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负”

逆流沙wing
2011-12-25 看过
菊与刀这本书是一篇关于日本人的报告,但这里并不想讨论日本的民族性和国民性问题,本文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民族的方法。
       本尼迪克特从没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更没有接触过正常生活状态下的日本人。她只凭借去过日本的美国人写的游记﹑日本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还有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进行研究。这些都是二手资料。但她的研究又绝不是仅仅是归纳和整理,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论,而是试图深入日本民族精神深处。
      《菊与刀》一书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也没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翔实的事实作为支持。这一点上不同于《国富论》《经济分析史》《自杀论》这些经典名著,因为它们论证严密,事实翔实。
       《菊与刀》以及本尼迪克特更有名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最重要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化。它们是把一个预先设定的观念(耻感文化,罪感文化,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等等)套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具体现实之上。无论是从研究范式上还是从后来的实证研究中,都可以证明“本尼迪克特研究法”对具体文化现实的解释力是非常弱的。
       这种文化模式和韦伯式的理想型(ideal type)有着根本的不同:理想型并不对应具体的现实,其解释力体现在它与现实的张力和距离之中,类似于绝对零度、坐标原点这样的概念,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封闭的,历史缺席的,它设想一种文化就象一个永生的“正常人”那样,有着统一固定可以预测的人格特征。如果试着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
       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耻文化”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是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一元性的神的存在,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但是这种解释就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如同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是一个一元神的宗教,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但人们在研究阿拉伯世界时发现其实阿拉伯世界比任何世界都更加注重世俗的目光。比如阿拉伯世界对于女性的社会进出的顾虑,与其说是出于《古兰经》的教诲,不如说是害怕世俗的目光。
       再有,其实日本并不是像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多神的国家。从对神的“敬畏”程度上来说,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无论是对于送子观音还是财神菩萨一直到关二爷从来就是只寄予希望而不包任何敬畏的。不少地方的农村对于龙王菩萨的态度就很有象征意义:在旱涝之时,干脆把泥菩萨放在烈日下烤或者泥水里浸——看你帮不帮忙。但中国就没有发展出一个向日本那样安分守己的“耻文化”。而且本尼迪克特最后把日本文化双重性的原因解释为日本幼儿与成人教育之间的不连续性,这个解释也难以让人信服。
       综上,想像式的研究方法,(对实证问题运用)先验的方法论逻辑,封闭的研究模型。可以说《菊与刀》一书并不是十分合格的学术著作,只是一份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报告,带有一种西方的甚至可以说种族的色彩。我们现在理当看得更远,不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文化一个因素上,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可以决定的。而是很多因素缠绕着决定的。
       记得休谟有一句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人类理解研究》最后一段)”
       
 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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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菊与刀 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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