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

白玉京
2011-12-10 看过

【转】罗贝托•波拉尼奥 Natasha Wimmer(英文版译者) 杨向荣 译 1976年,一个留着凌乱的头发、戴着飞行员式眼镜的23岁的年轻人站在墨西哥城甘迪书店里,这是几家很不明智地免费让他看书的几家书店之一。这位年轻人在读一篇xuanyan,xuanyan号召他的诗友们为文学放弃一切,让大家以兰波为榜样,开始上路。他说,真正的诗人应该走出咖啡屋,与“神qiangshou、孤独的牛仔们……烦人的超市顾客等等这些为数众多又各自为政的人们打成一片,”汇入这些聪明、孤独、无人关注、屡遭鄙视的人流中去。

这篇标题叫《再次抛弃一切》的xuanyan是一个名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年轻人叫罗贝托•波拉尼奥。在此后的20年间,他信守自己的诺言生活,白天干着最卑贱的这样那样的活儿,晚上则坚持写作。但是在短暂一生的最后岁月,发表了长篇小说《荒野侦探》后,他才彻底打破自己在xuanyan中的承诺。用西班牙小说家安里克•维拉•马塔斯的话说,这部小说“标志着‘大爆 炸’时期的大师及其所代表的地方色彩开始要终结了。”从1970年代以来,还没有哪本长篇小说对拉美文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199 8年《荒野侦探》出现之时,拉美小说仍然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派立场鲜明地崇拜和学习以“大爆 炸”著称的60年代的著名作家们,一派则决心拒斥他们的影响。对许多北美作家来说,“大爆 炸”几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义词,事实上它是一场众多天才共同制造的大爆 炸。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过是那群重要作家中的一员,可以说是这群作家共同揭开了战后几十年间拉美文学的繁荣。他们包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安•鲁尔弗、何塞•莱萨马•利马等。在他们之前,每个拉美国家的文学几乎完全局限于本国内部,而且每个国家的文学都喜欢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在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记忆中,要想在阿根廷的书店里找本智利出版的书是很难的。有趣的文学新作似乎都有待翻译。

大爆 炸改变了这一局面,因为受卡夫卡对guanliao体制的讽刺和福克纳地方传说影响和启发的作家们,对本民族的精神可能吃得更加深透。现代小说中寓言家们的变形同时给他们指明了描述和超越自己时代和地方局限的道路:他们生活的那片大陆上,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令人发指的赤贫、独裁GOV、异想天开的传统并存不悖。他们的作品形式也千变万化:有科塔萨尔机智诙谐、表现城市困惑的短篇小说,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描写农村奇思妙想的长篇编年史,有略萨结构复杂、反映压抑和qingyu冒险的故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舶来的现代性和更加古老的幻想生活的重叠交织。 大爆 炸文学的模仿者的数量可以兵团计,然而在波拉尼奥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看来,他们不过是在贩卖某种异国情调的陈词滥调:什么ducai者、族长、鬼魂之类的东西,只是为了出口而已。这种状况在拉美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很大程度上,ducai者已经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跨国dupin交易这些邪恶的新面孔取代了军事ducai者、敢 死队和政治pohai。大爆 炸年代的幽灵和恐怖已经逐渐从本土淡出。

1990年代的某些作家,如墨西哥的豪尔赫•博尔比和伊格纳西奥•帕迪略已经把他们的小说的背景放在欧洲或者疑似欧洲的国家。另外一些作家,如智利的阿尔韦托•富格特更借重北美作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路子,关注的是迷失在浅薄的北美大众文化中的拉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实用主义的叛逆者,这点也昭然若揭。他们缺乏新生活、自由的想象力,需要创作出具有刺激性和活力的而非保守的作品。

罗贝托•波拉尼奥于1953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先后在智利的很多落后小镇度过童年时代。父亲莱昂•波拉尼奥是一个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维多利亚•阿瓦诺斯在学校教数学和统计。 后来,波拉尼奥很少谈论自己的童年时代。据母亲说,他刚刚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阅读,7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一篇小说,讲述几只母鸡爱上了鸭子,令畜栏的其他动物感到愕然。他最早的文学记忆之一就是听母亲大声朗读聂鲁达的诗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1968年,波拉尼奥举家迁到墨西哥城。对波拉尼奥来说,他的青春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经常逃学,就是为了读自己喜欢的书和写东西,常有青春期的叛逆之举,假期也不例外。他经常偷书。经常暗中跟踪自己钦佩的作家。如其后来所说,他经常像受 虐 狂般地写东西,在阅读中获取快感。在朗读困难症、慢性失眠和“性 器质问题”阴影笼罩下的青春期,这些活动在他成长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最让波拉尼奥兴奋不已的当然是诗歌。无论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后来受到多么巨大的关注,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诗歌创作,始终觉得小说的艺术性要稍逊一筹。他为了反对聂鲁达的抒情的泛滥,写了一首模仿1914年出生的“反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诗:半个世纪了/诗歌从来都是一个庄严的笨蛋的天堂/直到我穿着溜冰鞋走来。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向上攀登/当然如果你掉了下来/嘴巴和鼻子流的都是血/我可不负责。

除了帕拉,波拉尼奥还读20世纪拉美先锋派诗人的作品。如塞萨尔•巴莱霍、比森特•维多布罗、马丁•阿丹、奥基多•德•阿马特、帕勃罗•德•罗克亚、吉尔伯特•欧文、洛佩斯•贝拉尔德、奥利维里奥•希龙多――所有这些诗人在他看来都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们。波拉尼奥常说自己至少有10种不同版本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对那些讲究形式的作家,对那些比任何学者都会遵守某种更加严格、更加古典的苛刻标准的波德莱尔式的局外人,怀有绝对的偏爱。这种对严苛标准的喜爱吸引着他去读墨西哥评论家和古典学者阿尔弗索•雷耶斯,去读博尔赫斯,去读胡里奥•科塔萨尔(大爆 炸文学的成员,波拉尼奥承认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去读阿根廷寓言主义作家阿多尔弗•比奥伊•卡萨雷斯。 波拉尼奥还对情 色 文学和哥特式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偷的第一本书是皮埃尔•娄斯的小册子,但不记得是《阿弗洛狄忒》还是《比利提斯之歌》了。

1973年,波拉尼奥20岁的时候决定回到故国智利,取道漫长的陆路沿着太平洋南下。他计划在那里参加一个人民戏剧的活动。幸运的是,他到圣地亚哥没有几个月就爆发了皮诺切特的政变。当天晚上,他完全是出于义务找到一个平民共产主义组织,被安排在一条空荡荡的大街上站岗。那天晚上安然无事,可是,几个月之后,他乘坐的巴士在一个检查站被拦住,他的墨西哥口音引起cop的注意,他就此被捕。 波拉尼奥在监狱里关了8天后被两个老同学看守认了出来,他们安排释放了波拉尼奥。多年后他经常调侃自己的那次监 禁(德国有些报章称他蹲了六个月的监 狱),然而对自己曾在参加过抵制皮诺切特的斗 争有种可以理解的自豪感。

英语国家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拉丁美洲,写作和激 进的政 治之间的纠缠是何等之深。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作家就意味着要在revolution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英语世界单纯以伟大小说家知名的作家,在本国的身份却要复杂得多。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因朋友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卡遇刺 ,成为斯 大 林的坚定支持者。聂鲁达的好朋友、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被迫要说聂鲁达和别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怀着美好的信仰,但是……发现自己卷进了谎言、虚伪、欺骗和造假的陷阱,终至丧失了灵魂。”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恶,起因不过是他们所谓的一场私人争执,并且由于后者绝不后悔对卡斯 特罗的支持而变本加厉。

很有意思的是,波拉尼奥对二者均不以为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此人因认识众多总统和大主教而陶醉不已;巴尔加斯•略萨:与前者行同伯仲,只是修饰得更加光鲜而已。”波拉尼奥和他的朋友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古巴revolution就已在压抑和痛苦中结束,墨西哥的revolution组织revolution制度党成为执政党,因为1968年在墨西哥城的蒂拉特洛克发生了针对学生的tusha世间而蒙上永久之耻。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游 击队运动都失败了,导致更加邪恶的左派的反扑。然而,作家们继续被revolution思想吸引着――也许是勉为其难吧。波拉尼奥在厄尔•萨尔瓦多旅行期间认识了几个ERP组织(一个宣扬武装 抱动的马 列 宁主义团体)的诗人revolution家,这些人后来暗杀了熟睡中的自己的同志,诗人罗克•道尔顿。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中对马那瓜湖文学野餐的描写活画出另一个中美洲国家revolution后苦涩可笑的图景。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为之拼搏并且慷慨献身的是一个已经死去50多年的理想。”

这种偏激感――不光是幻灭更是被耽误――是理解超现实主义者的波拉尼奥行为的关键。波拉尼奥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智利诗人中的布鲁诺•蒙塔内,及其十几个追随者,坚决不再阅读他们极端蔑视的诗人的作品,吼出了自己的诗。他们选择折磨的诗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全从墨西哥的revolution制度党GOV拿钱,他们制定了一个资助(有人也许会说是收买)墨西哥顶级作家和思想家的政策。然而这种激励也可以别有解读。在波拉尼奥等人看来,拒绝以诗歌为职业其实就是严肃地把诗歌生活本身来对待,而反之亦然。波拉尼奥喜欢说,如果作家以这种写作精神为生,那么读者自然会感觉到那种激情的,也会以之为生的:“如果诗人自己沉浸到事物中去了,读者自会沉浸进去。” 这个理念产生的效果在波拉尼奥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感觉得到,但在《荒野侦探》中尤为明显。他在这部小说中有趣地唤醒了1976年左右的各种人物、恋爱世间、争论以及放荡不羁的墨西哥城最琐碎的细节。他甚至罗列了街道的名字,有些墙上还抹着说给他听的涂鸦。他记得,有一次偶尔看到自己的一个超现实主义对手涂抹在墙上的话:“滚回圣地亚哥去,带上你的圣地亚哥。”(当然,第一个圣地亚哥是指智利首都,后一个圣地亚哥是指马里奥•圣地亚哥)。199 8年,波拉尼奥在西班牙的家里给马里奥写了一封信,当时距离马里奥被卡车撞后身亡前不久,他在信里这样说: “我开着窗户,外面正在下雨,这是一场夏季的暴雨,电闪雷鸣,属于那种让人兴奋或者忧郁的天气。墨西哥怎么样?墨西哥的街道、我的幽灵、我们看不见的朋友们怎么样?‘天堂的东侧’还开着或者已经休息了吗?在类似这样的某个晚上,我口袋里还有点钱的时候,我也许就上你住的地方来了。如果没有钱,那也没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起行走过的那段街区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依然长存。我的意思是,我假设、我感觉,它依然活生生的,虽然在黑暗中,但依然活生生的,依然那么傲慢――谁会这么想呢。好了,不要扯远了。我在写一本小说,在这本小说里你叫乌里塞斯•利马。小说的名字叫《荒野侦探》。此致关怀。罗贝托。” 波拉尼奥和马里奥•桑迪耶戈就像《荒野侦探》里的贝拉诺和利马,他们于1977年离开墨西哥城远赴欧洲,那场诗歌运动失去了领袖。圣地亚哥还去了以色列,又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波拉尼奥最后落脚在巴塞罗那。

佛朗哥将军死后已经两年了,巴塞罗那依然充满了解放的感觉,不仅仅在政治方面,性和艺术方面同样有这种感觉。波拉尼奥在老城的中心地带有间公寓,白天或者晚上,拉美和西班牙的朋友经常来拜访。他干过洗碗工、服务生、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季节性短工、接待员等。他声称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巴塞罗那城外一家野营地的夜间看门员。他一贫如洗,经常生病,一度染上hailuoyin。这么多年下来,他的大部分牙齿都掉了,像“汉舍尔和格丽特”的面包渣般掉在他徒步旅行过的那些国家了。

三十出头的时候波拉尼奥开始浪子回头。他对文学机构的排斥差不多到了激愤的地步。“我对所谓的官方文学非常之轻蔑,不过也只是比对边缘文学的轻蔑稍微重一点点而已。”后来他离开巴塞罗那去了吉罗纳小城,随之又搬到更小的海边小镇布拉内斯,在巴塞罗那北边40英里处,在那里靠做小本珠宝生意养活自己。中午的时候喜欢带着水下吸管去一个防浪堤附近游泳,当时那里依然还能看到章鱼。到了晚上,在一叠厚厚的本儿上记妥帐目之后,他就开始爬在地上写东西,因为没有书桌。

19 82年,他跟卡塔洛尼亚•卡罗琳娜•洛佩茨结了婚。至此,波拉尼奥才算彻底安顿下来。在某程度上布拉内斯对他而言是个临时的家,一个有着休闲海滩和公寓塔楼的交通中转小镇,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也许他喜欢的就是这点。这是一个很中性的地方,到处都是游人。他自己已经不再是游客了,但也算不得本地人。多年以后,他写到布拉内斯时充满了惜爱之情,甚至在1999年发表了这个小镇的年度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向在布拉内斯最初认识的朋友们表达了敬意,“几乎所有的瘾君子……如今他们绝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

1990年,波拉尼奥的儿子劳塔罗出生(后来又有了女儿亚历山大),从那时开始他决定干更有赚头的职业:由写诗转而写小说。1990年代早期,他开始写些短篇参加西班牙举办的地方性文学大赛,这些竞赛往往有着不菲的奖金。1993年,他获了好几个这样的奖,此后就完全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了。

1996年,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陆续出版:包括《美洲的纳粹文学》和《遥远的星辰》。前者是一部关于虚构作家的虚构的百科全书,后者讲述的是一个法 西 斯 诗人和宣传家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他找到了对一个讽刺家来说最重要的主题:坚持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以及文学本身对作家的诱惑,这个思想在波拉尼奥的小说中还发挥着类似最后的乌托邦的作用。他的法西斯作家的群像代表着无数阿谀奉承、想获得权力,想与现行体制、文学机构、与左派和右派的陈词滥调怡然共处的诗人和小说家。

这两部中篇小说给波拉尼奥赢得了西班牙最权威的出版家豪尔赫•赫拉德(他的安纳格拉马出版社出版了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和之后的所有作品)。到了199 8年,随着《荒野侦探》的出版,波拉尼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他获得了Herralde和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从评论家那里得到了标志着版图改换的赞美,从读者那里得到了只有献给冲动地期待着的小说才会有的美誉。

那个关于两个隐隐约约地探求着什么的诗人的故事是波拉尼奥作品中一目了然的个人经历。主人公阿图罗•贝拉诺当然就是波拉尼奥了,而波拉尼奥形影不离的伙伴乌里塞斯•利马,自然是马里奥•桑迪耶戈了。他们对诗歌的激情就是波拉尼奥对诗歌的激情,他们多年的漫游经历就是波拉尼奥多年的漫游经历。 波拉尼奥有

一次说《荒野侦探》就是自己对马克吐温的《海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反响。跟这部先驱作品一样,《荒野侦探》表现的也是友谊,不仅是贝拉诺和利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是他们和推动着这部作品叙述发展的作家伙伴们之间的友谊。跟《海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样,它也是一部表现纯真失落的故事。小说从墨西哥城开始,一直漫游到巴黎、以色列、维也纳和巴塞罗那,最重要的是,主人公们也经历了20年不可逆的经验和普遍的幻灭。正如波拉尼奥在接受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拉丁美洲撒遍被遗忘的青春的骸骨,他在《荒野侦探》中再次唤醒了这些青春的生命。

侦探一词对波拉尼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是指老套的风格,指老道隐秘的目光,冷静又睿智。其次是指形而上意义,隐藏在这个世俗的主人公内心的意义的探寻者。然而,更重要的是,波拉尼奥似乎把这位侦探偶像化成某个寻找更加可怕的迹象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老手,而且他从不放弃,从不畏缩。他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观察者,一个钻到别人肺腑中去的人,一个钻到绝对血淋淋的核心中去的人。《TRES》中有一首他写的诗:“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有时我偶然看向镜中,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 《荒野侦探》发表的时候,波拉尼奥已经患病在身,且已有些时日。1992年,他查出患有致命的肝病,这意味着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在死亡的威胁下写出来的。他的生活从来都是很简单的,现在变得更加简朴了:菊花茶、无尽的香烟、永不停歇地写。

波拉尼奥抱有非常严肃的文学不朽理念――即便把它变成一个玩笑时也矢志不渝。在他的小说中,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失败潦倒的作家频频成为主角,其中也不乏失踪的作家,他们的遗产必须要保存下来。在发表过的唯一有波拉尼奥重现的短篇小说《摄影》中,他碰巧看到一本记录1960年代和70年代法国诗人的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他在观看诗人的照片,阅读现在已经恍如隔世的传记时,他在地平线上看到一线鸟儿,“一幅带电的插图在鼓动着或者展开它们的翅膀,渴望着它们的死亡,渴望着我的死亡,波拉尼奥想,接着把眼睛闭了足够长的片刻,好像在闭目思索或者哭泣。”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波拉尼奥决心不一切代价每年出一本书,同时在写着他的《2666》,他坚信这部规模庞大的小说将成为自己的代表作。他对长篇巨著和短作的不同优势想得很清楚。“长篇小说就是遗憾的艺术。它可能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不完美的形式。你写的页数越多,暴露出的遗憾可能越多……就像盖一幢普通房子跟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是不一样的,一幢普通房子只要舒适即可,而一座摩天大楼的要求却要高很多。”

在波拉尼奥看来,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应该是安纳格拉马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智利之夜》。他对这部作品复杂的结构非常自豪。他还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趣(“至少我写的时候笑得要疯掉”)。无论长短,波拉尼奥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规模更大的romanfleuve的一部分,或者互有关联的作品的延续。《荒野侦探》出版两年后发表的中篇小说《护身符》基本上就是前者一个长章节的扩展版;长篇小说中出现的很多人物同时也在短篇小说(可找到的精彩的英文选集只有《地球上的最后一夜》)中有镜像般的对应,波拉尼奥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各种重复的活动、相似性以及回声,这并不是象征着无数重叠的世界,而是象征一个独立的世界在穿越不同的化身。这些人物犹如在一场梦中,不断改换着形象、名字或者背景,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一回事。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弥漫在整个短篇和长篇小说中,《荒野侦探》中那个贝拉诺要与之决战的评论家在真实生活中,名字稍作改变,成为《2666》中的遗嘱执行人。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生活不仅仅是小说的素材,相反,生活和小说似乎在交叉繁殖。

波拉尼奥还写评论,而且,随着《荒野侦探》成功,他在对自己不喜欢的作家的苛评和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赞美中讨取着极大的快感。他喜欢制造排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三个最差劲的作家,五个最出色的作家,诸如此类。他反复贬低伊沙贝尔•阿言德。他管保罗•科艾略叫“以巴西肥皂剧中巫医的形式穿梭于巴布塞和安纳托勒•法兰西之间。”他眼中的80年代,对拉美文学来说是一个特别痛苦的十年,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拙劣的模仿者,如劳拉•埃斯基威尔或者可怕的引述着没有引述价值的东西的青年作家,如阿尔韦托•富格特,还有以最罪恶的方式写着历史题材的作家。”在波拉尼奥某些非常让人过瘾的散文中,他的批评几乎行走在荒诞戏的边缘:“听着:我绝不排斥作家传记,长得简直像写这些东西的作家的那玩意儿,boqi时至少有一尺长。”

甚至――或者尤其是――波拉尼奥处于最狂躁的情绪状态的时候,他的文学激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在更年轻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回应。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卡斯在自己的长篇小说《萨拉米斯士兵》中把波拉尼奥当作主角写进去(把他刻画成一个说话轻柔、头发卷曲、不修边幅、不刮胡子的智利人,经常在写作上给塞卡斯传授一些圣贤般的忠告),还有作家豪尔赫•博尔比在《el fin de locure》中对他有栩栩如生的特写。当然波拉尼奥自己经常免费配发这样的特写,如果某人被纳入他的小说可算是一份殊荣。

纵其一生,波拉尼奥与智利文学机构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关系,还很难说它们是否承认波拉尼奥属于自己的一员。政变后,直到199 8年波拉尼奥才返回智利,而且走到哪儿都怎么被待见。他对智利和智利人有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讲的是另外一种智利移民的故事,这个智利人发誓一旦回到智利,一定要吻一下那片大地。“他忘记了恐怖、不公正和麻木。”只要谈到liufang问题,波拉尼奥就非常不耐烦(“我不相信liufang,特别是liufang一词旁边配着文学的时候”),但是他所到之处都觉得自己显然是一个外国人,这种感觉就始于智利。他常常说,他的故乡就是西班牙语。

这种地理上失去根的感觉成为把他与前辈作家隔断开来的另一个要素。虽然很多前辈作家也生活在liufang状态(巴尔加斯•略萨生活在巴黎、马德里、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在墨西哥城),纵然他们也为国际读者而写作,他们的小说仍然根植在特定的地方生活之中。他们不过在更新本民族的文学,波拉尼奥则在创造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的、后民族的文学,在创造着一个从全球漂泊者,事实上也是拉丁美洲人的角度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人也观看夜间的电视电影、阅读菲利普•迪克的东西,在这个世界911就意味着智利皮诺切特政变的那一天,也是指纽约城世贸中心遭到袭击的那一天。“我从智利的911中活了下来,非常痛苦地度过了这一天,同时也――因为我那时才20岁――感到很享受。纽约的911让时在米兰的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震惊不已,我看到爆 炸的场面后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WWIII 的画面。”

《2666》中弥漫着一种毛骨悚然的阴谋感,这部小说占去了波拉尼奥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在2004年出版,那时他已经死去。这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共有5部分,可以说是一项野心宏大的工程。早期小说中出现的零星的恐怖在这部小说中更加浓缩,邪恶本质清晰可见。如果《荒野侦探》是向外扩张之旅,那么《2666》无异于自动崩溃了。这部作品的核心――他的黑洞――就是圣•特雷莎城,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简单伪装版。在圣•特雷莎,少女和女人们以令人惊讶的频度被强奸,在小说漫长的中间部分,波拉尼奥逐一记叙了这种凶杀细节,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加以放大。

围绕这个黑暗中心的是典型的波拉尼奥式的探寻,即对失踪作家的搜找。但是,这次却是作家本人亲居中心舞台,他的寻找者们不是逐渐减少就是在奚落(他们是四位闹剧般四处搜罗的欧洲学者,最后在圣•特雷莎城结束旅程)。其中的本诺•封•阿琴波尔迪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一个加斯•荷西式的桀骜不驯的小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跌跌撞撞地活过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作家,像品钦那样隐居遁世但又非常欧洲化,成为一个二十世纪暴力的接收器和具体到日期为2666的浩劫的避雷针。圣•特雷莎城的那个停尸房与二十世纪历史和文化的fubai衰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它已经成为一个葬人的大坑,名副其实的容纳着无穷牺牲者尸体的接收器。

波拉尼奥死后,盛传他为了完成《2666》的创作而推迟了肝脏移植计划。无论如何,他争分夺秒要完成这部著作,在那篇名为“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的令人悲怆的演说中,他谈到了在明知病入膏肓的情况下的生活。他几乎从不跟朋友们谈论自己的健康,也很少诉诸文字。“描写疾病,特别是如果已经病入膏肓,那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如果并没有病入膏肓而只是疑神疑鬼,在这种情况下去写疾病,那可能是一种shounue狂和绝望的行为。” 在演讲中,波拉尼奥提到精神疾患与现代人的疾病变得息息相关,他引波德莱尔的长诗《航行》中的一节,作为《2666》的题辞: 旅行者们带来的讯息多么陈腐啊! 这个世界是那么千篇一律和渺小, 今天,明天,昨天,我们都把自己看作 一片无聊沙漠上的恐怖绿洲! 对旅行的类似怀疑――而且延伸为对生活探询的怀疑――用那篇超现实主义xuanyan中的一句话表达出来了:“这个人将行走数千公里,可是这条道路终将吞没他。这程旅行将是货真价实的彻底消耗。”然而,正如波拉尼奥在“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的演说中接着说的那样,我们在寻找解毒剂和治病良药,那个所谓的新东西,那个我们只能在未知领域找到的东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性、书籍和旅行,即便我们深知这一切也许会把我们带向深渊,而这个深渊也是我们能找到治愈良药的唯一地方。

无论如何,波拉尼奥说这些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在逝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什么让他感觉有希望时,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对孩子们满怀希望。对孩子和武士满怀希望。对那些像孩子的孩子和像个勇敢的男人一样战斗的武士满怀希望。”2003年7月,跟编辑豪尔赫•赫拉德讨论完《2666》的出版计划后不久,波拉尼奥因大出血住进医院。几个星期后,他就死了。

波拉尼奥的工作习惯向来很挑剔,留下的《2666》的定稿中五个部分标得清清楚楚。赫拉德谈到波拉尼奥态度非常认真,无论作品篇幅多么浩繁,他都要深思熟虑。“手稿毫无瑕疵,处理得干干净净。我经常提点建议:有时他会接受,有时却不会。他挺固执(或者说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把握)。”波拉尼奥的短长篇可谓控制简练的精确典范。他的两个大部头巨制都是别有所图:要写出那种把粗糙的边缘、散漫的目标、失误、缺点全都容纳进来的作品。在此,生活的心血最终流进了艺术,反之亦然,甚至最终为死亡,那个人生中最伟大的矛盾,裂开了缝隙。考虑到不朽只有在死后才可能获得,波拉尼奥为了排练它的到来可谓殚精竭虑。在某种意义上,《荒野侦探》是关于两个幽灵的故事,游荡到死后世界的男人的故事。他们在这些神话和朋友的记忆中的不朽折射出波拉尼奥本人在他的读者心目中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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