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子的村上春树
二战后的1947年到1949年,日本迎来了和平时代的第一次婴儿出生高峰,3年内出生婴儿的总数超过800万,这一数字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一代”。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是村上千秋和村上美幸夫妇的独子,这在当时婴儿潮的环境下是很奇怪的,居然是独子。
在《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村上春树设定的两位主人公---初君和岛本都是独生子女,小说开篇介绍初君“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人物的定位和村上的出生年月接近,或多或少可以从初君的自述中看出村上春树对于自己是独生子的一些看法:
「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两三个是平均数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时代和青春期结识的几个朋友的模样,但他们无一不是两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员。不是两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两兄弟,简直如刻板印刷一般。六七个小孩的家庭诚然少,只有一个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倒是无兄无弟只我自己。独生子。少年时代的我始终为此有些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小时候,“独生子”这句话最让我受不了,每次听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总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独生子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动的定论,乃是自然规律,一如山高则气压下降、母牛则产奶量多一样。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被人问起兄弟几个。只消一听无兄无弟,人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这样想道:这小子是独生子,一定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反应使我相当厌烦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时代的我厌烦和受刺激的,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不错,事实上我也是个被溺爱的体弱多病的极端任性的少年。」
诚然,经历过这样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村上春树将自己的感触注入到笔下的男主人公身上,他们以社会边缘人的形象出现,总是孤独的,不合群,但也似乎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读大量的书听大量的音乐,默默跑步游泳健身,有着一份再普通不过的职业或者干脆失业,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淡薄。村上惯之将他们描绘成放进人堆里就慢慢融进背景、模糊掉了的形象。
村上春树很少在作品中描绘家庭,《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是家庭笔墨较多的作品,主人公初君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这在目前看来,是村上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也算是家庭描绘较多的两部小说,只是这两本书中的家庭并不是以团结的面目出现,而是继承了村上以往在亲情上的淡漠描写。田村卡夫卡是离家出走的15岁少年,后杀死父亲,与母亲姐姐交合,姐姐也不是他的亲生姐姐,母亲在他尚未记事时便携带姐姐离开他和父亲,后来一直萦绕在田村卡夫卡脑海中的疑问是:为什么母亲离开时带走的是非亲生的姐姐,而不是自己?
《1Q84》中的人物也有着同样的家庭关系。天吾、青豆和深绘里都被设定成在十来岁自动脱离家庭的形象,Tamaru是生在萨哈林群岛的孤儿,中野亚由美在年幼时曾遭到叔伯的侵犯,这些人是真正的孤儿或者精神上的孤儿。青豆对于橡皮树的依恋胜于家庭,天吾在父亲昏迷之际才和他说了最多的话。纵观村上的创作,他极度迷恋这种淡漠亲情的描写,力求表现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人与家庭的疏散。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中,村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淡化家庭描写的原因:
「几乎我所有的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他在实际时间中看到他所必须看到的一切。也许可以这么说,他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罗威。他是中立的,为了超持中立性,他必须摆脱所有血缘关系以及和家庭体系的联系。
你可以把这看做我对传统日本文学中“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过于重要这一事实所做的回应。我想把我的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的城市居民的身份也与此有关,他是那种比起亲密关系和私人情意,更加看重自由和孤独的人。」
——这多少都和村上自身是独生子,并且在团块一代中略显另类的成长经历有关。
十多年前陈丹燕编过一本书,《独生子女宣言》,里面收录的是她在做电台主持人时,收到的上海试行独生子女政策那批小孩的来信,他们大多生于1975年左右,周围的同龄人都有兄弟姐妹,而他们孤身一人。那本书里的来信很好看,有着如今的独生子女绝非能体会到的孤独,里面有他们对于家庭、友情、爱情的疑问,这批独生子女总体呈现出孤独、困惑、恐惧和对自我的怀疑。自然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同,但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我想,从这一层面来说,应该也可以从这些信件中体会到村上春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部分的心理状况,也可以由此去理解他作品中家庭的疏离感,以及为什么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的孤单。
在《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村上春树设定的两位主人公---初君和岛本都是独生子女,小说开篇介绍初君“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人物的定位和村上的出生年月接近,或多或少可以从初君的自述中看出村上春树对于自己是独生子的一些看法:
「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两三个是平均数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时代和青春期结识的几个朋友的模样,但他们无一不是两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员。不是两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两兄弟,简直如刻板印刷一般。六七个小孩的家庭诚然少,只有一个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倒是无兄无弟只我自己。独生子。少年时代的我始终为此有些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小时候,“独生子”这句话最让我受不了,每次听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总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独生子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动的定论,乃是自然规律,一如山高则气压下降、母牛则产奶量多一样。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被人问起兄弟几个。只消一听无兄无弟,人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这样想道:这小子是独生子,一定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反应使我相当厌烦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时代的我厌烦和受刺激的,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不错,事实上我也是个被溺爱的体弱多病的极端任性的少年。」
诚然,经历过这样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村上春树将自己的感触注入到笔下的男主人公身上,他们以社会边缘人的形象出现,总是孤独的,不合群,但也似乎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读大量的书听大量的音乐,默默跑步游泳健身,有着一份再普通不过的职业或者干脆失业,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淡薄。村上惯之将他们描绘成放进人堆里就慢慢融进背景、模糊掉了的形象。
村上春树很少在作品中描绘家庭,《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是家庭笔墨较多的作品,主人公初君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这在目前看来,是村上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也算是家庭描绘较多的两部小说,只是这两本书中的家庭并不是以团结的面目出现,而是继承了村上以往在亲情上的淡漠描写。田村卡夫卡是离家出走的15岁少年,后杀死父亲,与母亲姐姐交合,姐姐也不是他的亲生姐姐,母亲在他尚未记事时便携带姐姐离开他和父亲,后来一直萦绕在田村卡夫卡脑海中的疑问是:为什么母亲离开时带走的是非亲生的姐姐,而不是自己?
《1Q84》中的人物也有着同样的家庭关系。天吾、青豆和深绘里都被设定成在十来岁自动脱离家庭的形象,Tamaru是生在萨哈林群岛的孤儿,中野亚由美在年幼时曾遭到叔伯的侵犯,这些人是真正的孤儿或者精神上的孤儿。青豆对于橡皮树的依恋胜于家庭,天吾在父亲昏迷之际才和他说了最多的话。纵观村上的创作,他极度迷恋这种淡漠亲情的描写,力求表现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人与家庭的疏散。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中,村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淡化家庭描写的原因:
「几乎我所有的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他在实际时间中看到他所必须看到的一切。也许可以这么说,他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罗威。他是中立的,为了超持中立性,他必须摆脱所有血缘关系以及和家庭体系的联系。
你可以把这看做我对传统日本文学中“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过于重要这一事实所做的回应。我想把我的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的城市居民的身份也与此有关,他是那种比起亲密关系和私人情意,更加看重自由和孤独的人。」
——这多少都和村上自身是独生子,并且在团块一代中略显另类的成长经历有关。
十多年前陈丹燕编过一本书,《独生子女宣言》,里面收录的是她在做电台主持人时,收到的上海试行独生子女政策那批小孩的来信,他们大多生于1975年左右,周围的同龄人都有兄弟姐妹,而他们孤身一人。那本书里的来信很好看,有着如今的独生子女绝非能体会到的孤独,里面有他们对于家庭、友情、爱情的疑问,这批独生子女总体呈现出孤独、困惑、恐惧和对自我的怀疑。自然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同,但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我想,从这一层面来说,应该也可以从这些信件中体会到村上春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部分的心理状况,也可以由此去理解他作品中家庭的疏离感,以及为什么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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