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启蒙者：不要忘了波普尔

比起罗素或者维特根斯坦贵族式目空一切的高傲，我倒是更喜欢波普尔中产阶级的有板有眼的小聪明。自然，有了“喜欢”，估计就会被骂不是纯学术。不过这种事情就像一个豆瓣网友说的：人坐在过山车上，一会头发直竖，一会变成大背头，下来之后大骂：“知道轨道有什么用，头发还是该朝哪儿朝哪儿”（麻烦这位网友马上过来认领）。

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大概属于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20世纪初，他们站了出来，以冷冰冰的神情宣称，他们“霸占了上帝和自由意志的领域（《科学哲学的兴起》）”。这群聪明的学者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把哲学的纯学术内容从人的主观和随意因素中剥离出来的方法，世界从此可以清静了。他们使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将数学和物理学的表达方式，用在哲学语言身上，尽管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但他们相信这种方向总是对的。哲学被数学家拯救，这实在是让哲学家们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幸亏波普尔不自谦地提醒我们，“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部分地是他的功劳（《无尽的探索》）”，而这种哲学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对真正哲学问题兴趣的丧失（《无尽的探索》）”。照我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解决的哲学问题，恐怕不比他们藏在椅子垫底下的更多。一个系统的解释力受到限制并不是件坏事，麻烦的是，不管你怎么说服人们细节的重要、或者把思想者们通过概念化和放大细节的鸵鸟政策从现实剥离，人们，包括你自己，总会忍不住问*那些*问题。波普尔和别的同时代哲学家一样，受够了思辨哲学家的喃喃自语，希望他们能够管住自己的嘴，但他始终不忘提醒自己：谁知道呢，噤声总不是最好的办法，它甚至不是办法。

即使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也不会声称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的常识或者经验、直观更可靠；它也没有鼓励我们对所有问题都去依赖转述的资料而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因为正如后来的哲学家所证明的，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会破坏任何转述的努力。当然，作为“坚决否认自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反对大词》）的波普尔，可能在直观经验的可靠性上也会画一个问号。这么看来，那些用证伪主义为科学的全能性辩护的人（科学的全能性？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矛盾观点）似乎并不了解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们在教科书上找到的一套现成的理论和道听途说的一套理论之间进行选择，不过就是在不同的“偏见（《反对大词》）”之间选择，“科学”通过证伪“逼近”真理，只能是过程的和发生论的。而要不要这么做，是个科学之外的价值判断问题，就像要不要“拿拨火棍威胁一位客人（《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一样。毕竟对于哲学来说，给出聪明的答案自然比给出愚蠢的答案好，但提出聪明的问题更好。或许我们可以说，波普尔能有心写《开放社会的敌人》，说明他在自由和真理之间，至少是个为赖辛巴哈所不齿的“伦理-认识论平行论者（《科学哲学的兴起》）”，或者自由的位置还能更靠前？

挖苦地讲，波普尔爵爷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可能多少有点捞名声的成分。开放社会的“敌人”们肯定会特别欢迎我这个说法，添油加醋地说什么他“玩了政治”，因而“自降身价”云云。对他们这类表演，我们嗤之以鼻就好。但这本书毕竟给他带来了不少圈子之外的注意力，这也算是他“小聪明”的体现吧！不过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这么做的坏处随后就展现，人们过于关注他的政治哲学，把这当成了他哲学的顶峰，自由世界因此吹捧他，独裁者因此咒骂他。人们的关注自然有关注的道理：正如前面所说的，这部作品谈论的不是架空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性命；但是过多地关注这些，就会忽视这个老头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真正兴趣，忽视孕育这一切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方法，而这对于我们生存在不论是自由世界，还是极权政治下，都是必要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最后的理性主义者和启蒙者，这个最后的将哲学寓于理性界限之内而又不断寻求人性解放的追寻者，这个最后的哲学家。一有时间的时候，便常常拜访他。

柏林曾经把学者分成狐狸型（比如福柯、休谟）和刺猬型（比如弗雷格、黑格尔），波普尔更像是个可爱的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