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圣女—《圣女的救济》人物的心理学剖析(六)

风君
2012-01-21 看过
《圣女的救济》是东野“神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二部长篇。相比声誉满载的前作《嫌疑人X的献身》,本作是否能延续其高水准呢?这大概是不少读者阅读前有所期待又有所疑问的。

首先,作为一部推理小说,诡计的构建和剧情的推进还是需要给予最先关注。与《X》相同,本作中东野仍然采用了一上来便向读者直陈犯罪者身份的写法。杀死真柴义孝的,必是其妻子绫音无疑。于是故事的关键悬念已经不是“谁做的”而是“如何做”的问题了。亦即是说破解真柴绫音如何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情况下导致其丈夫死亡这一“不可能犯罪”就是最大看点。然而,在如此明显的情势下,东野仍然反复在草薙的刑侦步骤中强调绫音犯罪的不可能性,甚至让草薙本人对绫音带上“别样情感”,仍以嫌疑人未明的普通办案流程来推进案情,让剧情在前期显得十分拖沓冗长,缺乏紧凑感。虽然草薙的作为有其剧情上的作用,即牵出义孝的前女友津久井润子的存在,并将这一线索与主线融汇后揭示出真相,然而其还是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似乎只是为了制造和内海熏的态度对立而构建出来一般。另外,本书的结尾处理也较为乏力,没有《X》中那种激烈的冲突和升华,稍显平庸。在这些方面,应该说本作相比前作的高度,还是略微逊色。

不过,在作为核心的诡计方面,本作的表现并不令人失望。绫音如何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杀死义孝,其手法可说是令人苦思冥想仍不得其解的难题。汤川称其为“虚数解”,可谓十分贴切。一来作案手法几乎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是为“虚数”,二来其用心与一般凶杀可谓截然相反。普通的案件,杀人者千方百计为的是杀死被害人而不露痕迹,然而本案中,绫音却是竭尽全力“保护”义孝不被其早在一年前已投下的毒杀死。两者区别,正如“实数”与“虚数”之别。相信当最终答案揭晓时,读者会对其突破常规的构想惊异不已,并发出“不愧是东野”的感叹。可以说,虽然在剧情方面有所欠缺,但本作仍是一本堪称出色的推理作品,其诡计的设定水准足可与《X》相比肩。

(以下涉及剧透,慎读)

当然,东野的作品中向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对人性的刻画,也在本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书名“圣女的救济”一开始不免令人生疑:既然是杀人,为何称为“救济”?杀人者又为何称“圣女”?全书看完,这一题目的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书中被杀的义孝,其实为“有罪者”,因为他的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的观点,而导致了前女友津久井润子的死亡。对其罪责的判罚,在案发的一年前,绫音将砒霜藏于净水器中的时候,其实已经宣判。之后的一年,正是因为绫音的监护和照看“关怀”,他才能免于横死。如果义孝能够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那么他便能在绫音这名“圣女”的救济之下而存活,可惜他还是执迷不悟,最终圣女离他而去,而他也只有面对死亡的惩罚。然而,“圣女的救济”为何会以失败告终?仅仅是因为被救济者的冥顽不灵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不错,义孝是“罪者”,他的罪确凿无疑,那就是蔑视女性,将其视为单纯的“产子机器”,而不是应该关爱与呵护的伴侣。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好色无厌,只知玩弄女性的等徒浪子,无良之辈。也许有些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会愤慨于义孝的薄情而自行将其推定为此类人,但这毕竟不符合东野的设定:他在书中屡次借义孝友人猪饲之口陈述其并非见女性就下手的花花公子,也绝不以猎艳和玩弄女人心为乐。他将女性视为物件的态度,目的只为一个,即拥有一个孩子。这种执念如果仅仅用其本人是个恶徒的观点,是无法解释的。其实,东野在书里也借猪饲之口说出了义孝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因为他从小没有得到过家庭的亲情和家人的关爱,所以也就不懂得如何去爱。为此,他渴望一个孩子,其实就是内心渴望亲情与爱的体现。从这点上看,义孝并非全然无情,而是无能力去爱。虽然这种希冀通过血缘来获得爱的努力是否能够实现值得怀疑,但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显然存在的。只可惜,这种人格缺陷最终并未得到弥补,而是在对子嗣的执念中进一步扭曲,最终将自己推向毁灭。那么,为何绫音对义孝“爱的救济”没有作用?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对此,还需借用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对“爱”的阐释。

弗洛姆发现,人们往往把占有或者无偿付出当做爱的表现,然而这其实只是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共生关系”,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一种生产性的情感,意味着对所爱者的关心与责任,尊重与认识。只有拥有了生产性的性格,才能拥有真正美好的爱情。相反,他列出了四种“非生产性”性格(接受、剥削、囤积、交易),并指出这些性格拥有者之无力去爱,正因他们缺乏创造性。回到本书中,可以发现义孝可说是典型的“剥削取向性格”主导者,他对女性的态度,正是剥夺和占有,利用和抛弃,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作为施害者,他是可恨的,但同时又是可悲的,因为令他无能去爱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所成长的环境。这当然不能成为其恶行的借口,然而也不应无视其内心深处对真正的爱的渴望,想要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正是潜意识中渴望爱的显现。他所中意的女性,无论是润子,绫音还是宏美,从事的均是艺术类工作,这是公认的最具创造性的职业,也暗合了“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说法。然而,讽刺的是,润子和绫音本身却不具备身为女性最根本的生产性,也就是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也便是说她们爱的能力是残缺的。以绫音为例,她可以表现为接受取向,渴求被义孝所爱,并为之甘愿付出事业的牺牲,为此恪尽身为妻子的责任,为之献出无比的忠诚;她也可以表现为剥削取向,从而在将义孝的生死操于己手时为之内心狂喜,但是,她最终都无法给义孝生下孩子,也就象征着她没有能力以自己来满足义孝对爱的渴望。她只是“无力的圣女”,背负着自己的沉重十字架,于是她的救济最终难逃失败的结果,既无力他救,也无力自救。爱的失败,迎来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最终爆发,毁灭他人也毁灭了自我。这是绫音的悲剧,以弗洛姆的话来说,就是“丧失生命之能力转变为破坏生命之能力”。

而从绫音这一“圣女”形象的构建,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作者东野圭吾对人性认识的轻微转变。如果说《白夜行》《幻夜》中的恶女形象是人性恶的淋漓刻画,那么在《嫌疑人X的献身》以及这部《圣女的救济》中,,他则试图以“圣女”的描写来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然而,不知是否因为东野本人根深蒂固的“性恶论”倾向,他对善的探索始终有所保留。《X》中的婧子,其“圣性”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一个清澈的眼神就已经让石神重拾生活意义,但其本身的作为却乏善可陈。而本书中的绫音,虽被冠以“圣女”之名,但东野却在赋予她各种美好秉性的同时,残酷剥夺了她作为女性最根本的生产力,使其成为残缺的存在。本书最后天蝎小猪的评论中,以“禁绝生育的处女”作为“圣女”的解读,然而这种禁欲主义的圣女定义,本身不就是否认爱,否认人之自为正当性而将一切托名于所谓“神”的权威的体现吗?也许,东野自己也对“真正的善”还存有犹疑吧,在之后的作品中,他是否还会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刻画?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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