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诗歌精神与国家认同

安提戈涅
2012-01-27 看过
  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
  神圣的基督的更深一层下面
  我看到了……
  城市和城市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热烈感情
          ——惠特曼《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


事情可以从万古圣贤奥古斯丁说起。

在卷轶浩繁的《上帝之城》中,有一股思想的扭绳拉紧全书二十二卷,那就是上帝作为至善何为?正是通过比对罗马这个地上之城的命运,奥古斯丁引领人们去思考上帝与上帝之城这一至善的存在。“无上光荣的上帝之城,或是在时间的穿梭中,因信得生,在不敬的人们当中旅行;或是稳稳地坐在永恒的宝座上(现在她正满怀耐心地期待着那宝座,直到“公义要转向审判”,然后靠了那最终的辉煌胜利和完满的和平,终将获得)。”相形之下,世俗之城哪怕无限接近于正义与完美,仍只能远远望上帝之城项背,“虽然她追求统治,让各民族做她的奴仆,自己却被统治的欲望所统治着。”因而,面对上帝之城,人类唯有“谦卑”,这种态度与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盛赞的帝国统治技艺针锋相对,奥古斯丁强调的是,超越那蔓延在尘世中的偶然与无常,谦卑把我们提升到大地的至高所在,“这不是靠人高傲的僭越,而是靠神恩的赐予。上帝之城的君王和创建者,在他的选民的圣书上用下面的词句展现了神圣的律法: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者。”

基督教思想在奥古斯丁时期渐渐形成了一个圆融的体系,然而对系统神学阐幽发微的接力棒,却一代代往下流传曼演与丰富着,时光流转背后,老而弥坚的依旧是人与上帝及上帝之城间等级森严的关系模式——事情的变化出现在19世纪初北美那片有待拓荒的处女地上。当然,一如布鲁姆所言,在这一时期之前、同时乃至之后,很多的宗教性创新、想象、变革、异端出现了,但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诚实地实现了自己的勇气、生命力、洞见和卡里斯马才能”。这个他,指的正是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这位美国早期历史上的先知式人物,以寒冷干燥的盐湖城为圣殿萌蘖之所,逐渐花开结缔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地上之国,改写了19世纪末自由主义神学时期的神人模式,更唤启了一个新大陆的国家气质。

布鲁姆作为“耶鲁四人帮”之一,研究对象除诗歌批评与理论批评外,更兼具宗教批评,在其人行文中,往往令人惊喜地发现某种突破视域局限而整合着宗教情结与诗化哲学的批评风格。《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一书中,布鲁姆自选的三篇论述摩门教的文章,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杂糅着浪漫主义的诗歌精神、诺斯替主义与喀巴拉主义的宗教情怀,意脉纷呈却最终指向一个事实: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个北美新大陆的地上之城。在这一刻,布鲁姆与理查德•罗蒂一语不发,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所有宗教都是一种诗歌的流溢,不论好坏,史密斯及其观念中有某种东西仍是我们国家及其精神的核心。”开诚布公,布鲁姆毫不犹疑地将诗歌与摩门教相联姻。决不能视这两厢的联系为附庸风雅的比附,同样出于“筑就我们的国家”目的的罗蒂谆谆告诫于这种诗性文化形象的重要性: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不同故事往往可以上升到政治领导权的竞争: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杜威超越哲学的美国表达方式、艾默生自助与革新精神组成了一道“新亚当”长廊,他们的形象激发了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与自豪感,与当下一些流行小说中流露的对国家精神“自嘲”与“自憎”情绪相对峙着。在布鲁姆笔下,神性与诗性交织于身的约瑟夫•史密斯形象开则凿出了一条泛着深广想象力之光的通道,它是诗歌与摩门教联姻的基础,它使得这位先知如同诗人一般,以此深广的想象力创造出一门新宗教,仿佛荒野中美国如一朵荒漠之花般冒然而出。

这种想象力,尤为突出表现在新“上帝之国”的创设上。以诗学想象为界,约瑟夫将一个形而上的空间落实到一片广袤荒凉的实存土地上,泥土飞溅,麦子滚烫。在这新国土内,仪式性的繁枝茂叶被清理干净,没有新的登山宝训,也没有任何救赎传说,约瑟夫的教义胆敢否认原罪的教条乃至否认上帝创世,以为他至多不过是个组织者。布鲁姆激赏于此:“当约瑟夫声称上帝组织了我们和我们的世界,而不是创造了这些时,他的美国式天才在此简直表现的淋漓尽致不过了。”与那些清教、犹太教的先辈不同,“他集中注意的恰恰是年轻的艾默生应该产生想象性情感的东西”,那是一种把上帝拉回地面或曰“把人提升到天上”的努力。由此,抽象之“城”内部的神圣情感被拉闸泻出,以最大的波峰暗涌,迅速湿润了世俗泥土,欧陆传统神学中上帝神性被冲刷降格,北美新大陆的洪荒却泽被着些许神圣性。在《摩门教神学原理》中,堂而皇之声称如下:“上帝是万物之中的一物,而不是存在本身或存在的基础,因此他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

面对这样的“上帝”, 奥古斯丁何能不退避三舍,“谦卑”何能不随水逐流?约瑟夫否认上帝之国与上帝的全能并非意在坐舟称王,他要的是人人皆神,上帝之城即地上之国。于是,脚踏这大地的众生们也勇敢地消除了上帝和人的区别,约瑟夫的继承人杨百翰甚至兴奋地参照喀巴拉主义的思辨指出:“神曾经就是地上的人,上帝、亚当和原型天使米迦勒其实是同一个人形”。固然,这使我们联想起东正教教义,希腊教父版的尼西亚信经与奥古斯丁版的信经以“和子句”之争导向了教会分裂,“圣灵自父和子而共发”一句也暗示着在东正教中神所秉持的人性以及人向神圣飞升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兼具人性与神性的正教教义与摩门教的“同一个人形”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对早期犹太教的强力误读,约瑟夫、杨百翰们所眺望的,是彻底切断高高在上的神性,而使(美国)人以全能的、近乎神的形象在世俗之国的气脉中缓缓铺陈开“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惠特曼语),这一刻,所有信徒的憧憬、美国美国大写的“人”的精神与惠特曼的诗歌融为一体:

在清晨成为亚当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并没有创造他,

相反

上帝需要他成为神本身

……

布鲁姆清楚地指出,美国人对两种自由情有独钟:“创造的自由与他人存在的自由。”摩门教徒对第一种自由情有独钟,而总想逃离第二中自由的独孤,也就是只想和耶稣同在——南部温和的浸礼派亦复如此。这种渴望创世、创造自我并与神、宇宙融为一体的情感何尝不是惠特曼高声唱遍的主题?在《给各州》中,惠特曼唱道:

对各州,对其中任何一个,

或各州中的任何一城,

应该说:“要多抗拒,少顺从。”

……

多抗拒、少顺从,多自助、少受助,多创造、少受造,这一系列准则既是新大陆诗歌“大嗓门”的神髓,更随着摩门教的教义深深契合入美国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中,使得“宗教成为一个族众”(布鲁姆《美国宗教》一书第四章的直译标题)的人们与卡夫卡笔下的K来处相同,即从无中来——用布鲁姆的话形容是“未被历史所污染的”——去处却明朗的多,那就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展现的秩序与法律远景。以极富诗歌精神的想象力,先知约瑟夫与上帝之国的新亚当们搭建出新大陆文化归属感的宗教前景与基石——实际上,准确来说,应该呼之为“类宗教景与基石”,杜威曾希望美国是第一个有勇气拒绝从哲学上证明自己合理的民族,已经与传统基督教深深割裂的摩门教也不应理解成从神学上证成美国合法性的工具,当约瑟夫在摩门教义中疾呼“人的心灵和上帝本人一样的不朽”时,他所放言的就不仅是一个新宗教的立根之本,更规划着宗教能力所能提供给一个世俗国家的责任、激情与不朽。因而,毋宁说上帝之国呈现出的是一种蓝图式的气质:“摩门教使美国式的崇高精神具体化了”。这种具体化最终使布鲁姆以近乎傲慢的自信点出一个核心观点:美国宗教的上帝根本不是造物主的上帝,因为美国人根本不是受造物。毫无疑问,约瑟夫凭借民族预言家的身份同样可以跻身罗蒂所盛赞的诗化形象之列——遑论他还更多一些迷人的神秘色彩。

似乎为了强调摩门教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作用,布鲁姆甚至罗列了一些数据:“1991年,摩门教徒已经成了狂热的爱过主义同盟”,在2020年,教徒占人口总数比例将会从2%跃至10%,乃至根据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说法,只有爱国的美国人才能成为摩门教徒云云……但深究这些又何关宏旨呢?唯一可深信的,是美国人对创世的渴求刺激着他们的先知叙事,这一宏大叙事中的细节纷纷被烧制成筑就其国家的热砖。罗蒂显然深谙此道,他懂得运用诗化想象,使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压到其耻辱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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