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写历史

yrh
2012-01-27 10:55:27 看过

转杜树人先生文章一篇,批评的是马勇,但马、袁笔法实是同源。写得比鄙文好太多了: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 有很多人很都喜欢这本书,这并无不可。但是,喜欢的人还很喜欢赞誉“历史学家”袁伟时,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这世上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叫袁伟时,有的只有公知袁伟时。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动辄批判中国前三十年的史学,殊不知这三十年的学术自有其成就可言,只是有人不看书而已了。前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有没有问题?有。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忘了历史学家的本份,一来喜欢以古讽今,做政治的打手;二来就是动辄给历史人物定性,炫耀自己的后知后觉,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前人的愚昧无知,声称他们贻误了整个民族。而袁伟时就是这两种“传统”最好的继承者。其夹带私货,要当政接受“普世价值”等等的意思,读者自然都能看出;至于其动辄贬斥“封建统治者”愚昧无知等等,又与前三十年的史学何异?站在当今评论前人,谁都能挑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然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史家所必备的,就是理解之同情。清朝在应对西方冲击时的笨拙,又岂是一两个统治者的愚昧或是所谓传统文化的落后所造成的?想象一下,数千年来都作为目所能及的天下的主宰的天子,又如何会认识到这几声炮声背后的会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冲击?即便是军队惨败,他又怎么知道这群海上的蛮夷和当初北方骑在马上的蛮夷有什么区别?中原王朝败于周边藩属或不藩属的政权或部落,数以百计(千计?),为何他们应该认识到,这次的竟然是“现代文明”来了?学术研究在这些方面早就厘清了许多误解,还是那句:只是有人不读书罢了。和前三十年的史学不同的只是,前三十年的史学热衷于用一种粗俗的、简化的马克思史学作为判断历史人物的标准,而袁先生则是拿了所谓“现代文明”作为尚方宝剑。 实际上,袁伟时整本书的论证思路都极为简单:用“现代文明”的标准判别,由于西方文明、俄罗斯、日本有这些并且统治者懂得接受普世文明,而中国没有这些外加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不知道跟上世界大潮,所以中国迎来了数千年来未有的衰落。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搞笑的现象:较为流行的比较研究有两种,一种是某一文明与本国文明的比较,另一种就是西方文明与任一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吊诡的是,世界文明多姿多彩,但是在后一种研究中,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几乎都是一样的:专制独裁,思想封闭,等等。这一部分是由于当下比较研究本身的弊病,只知道强调比较,殊不知比较研究的重点在于联系;但这更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其思路,更赤裸一点来说,就是将现在的西方定义为自由民主平等吧啦吧啦吧啦,然后开始苦心孤诣地追根溯源,找出西方历史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传统”,继而在哈哈镜里头一照,得到专制独裁思想封闭等等的,然后套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一切非西方文明,正是因此所有拙劣的比较研究中的非西方文明都是一个样的。觉得很熟悉么?公知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快速回忆了一下,进入过世界杯的足球队,背后的国家体制类型几乎涵盖了巴灵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里的全部范畴;而世界上列车追尾和没追尾的国家,同样涵盖了这些体制的全部类型。”然而,在公知的眼中,“中国似乎尤其特殊,这里的事情没法办,这里的人们必须死,因为,体制没有变。”在公知看显示,眼中都是体制的问题;公知看历史,眼中就都是传统的祸害,不接受现代文明等等等等。背后台词都只有一个:普世价值啊亲。 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问题,例如史料不扎实而只知道议论,经常几页甚至十几页都看不到一条引注,即便所用史料,也是二手材料等等。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袁伟时只是一个公知,不是历史学家。这本书不是历史学著作,而只是所谓“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宣传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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