2666》的“罪行部分”中提到了1976年从墨西哥城出逃的两个学生。他们谈论了这一场也许要等五十年，五百年或者五千年才能在大街上发生的无形的革命。这两个学生当然是《荒野侦探》中的人物。综合以上线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2666”。在一个塞萨蕾娅和她的追随者们，也就是今日纯文学的追求者都早已不存在的未来，即2666年，终于发生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后，每个人内心中任何一点温存的愿望，如开个罐头厂，都可以实现而不会受到权势和暴力的威胁。塞萨蕾娅和纯文学的追求者看不到这一天，但是他们在有生之年的的追求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我真心并且颇带侥幸地希望，这个对“2666”的解释会唤起一些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同情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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