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诛笔伐,一任快哉。

蘅芜
2012-01-11 看过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断断续续读了近三个月,可能是自己水平实在有限无法完全得其壶奥,进程甚为艰难。王先生的文笔可能还残余了他的译笔风格,严冷,学术,批判,需要沉下心去体会。王先生对于中国官僚政治总体上还是持批判的态度,言辞间不乏鄙薄。王先生毕竟翻译过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冲突论贯穿全书始终,且侧重经济学视角。我觉得我今后必须得多读读经济学著作,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此书内核。
        但对于此书观点,我仍有困惑之处。

        首先是对中国官僚阶层之产生的阐释。在第一篇,王亚南先是否定了拉斯基教授的观点:“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他只承认“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是贵族的转型物,封建的贵族政治是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的。”和拉斯基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副产物”和“转型物”之分。按我的理解,副产物是从一件事物衍生出来的另一事物,由一变二;但转型物的主体是不变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王亚南得出结论:“如是,所谓官僚,就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而来的。”先不考虑这句话的历史时段性,贵族在其他历史时期与官僚阶级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王先生又在后文笔锋一转论述道:“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出于对立者地位。”于是,官僚阶级的形成变得暧昧不清了。如果按王先生的说法,官僚阶级等同于士大夫阶级,那么,一部分由贵族转化而来的官僚阶级又该怎么界定?我觉得王先生应该在官僚阶级、贵族、士大夫阶级三者间做一个历史时段较为清晰的论述,而不是以一种很跳跃的思路,让人造成历史的混乱。

        其次是关于封建制度定义的存疑。王先生和其他传统史家一样从西周的封邦建国讲起,但王先生更侧重的是对经济形态、剥削方式的分析,对政治的解析甚少。对于封建制度的界定,他指出:“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是寄生在对于农奴或形式上自由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生产物的剥削上。这基本的剥削事实没有改变,单把剥削的方式改变了……那并不曾消除封建的本质。”王先生用铁一样的经济事实来界定某一种制度,这种思路我顶礼膜拜。但是,此时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经济场域,它秉承了马克思惯有的冲突视角,侧重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中各阶级的冲突。但这样侧重经济意义的划分,是不是过于简陋武断了?是不是应该用政治与文化来辅助说明一下?还有,如果说,从领主型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其对农奴或自由农民的剥削本质未改变,因而,秦以降封建制度本质上换汤不换药,只是改变了官僚的分赃方式而已,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斗胆问一句,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税未废,农民得了地又失了地,其被剥削的命运尘埃落定始终未变,那是不是也就说明新中国仍是“封建制度”的国家?时至今日,农业税虽已废,但政府对民众的各大显性隐性税收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种更高明的“剥削”呢?因为,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入到了行政支出方面,惠泽人民否?显而易见。

        最后,是关于王先生对科举制的分析。王先生自己也说,“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但遗憾的是,我只看到“补充”的一部分,“制约”很少甚至从未被提及。倘若一个学者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当然更具穿透力,但若事事因循此道,不免流于刻薄消极。王先生分析唐科举制,强调了与科举制相辅相行的“学馆”的消极作用。学馆按学员“身份”需要制定所学学科,其等级异常鲜明,起着“蒸馏”或“滤清”作用,强调贵族与庶民间的等级差。照此看来,科举制从一开始就“民主”不够,这和九品中正按旺族征辟的本质相差不多。此外,王先生认为,科举入仕后的“恩荫”一例流弊甚多,“一人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照此说来,倒是门阀制的另一种反刍。王先生不乏挖苦,认为钱穆等人昌言科举制的平等民主过于天真,到最后,他竟义愤填膺地开始质疑起科举制的根本目的了:“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之中;在于使人的意识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虽然王先生不否认科举制在文化的“平等”,但科举制在他看来成了一种官僚政治的辅助统治手段,近乎愚民。我不敢批判王先生的观点,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科举制是作为官僚选拔系统的存在,是为官僚政治“开源”的,它产生于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成熟之时,两者应区别看待,而王先生诟病颇多的学馆、恩荫,以及入仕后朝廷的任用选拔,都是官僚政治制度一开始就存在的衍生物,虽然它们异化了科举制的初衷与运行制度,但科举制本身的价值,怎能就这样被轻易地抹煞呢?王先生是不是过于侧重批判,乃至,为了批判而批判呢?

        王先生批判钱穆等史学家,其笔如风,其口如剑,口诛笔伐一任快哉。但悲哀的是,过于批判之后,中国官僚政治被描绘成千年遗毒的腐尸,就这么触目地存在,还剩下些什么呢?或许,也该闻闻历史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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