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呢——《南渡北归》读后感
By 翩跹乌鸦
读罢三恨。一恨不得生于彼时，一见不世出的人中龙凤，如“人间四月天”。二恨不得学于彼时，于陈寅恪门下牛马走心亦足，或于叶企孙门下学物理（话说现也可如此选择……）。三恨不得仕于彼时，于梅贻琦校长帐下听令无悔矣。至于投机民国，弭内战，复外蒙、琉球，稳法币，收赔款，借世界局势倒数第二次大洗牌之机兴中华于亡国灭种之渊，则固所愿，不敢奢望也。
在封面上有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本书也确实是围绕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在抗战、内战甚至解放（沦陷？）后在文化界乃至政治界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物，描述他们一生的跌宕流离。在他们相继离去后，整个中国文化界，尤指“社会科学”这一领域便显得格外空旷，不客气地说，甚至可有阮籍之叹。余英时确是当今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比照其师钱穆，乃至“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先生，无疑还是逊色一些。
相信包括作者岳南在内，都在问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大师们呢？
小椴曾对“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有一极精彩的解读：乱世出人，太平年间只有犬。太平世道，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在规则之内为自己争取更好的位置与利益，整个社会的风气戚戚汲汲，学者们多是各安其身，也难有大成。个人所见，文革时的革命，收革人命，也是将这种“太平”时的犬吠推到了令人恶心的极致。
而战争动乱之时，旧有的规则被打破，依吴思所言，潜规则让位于元规则：暴力最高者掌握一切资源。反倒是在朝不保夕，欲求奴隶而不得之时，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作为人的脊梁反而挺立起来。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使命。所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在外界的触动下，人反而更容易打破社会给予本心的粉饰，直面真正的自我，舍去浮夸，寻到真实的自我，求得真正的学问。
是以天下太平，而大师不至？遥想唐诗，李青莲杜工部双峰并峙。李白的诗是天外飞仙，求不得。而杜甫曾自嘲过人穷而词工（原句忘记了，“文章憎命达”？），或可为一佐证。
果如此耶？恐尚有他故。
按“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之一，中国未有近代科学发端的原委在于官僚制度对科技人才的压制。这或可移植过来，辅以文革之众案例及舒乙等文化界名人阻止开发商强拆一明代四合院未果（见于《南渡北归》书中）等例，以阐明大师是为老大哥注视的双眼给生生逼得淹没的。这需要我更多制度经济学上的学习研究，在此存而不论。
难道大师的出现均是外在的客观的因素所致，就没有些内生变量么？
想起在物理课上，陈曦老师讲段子，说他和他现在的老板薛其坤算是远房的师兄弟，算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多少代祖师爷，便是波尔兹曼。在我没怎么去的泛函分析课上，江宁老师说他的祖师爷是我们用教材的作者Lax，他和江老师的导师还有着一段恩怨情仇。细数自然科学的大家，不算法拉第和麦克斯韦这对太过著名的师徒，余下人的传承线索依然清晰可见。而且越到近现代，科学发展得越完备惊喜，自学成为大家的越少，有牛老板的越多。
社会科学研究不多，但见介绍时言必师承，想必更是如此。
盖因作为初窥门径者，往往因此学科之繁杂而不得头绪。在老师的指导下，方选定一个方向钻研下去。越是牛的老师，指出的方向便越有价值，学生的成就也更易越高，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贤科的学生会打洞”是也。
韩愈在《师说》开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居首。道者，不是简单的知识，知识是授业解惑的内容。道者，可以说是方法论，或者说是更为玄妙的“三观”之类深远的影响，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又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师的作用与意义，便是给予学生道，路途方向的指引。在文革浩劫中，大师们不是慢慢凋零，而是直接死去了，肉体上，精神上。他们的道统也无人继承。新生一代无人指引，自是难有其成。大师不复，亦有其故。
仅仅是这些原因吗？从另一个角度讲，原问题的答案一定为真吗？
当今社会，被尊称的大师不在少数，如椽巨著也不知凡几，虽然其中不乏客气话与宣传起见的考量。但抗战内战之时难道人性就不同了吗？我们现在尊称那些著名学者为大师，大多数人是为他们的成果、文字、思想所感染，但如何能排除少部分人的人云亦云，包括我。《柳如是别传》我曾想看，但竖排繁体实在是太过考验人……纵向看，苏轼诗词文不愧宋之巅峰，但南宋高宗的喜爱对之影响如何考量？横向看，爱因斯坦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后世的宣传将之作为了物理学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相当好，带有物理学家的几乎一切正面特征），使得他将同时的其余大牛的光芒尽数淹没。霍金在宇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不客气地说，他个人的光芒和他的畅销书把他在中国捧上了“当代物理学第一人”的宝座。
大师没有绝对的定义，因而要靠他个人的成就和媒体的宣传来造就。斯人已逝，当可盖棺定论。利益荣辱慢慢磨去，归还给历史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而当施一公，饶毅们还活着时，“大师”要叫出口就要意味着院士啊，待遇啊等别的了。因而，当代的“大师已去，再无大师”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假象。虽然高度不再，却也不至于万马齐喑。相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如理工科我的同学和老师们一样，也有很多是在拼命学习着，思考着的。他们的成果，会有一天得到我们后世人的尊重。
将一片树叶藏在森林中。也许李商隐、杜牧他们再也达不到李白、杜甫的高峰，但谁敢说他们的诗不值得一读？
Ps. 最开始的标题是《知识分子的力量与软弱》，想谈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与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并借此反思自我。卡了三天没动笔后终于发现，以我的阅历和思考深度驾驭不了这么深的主题。于是也只能存而不论了。原本的基调自是悲观的，但换了新主题后便渐渐乐观了些……
Pps. 在搜集余英时资料时看到百度百科上一段话觉得非常好，摘录于下：
“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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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三恨。一恨不得生于彼时，一见不世出的人中龙凤，如“人间四月天”。二恨不得学于彼时，于陈寅恪门下牛马走心亦足，或于叶企孙门下学物理（话说现也可如此选择……）。三恨不得仕于彼时，于梅贻琦校长帐下听令无悔矣。至于投机民国，弭内战，复外蒙、琉球，稳法币，收赔款，借世界局势倒数第二次大洗牌之机兴中华于亡国灭种之渊，则固所愿，不敢奢望也。
在封面上有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本书也确实是围绕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在抗战、内战甚至解放（沦陷？）后在文化界乃至政治界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物，描述他们一生的跌宕流离。在他们相继离去后，整个中国文化界，尤指“社会科学”这一领域便显得格外空旷，不客气地说，甚至可有阮籍之叹。余英时确是当今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比照其师钱穆，乃至“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先生，无疑还是逊色一些。
相信包括作者岳南在内，都在问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大师们呢？
小椴曾对“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有一极精彩的解读：乱世出人，太平年间只有犬。太平世道，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在规则之内为自己争取更好的位置与利益，整个社会的风气戚戚汲汲，学者们多是各安其身，也难有大成。个人所见，文革时的革命，收革人命，也是将这种“太平”时的犬吠推到了令人恶心的极致。
而战争动乱之时，旧有的规则被打破，依吴思所言，潜规则让位于元规则：暴力最高者掌握一切资源。反倒是在朝不保夕，欲求奴隶而不得之时，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作为人的脊梁反而挺立起来。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使命。所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在外界的触动下，人反而更容易打破社会给予本心的粉饰，直面真正的自我，舍去浮夸，寻到真实的自我，求得真正的学问。
是以天下太平，而大师不至？遥想唐诗，李青莲杜工部双峰并峙。李白的诗是天外飞仙，求不得。而杜甫曾自嘲过人穷而词工（原句忘记了，“文章憎命达”？），或可为一佐证。
果如此耶？恐尚有他故。
按“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之一，中国未有近代科学发端的原委在于官僚制度对科技人才的压制。这或可移植过来，辅以文革之众案例及舒乙等文化界名人阻止开发商强拆一明代四合院未果（见于《南渡北归》书中）等例，以阐明大师是为老大哥注视的双眼给生生逼得淹没的。这需要我更多制度经济学上的学习研究，在此存而不论。
难道大师的出现均是外在的客观的因素所致，就没有些内生变量么？
想起在物理课上，陈曦老师讲段子，说他和他现在的老板薛其坤算是远房的师兄弟，算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多少代祖师爷，便是波尔兹曼。在我没怎么去的泛函分析课上，江宁老师说他的祖师爷是我们用教材的作者Lax，他和江老师的导师还有着一段恩怨情仇。细数自然科学的大家，不算法拉第和麦克斯韦这对太过著名的师徒，余下人的传承线索依然清晰可见。而且越到近现代，科学发展得越完备惊喜，自学成为大家的越少，有牛老板的越多。
社会科学研究不多，但见介绍时言必师承，想必更是如此。
盖因作为初窥门径者，往往因此学科之繁杂而不得头绪。在老师的指导下，方选定一个方向钻研下去。越是牛的老师，指出的方向便越有价值，学生的成就也更易越高，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贤科的学生会打洞”是也。
韩愈在《师说》开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居首。道者，不是简单的知识，知识是授业解惑的内容。道者，可以说是方法论，或者说是更为玄妙的“三观”之类深远的影响，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又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师的作用与意义，便是给予学生道，路途方向的指引。在文革浩劫中，大师们不是慢慢凋零，而是直接死去了，肉体上，精神上。他们的道统也无人继承。新生一代无人指引，自是难有其成。大师不复，亦有其故。
仅仅是这些原因吗？从另一个角度讲，原问题的答案一定为真吗？
当今社会，被尊称的大师不在少数，如椽巨著也不知凡几，虽然其中不乏客气话与宣传起见的考量。但抗战内战之时难道人性就不同了吗？我们现在尊称那些著名学者为大师，大多数人是为他们的成果、文字、思想所感染，但如何能排除少部分人的人云亦云，包括我。《柳如是别传》我曾想看，但竖排繁体实在是太过考验人……纵向看，苏轼诗词文不愧宋之巅峰，但南宋高宗的喜爱对之影响如何考量？横向看，爱因斯坦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后世的宣传将之作为了物理学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相当好，带有物理学家的几乎一切正面特征），使得他将同时的其余大牛的光芒尽数淹没。霍金在宇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不客气地说，他个人的光芒和他的畅销书把他在中国捧上了“当代物理学第一人”的宝座。
大师没有绝对的定义，因而要靠他个人的成就和媒体的宣传来造就。斯人已逝，当可盖棺定论。利益荣辱慢慢磨去，归还给历史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而当施一公，饶毅们还活着时，“大师”要叫出口就要意味着院士啊，待遇啊等别的了。因而，当代的“大师已去，再无大师”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假象。虽然高度不再，却也不至于万马齐喑。相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如理工科我的同学和老师们一样，也有很多是在拼命学习着，思考着的。他们的成果，会有一天得到我们后世人的尊重。
将一片树叶藏在森林中。也许李商隐、杜牧他们再也达不到李白、杜甫的高峰，但谁敢说他们的诗不值得一读？
Ps. 最开始的标题是《知识分子的力量与软弱》，想谈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与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并借此反思自我。卡了三天没动笔后终于发现，以我的阅历和思考深度驾驭不了这么深的主题。于是也只能存而不论了。原本的基调自是悲观的，但换了新主题后便渐渐乐观了些……
Pps. 在搜集余英时资料时看到百度百科上一段话觉得非常好，摘录于下：
“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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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