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困境——从卢卡奇晚年的自我批评说起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困境——从卢卡奇晚年的自我批评说起
一、“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卢卡奇一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视、对于异化现象的开拓性论述都标志着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转型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开始逐渐返回到自身的德国哲学的思想源流（康德、黑格尔、尼采）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进一步隐退到书斋之中，其景象，可以类比于李泽厚描述中国九十年代文化界的妙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
在卢卡奇的开拓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之后，在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树起了启蒙理性批判的大旗，矛头直指败坏了高雅文化和通俗娱乐的现代文化工业和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大众社会，其主题是：工人为何不革命？人民为何选举纳粹党？同一时期，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阿伦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则反思了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生存境遇，深入探讨了技术与人性、自由与责任、伦理与政治，其主题是：人类如何摆脱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
到了五六十年代，法国思想家异军突起，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借助精神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深入剖析人的精神世界中鬼影重重的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并将批判的视野从资本扩展到国家，从政治经济（即劳动）扩展到日常生活（即消费，或“再生产”）。借助于法国思想家的想象力，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视角被广泛应用到对于人类生活的各项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环境保护、女性主义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奇怪的是，卢卡奇本人却并不认可这种影响力。首先，卢卡奇在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时曾经就此书做出过公开的自我批评。人们最初曾认为这是卢卡奇迫于政治压力的无奈之举。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卢卡奇全集》第二卷的一部分而再版，卢卡奇在82岁的高龄，为此卷写了长篇序言（以下简称“新版序言”）[ 此文还被收录在1971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卢卡奇自传体文集《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中，题为《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主要针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以下简称《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作了详细的回顾与分析。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卢卡奇甚至更加坚定地宣称当时“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不仅如此，卢卡奇还特别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作用，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页]矛头直指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主要流派。
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犯的两个主要错误。其中造成最严重后果的那个错误就是：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或卢卡奇所用的术语“物化”），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对象化/物化。
卢卡奇认为，“对象化的确是一种不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现象。……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时，只有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时，我们才能谈到客观的社会的异化状态，并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才能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标记。”[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页]换句话说，异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遭到扭曲的对象化，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类状况。“人类状况”一词，显然取自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同名著作。通过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困境当作是人类固有的存在境遇来进行文化批判，这就忽视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从而不可能得出彻底和全面的见解，也就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过，在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发现，虽然卢卡奇批判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存在主义，但他本人的论述却同样是人道主义式的：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成为异化的标准时，就预设了一种永恒不变的而且是美好的“人性”。这对于强调历史性的卢卡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矛盾是卢卡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根本性困境的产物，本文最后的结论将对此予以说明。
除了忽视历史性之外，卢卡奇认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忽略了劳动作为所有实践活动基础的重要性：“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
二、“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
这篇序言从介绍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经历开始，详细叙述了卢卡奇在理论观点上的发展和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经历，并以1928年《勃鲁姆提纲》和1930年代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为界限，标志着“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从而我的全部青年时期的发展最终结束的时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页]
卢卡奇为自己一生的理论活动理出了一条“曲折的线索”：“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
在这篇回顾自己从一战结束到二十年代末的思想自传的结尾处，卢卡奇把自己对于其他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错误观点的改造的反对称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他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我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纳入他的整个世界观体系之中，而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愿把它们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在几十年后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和阶级意识》。不管是对是错，我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页]
最后，卢卡奇不无自信地宣告：“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新的作品，这一切也许都许可我现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明显片面的观点。当然，确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某些构思正确的倾向对我以后的活动、甚至对其他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于成效的结果，这不是我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可以平静地留给历史去做出判断。”[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
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哪些内容被卢卡奇认为是“构思正确的倾向”呢？虽然他没有明确列举，但是所谓“构思正确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斯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在这篇简短的回顾中，卢卡奇十分自豪地摘录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段文字：“……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页]
卢卡奇认为，自己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强调，虽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大成就之一，即“使那曾被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但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扭曲”，即“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这一扭曲，也直接导致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忽视了劳动的意义，从而片面化地理解了实践的概念。
卢卡奇回忆，直到接触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才开始意识到黑格尔主义的片面之处：“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我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扫到了一边。毫无疑问，我本应该从我以前阅读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此类似，并且现在对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思想。但事实上，我过去没有这样做，这显然是由于我一直是根据我本人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因此，只有全新的文献才能造成这样强烈的效果。（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在布鲁姆提纲中已经动摇了这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不管怎么说，即使今天，我依然记得马克思的一句话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说，客观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首要物质属性。这一点联系到上面已经提到的观点，即对象化是一种自然手段，人用它来统治世界，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是这种活动的一个特殊变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起作用。这就完全摧毁了《历史和阶级意识》过去的独特成就的理论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4页]
在发现这一根本性错误之后，卢卡奇本来打算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作出至关重要的补充：“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做出考察。”但是，卢卡奇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文艺美学领域：“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个愿望，想利用我的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于是，经济研究的计划被耽搁了，“只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才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3页]
问题在于，这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似乎是一场无所建树的斗争，因为重要的不是马克思对我们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向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这一思想变化的进步性，或许被错误地高估了，况且，卢卡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着重强调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因素，直到晚年，卢卡奇仍然在不懈地尝试建立一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原先是作为计划中的《伦理学》的绪论，却最终写成了也许是哲学史上最长的一篇绪论。在考察了卢卡奇一生的著述之后，卢卡奇思想传记的作者却以这样的话来结尾：“从卢卡奇至今已建立的名声看来，可能主要还是依靠《历史和阶级意识》以及他的文学评论，当然人们也可以大胆预测，《审美特性》在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并最终被公认是他的杰作之后，也将会提高他的声望。”[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政治工作与理论工作：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尴尬角色
在这篇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评性总结中，卢卡奇多次谈到参加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于他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中，1929年受托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勃鲁姆提纲对于卢卡奇来说，既标志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在勃鲁姆提纲中，卢卡奇提出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合法口号来争取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但却遭到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的严厉斥责，勃鲁姆提纲被认为是退缩的机会主义纲领。卢卡奇回忆道：“我就勃鲁姆提纲进行的内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评，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像我坚信的那样，很明显是正确的一方，但又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轰动的失败，那么，我一定是严重地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因此，我感到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于理论活动。”[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8页]卢卡奇和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柯尔施的不同之处在于，柯尔施坚持批判共产国际直到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而卢卡奇则从列宁身上看到了新型革命家的光辉，同时在党内斗争中自动放弃而退居二线。
上面这段话中的一个地方有助于我们认识卢卡奇思想的矛盾性，即：卢卡奇把现实政治与理论活动做了区分，认为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对于一个如此重视“实践”的革命理论家来说，这种区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因为对于革命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区分的，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就在这段话的前面，卢卡奇还强调了参与匈牙利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是其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1924年以后，第三国际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正确地规定为‘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理论立场。在俄国党的争论中，我站到斯大林一边，赞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国建成的理论，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发展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然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更直接和主要的东西，首先是匈牙利党工作的经验。……1928年前后，斯大林将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了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这就完全关死了建立左派联合阵线的大门。虽然在俄国党争论的中心问题上，我站在斯大林一边，但在这一问题上，我却深深厌恶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党内的大多数左翼集团都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我对它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丝毫没有妨碍我从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极左倾向中逐步解脱出来。……当时我极力寻找一种‘真正的’左翼纲领，它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德国对立两派观点的第三种选择。然而，这种从政治和理论上解决转变时期矛盾问题的想法，被注定成为空想。我从未得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表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作品。”[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4页]卢卡奇在这里再次将理论和政治并列起来。
或许在卢卡奇看来，政治工作意味着团结和斗争，意味着对于领导权的争夺，而理论工作则意味着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两者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只是分工不同，前者类似于战士和将军，后者则类似于谋士和军师。但是，这虽然能够解释卢卡奇如此轻易地就退出政党活动，却又不符合卢卡奇心中理想的革命者的形象，例如他对于列宁的描写：“简单地说，列宁的这幅肖像可以描绘如下：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具体涵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页]
当我们比较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政治观点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卢卡奇同意第三国际关于20年代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判断，而柯尔施却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相应地在策略上，卢卡奇认为应该先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议会斗争中逐渐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而柯尔施则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很明显，卢卡奇更保守，而柯尔施更激进。两人的不同之处还可以继续列举：卢卡奇的父亲是大银行家，柯尔施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当30年代卢卡奇在莫斯科转向文艺批评的工作时，柯尔施则在从丹麦到美国的流亡中写出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纵观卢卡奇的一生，只有1918年到1929年这短暂的十年中积极参与了“政治工作”。在这之前，是接连师从德国学术巨匠的青年期，他的老师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齐美尔、韦伯、狄尔泰等大师级的人物；而在这之后，则是在美学、文艺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潜心研究和大量著述。按照卢卡奇的标准，这些都是“理论工作”。
卢卡奇认为自己参与政治工作是颇为偶然的：“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7页]而导致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关键的因素，与其说是伦理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美学上的，正如卢卡奇所讲：“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页]这番话表明，最初激发起卢卡奇的思考和行动的因素，主要是世风日下的感受，而不是社会不公的现实。
这里还须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二十世纪初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笼罩在欧洲人心头的悲观情绪，就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表达的那样。考虑到这个时代背景，再加上卢卡奇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就不难理解卢卡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一致的原因了。同样的原因也说明了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卢卡奇以人道主义逻辑去批判另一种人道主义理论的矛盾现象。
对于卢卡奇这个人物的考察，最后不得不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人可能既是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知识分子/职业学者吗？或者更简单地说，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知识分子革命者”这样的东西吗？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在“告别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如何避免理论活动的行政化或者商业化，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避免或如何对待自身角色的非政治化？卢卡奇晚年真诚的自我批评，在这里便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尴尬角色的一个注脚。在很多方面，这都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同样从文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以及同样真诚的自我总结《多余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上）（下），赵一凡，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1期、第12期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卡尔·柯尔施著，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2月
一、“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卢卡奇一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视、对于异化现象的开拓性论述都标志着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转型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开始逐渐返回到自身的德国哲学的思想源流（康德、黑格尔、尼采）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进一步隐退到书斋之中，其景象，可以类比于李泽厚描述中国九十年代文化界的妙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
在卢卡奇的开拓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之后，在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树起了启蒙理性批判的大旗，矛头直指败坏了高雅文化和通俗娱乐的现代文化工业和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大众社会，其主题是：工人为何不革命？人民为何选举纳粹党？同一时期，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阿伦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则反思了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生存境遇，深入探讨了技术与人性、自由与责任、伦理与政治，其主题是：人类如何摆脱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
到了五六十年代，法国思想家异军突起，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借助精神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深入剖析人的精神世界中鬼影重重的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并将批判的视野从资本扩展到国家，从政治经济（即劳动）扩展到日常生活（即消费，或“再生产”）。借助于法国思想家的想象力，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视角被广泛应用到对于人类生活的各项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环境保护、女性主义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奇怪的是，卢卡奇本人却并不认可这种影响力。首先，卢卡奇在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时曾经就此书做出过公开的自我批评。人们最初曾认为这是卢卡奇迫于政治压力的无奈之举。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卢卡奇全集》第二卷的一部分而再版，卢卡奇在82岁的高龄，为此卷写了长篇序言（以下简称“新版序言”）[ 此文还被收录在1971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卢卡奇自传体文集《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中，题为《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主要针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以下简称《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作了详细的回顾与分析。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卢卡奇甚至更加坚定地宣称当时“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不仅如此，卢卡奇还特别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作用，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页]矛头直指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主要流派。
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犯的两个主要错误。其中造成最严重后果的那个错误就是：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或卢卡奇所用的术语“物化”），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对象化/物化。
卢卡奇认为，“对象化的确是一种不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现象。……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时，只有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时，我们才能谈到客观的社会的异化状态，并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才能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标记。”[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页]换句话说，异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遭到扭曲的对象化，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类状况。“人类状况”一词，显然取自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同名著作。通过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困境当作是人类固有的存在境遇来进行文化批判，这就忽视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从而不可能得出彻底和全面的见解，也就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过，在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发现，虽然卢卡奇批判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存在主义，但他本人的论述却同样是人道主义式的：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成为异化的标准时，就预设了一种永恒不变的而且是美好的“人性”。这对于强调历史性的卢卡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矛盾是卢卡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根本性困境的产物，本文最后的结论将对此予以说明。
除了忽视历史性之外，卢卡奇认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忽略了劳动作为所有实践活动基础的重要性：“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
二、“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
这篇序言从介绍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经历开始，详细叙述了卢卡奇在理论观点上的发展和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经历，并以1928年《勃鲁姆提纲》和1930年代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为界限，标志着“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从而我的全部青年时期的发展最终结束的时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页]
卢卡奇为自己一生的理论活动理出了一条“曲折的线索”：“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
在这篇回顾自己从一战结束到二十年代末的思想自传的结尾处，卢卡奇把自己对于其他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错误观点的改造的反对称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他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我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纳入他的整个世界观体系之中，而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愿把它们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在几十年后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和阶级意识》。不管是对是错，我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页]
最后，卢卡奇不无自信地宣告：“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新的作品，这一切也许都许可我现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明显片面的观点。当然，确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某些构思正确的倾向对我以后的活动、甚至对其他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于成效的结果，这不是我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可以平静地留给历史去做出判断。”[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
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哪些内容被卢卡奇认为是“构思正确的倾向”呢？虽然他没有明确列举，但是所谓“构思正确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斯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在这篇简短的回顾中，卢卡奇十分自豪地摘录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段文字：“……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页]
卢卡奇认为，自己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强调，虽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大成就之一，即“使那曾被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但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扭曲”，即“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这一扭曲，也直接导致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忽视了劳动的意义，从而片面化地理解了实践的概念。
卢卡奇回忆，直到接触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才开始意识到黑格尔主义的片面之处：“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我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扫到了一边。毫无疑问，我本应该从我以前阅读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此类似，并且现在对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思想。但事实上，我过去没有这样做，这显然是由于我一直是根据我本人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因此，只有全新的文献才能造成这样强烈的效果。（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在布鲁姆提纲中已经动摇了这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不管怎么说，即使今天，我依然记得马克思的一句话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说，客观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首要物质属性。这一点联系到上面已经提到的观点，即对象化是一种自然手段，人用它来统治世界，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是这种活动的一个特殊变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起作用。这就完全摧毁了《历史和阶级意识》过去的独特成就的理论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4页]
在发现这一根本性错误之后，卢卡奇本来打算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作出至关重要的补充：“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做出考察。”但是，卢卡奇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文艺美学领域：“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个愿望，想利用我的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于是，经济研究的计划被耽搁了，“只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才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3页]
问题在于，这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似乎是一场无所建树的斗争，因为重要的不是马克思对我们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向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这一思想变化的进步性，或许被错误地高估了，况且，卢卡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着重强调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因素，直到晚年，卢卡奇仍然在不懈地尝试建立一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原先是作为计划中的《伦理学》的绪论，却最终写成了也许是哲学史上最长的一篇绪论。在考察了卢卡奇一生的著述之后，卢卡奇思想传记的作者却以这样的话来结尾：“从卢卡奇至今已建立的名声看来，可能主要还是依靠《历史和阶级意识》以及他的文学评论，当然人们也可以大胆预测，《审美特性》在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并最终被公认是他的杰作之后，也将会提高他的声望。”[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政治工作与理论工作：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尴尬角色
在这篇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评性总结中，卢卡奇多次谈到参加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于他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中，1929年受托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勃鲁姆提纲对于卢卡奇来说，既标志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在勃鲁姆提纲中，卢卡奇提出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合法口号来争取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但却遭到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的严厉斥责，勃鲁姆提纲被认为是退缩的机会主义纲领。卢卡奇回忆道：“我就勃鲁姆提纲进行的内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评，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像我坚信的那样，很明显是正确的一方，但又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轰动的失败，那么，我一定是严重地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因此，我感到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于理论活动。”[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8页]卢卡奇和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柯尔施的不同之处在于，柯尔施坚持批判共产国际直到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而卢卡奇则从列宁身上看到了新型革命家的光辉，同时在党内斗争中自动放弃而退居二线。
上面这段话中的一个地方有助于我们认识卢卡奇思想的矛盾性，即：卢卡奇把现实政治与理论活动做了区分，认为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对于一个如此重视“实践”的革命理论家来说，这种区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因为对于革命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区分的，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就在这段话的前面，卢卡奇还强调了参与匈牙利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是其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1924年以后，第三国际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正确地规定为‘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理论立场。在俄国党的争论中，我站到斯大林一边，赞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国建成的理论，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发展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然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更直接和主要的东西，首先是匈牙利党工作的经验。……1928年前后，斯大林将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了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这就完全关死了建立左派联合阵线的大门。虽然在俄国党争论的中心问题上，我站在斯大林一边，但在这一问题上，我却深深厌恶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党内的大多数左翼集团都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我对它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丝毫没有妨碍我从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极左倾向中逐步解脱出来。……当时我极力寻找一种‘真正的’左翼纲领，它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德国对立两派观点的第三种选择。然而，这种从政治和理论上解决转变时期矛盾问题的想法，被注定成为空想。我从未得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表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作品。”[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4页]卢卡奇在这里再次将理论和政治并列起来。
或许在卢卡奇看来，政治工作意味着团结和斗争，意味着对于领导权的争夺，而理论工作则意味着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两者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只是分工不同，前者类似于战士和将军，后者则类似于谋士和军师。但是，这虽然能够解释卢卡奇如此轻易地就退出政党活动，却又不符合卢卡奇心中理想的革命者的形象，例如他对于列宁的描写：“简单地说，列宁的这幅肖像可以描绘如下：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具体涵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页]
当我们比较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政治观点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卢卡奇同意第三国际关于20年代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判断，而柯尔施却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相应地在策略上，卢卡奇认为应该先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议会斗争中逐渐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而柯尔施则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很明显，卢卡奇更保守，而柯尔施更激进。两人的不同之处还可以继续列举：卢卡奇的父亲是大银行家，柯尔施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当30年代卢卡奇在莫斯科转向文艺批评的工作时，柯尔施则在从丹麦到美国的流亡中写出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纵观卢卡奇的一生，只有1918年到1929年这短暂的十年中积极参与了“政治工作”。在这之前，是接连师从德国学术巨匠的青年期，他的老师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齐美尔、韦伯、狄尔泰等大师级的人物；而在这之后，则是在美学、文艺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潜心研究和大量著述。按照卢卡奇的标准，这些都是“理论工作”。
卢卡奇认为自己参与政治工作是颇为偶然的：“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7页]而导致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关键的因素，与其说是伦理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美学上的，正如卢卡奇所讲：“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页]这番话表明，最初激发起卢卡奇的思考和行动的因素，主要是世风日下的感受，而不是社会不公的现实。
这里还须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二十世纪初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笼罩在欧洲人心头的悲观情绪，就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表达的那样。考虑到这个时代背景，再加上卢卡奇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就不难理解卢卡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一致的原因了。同样的原因也说明了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卢卡奇以人道主义逻辑去批判另一种人道主义理论的矛盾现象。
对于卢卡奇这个人物的考察，最后不得不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人可能既是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知识分子/职业学者吗？或者更简单地说，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知识分子革命者”这样的东西吗？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在“告别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如何避免理论活动的行政化或者商业化，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避免或如何对待自身角色的非政治化？卢卡奇晚年真诚的自我批评，在这里便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尴尬角色的一个注脚。在很多方面，这都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同样从文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以及同样真诚的自我总结《多余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上）（下），赵一凡，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1期、第12期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卡尔·柯尔施著，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2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