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读后。史学巨著

阿点
2011-12-09 看过
断断续续看了一年多,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耗时过长,读书笔记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好吧,还是从最后开始。

汤因比是深爱历史这门学科并以此为傲的,在书的最后,他谈到为什么要做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单纯是尽其所能的积累大量的事实。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不会像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磨损成型,最终存积在哪里等待着历史学家的利用。Fact这个词的拉丁词根facta是指被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东西,必然有一部分是由人的头脑完成。历史学家决定哪些事实可以有发言权,按照什么顺序和在什么情况下发言。所以汤因比关注历史的性质、意义以及历史变迁的原因和意义,甚至超越了历史研究,而与形而上学和神学更接近,把人类事务看作是现象,力求在更高的层面来总结自己对现实的研究。发觉每个学科的大师都堪称哲学家。

我自始至终感叹于作者宽广的胸怀。他说,如同用种族来区分人类是最粗鄙的做法一样,用地域来划分历史也是同样肤浅的。他主张用文明作为最小的研究领域。比如在西方,爱琴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希腊文明的附属文明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东正教文明), 就是一条链,每个文明有明显的开端和结尾。为了比较这些文明,他提出“模式”的办法,意在指出文明的共性和差异,发现是否有一种适合他们的标准类型。于是汤因比归纳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其他的文明都可以将这三种模式组合或拆分加以套用。

希腊模式有以下几个要素:
要素一:先是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然后分裂的政治造成一系列破坏性战争,接着出现政治统一。这一模式出现在安第斯文明,中美洲文明,叙利亚文明(在亚述帝国及其后继者新巴比伦帝国和阿黑门尼德帝国时出现统一),中华文明(战国后的秦的统一),印度文明(列国战争后统一于孔雀帝国),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阿卡德帝国和后来由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再由汉莫拉比突然重建的帝国),俄罗斯东正教文明(莫斯科帝国),日本的远东文明(德川幕府统一)。埃及文明也有类似模式,诺姆时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彼此不断发生战争,后来从上埃及到第一瀑布以下的整个尼罗河流域都在政治上统一到所谓的古王国中,但是其政治统一与文明的破晓时期同步,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

要素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社会史结构。统治阶级越发仰仗武力,一个崩溃的社会分离出内部和外部无产者集团。,而无产者的数量膨胀;

要素三:宗教。内部无产者创立基督教,使希腊世界以及蛮族入侵者都皈依了它。它轻易的击败了来自本土文明的反教会势力(新柏拉图主义)。获胜的教会还孵育了两种新的文明,即东正教文明(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史很相似,大乘佛教来源于印度在中国光大,基督教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在希腊世界发展。基督教遭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抵制,佛教遭遇道教反对,它们都来自于地方哲学,都试图仿效外国宗教的特点以增强感召力,从而窃取外国宗教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和拜占庭世界垄断长达数个世纪,而佛教即便是在最鼎盛时期也未将道教和儒教排挤出局(我觉得是跟佛教慈悲宽宏的理念很有关系的)。“直至1911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故我,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绅士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汤因比胸怀也体现在对东方文化的客观和包容上。他不止一次的肯定东方文化,而不是像其他西方学者那样把东方看成异类。他在后面还特别称道中国长久以来的稳定性,并希冀能有一天这种东方的稳定性与西方的爆发性结合起来。

要素四:外部无产者(蛮族人)所起的作用。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对于创建新文明的贡献比起内部无产者是微乎其微。

要素五:两种希腊化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希腊文化的复兴。

中国模式:
中国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它具有漫长的跨度,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中间又不时呗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初起,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祸连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而后秦实现了政治统一。传统的中国模式从汉代开始,跟古埃及类似,即在历史的开端就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然后统一和分裂轮流交替。这一段模式适合于希腊以及随后的拜占庭历史,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历史,勉强适合印度史。

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而中国模式则是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得到一个改良模式。这一模式显示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的不断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在最初的统一过去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治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再三发生。这种模式适用于大多数文明,除了埃及文明在历史开端便实现政治统一。

希腊模式的社会拥有更多的创造和进步,人们依恋这一精神刺激性,因此忍受长年的战乱,当最终忍受不了社会崩溃后,大一统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将赢得人心,尽管刺激力会减少,但却无法与稳定带来的实惠相比。(汤因比后文说尽管“统一”已经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减少,但人们对统一带来的安定有一种留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恢复统一)。

对于这种治乱交替,汤因比总结为经济的原因。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因为要培养收入颇丰的文职人员和常备军。如果出现体制腐败和蛮族犯境,那这些开支将日益增大,如果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大一统国家很可能就崩溃了。

犹太模式:
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为建立一个离散类型的社会模式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寄出的家园,犹太人却聪公元前586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他们并不是唯一被根除了家园却幸存下来的民族。景教徒、部分东正教徒、摩洛坎教派等都是被驱逐却幸存的民族。

要素一:
首先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而大多数社会在那种环境中都会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这个无根的社会维持自身凝聚力和连续性的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

要素二:
流散社会要有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冬季。它自信自己的特性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

要素三:
认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幸存下来。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的可能,被排挤或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拒绝多数人的宗教)。所以对他们限制最小的职业就是零售业。

这样,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者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

对于各个文明的发展,汤因比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以前的文明社会就像是一群昏睡在山腰部一块突出岩石上的人们,上下都是悬崖峭壁。现在的文明则像是正在攀登绝壁的人们。哪些静卧的人并没有真正瘫痪,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体育家,已经成功的爬到了那个高度,正在享受因自己的那番劳作而得到的歇息。那些攀登者正刚好离开那块岩石,开始攀援上头的峭壁,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攀援高度是多少,要花费多少力气。攀岩者中有很多人已经掉了下去,有些摔死了,有些掉在下面的岩石上奄奄一息,有些瘫痪在岩石上不能作更高的攀登而等着被风化。

然后进入该书的正文部分。汤因比引用大量史实和哲学观点(他尤其尊从中国的道家思想——阴阳交替被多次提到)归纳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的原因、过程。
然后着重讲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英雄对于文明的影响。最后是各个文明在空间(地理上各国家的接触)和时间上的接触(如文艺复兴)。

由于篇幅过于长,读得时间较久,我也懒得一一总结这些了。只记录一些我觉得有趣的史实。即使不认同他的归纳,从这本书也可以学到很多历史知识。

“汤因比把东罗马的衰亡归结为宗教依附于世俗权威(皇帝)之下。虽然东正教比基督教有更自由的宗教规定,比如没有语言限制,但是其传播仍比不上基督教。因为蛮族皈依东正教意味着放弃政治独立性。

东正教社会(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试图恢复罗马帝国,因此将大主教归附于皇帝之下,虽然在开始东正教社会发展比西方基督教社会(西罗马)好,但是它只是推迟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推迟意味着矛盾更激烈的爆发最终导致灭亡。西方基督社会教皇和皇帝权力分开,反而更有利于社会发展。

十字军主要是对罗马天主教势力对盘踞在近东穆斯林地区的征服并建了一些基督教国家,但也涉及对“基督教异端”、其他异教徒和对其他天主教会及封建领主的“敌对势力”的征服,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将矛头指向了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劫掠了東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西罗马基督教共和国则是宗教与政治分开。尽管世俗权威还是可以任命教职,但收入什么的完全独立。基督教在希尔德XXX期间,利用精神之剑扫除了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在精神领域将各国统一起来。它允许各小国加入同时保持政治独立性。但是也正是在此期间走向衰亡。从希尔德的第一次用武力对抗世俗权威的掠夺就注定了它的失败。这次武力的成功导致以后教皇将教廷的目的变为与世俗权威作斗争,这必然导致物质化——需要钱作斗争。

从最开始希尔德反对纳妾和买教职是成功的,但是当他触向禁止世俗权威授权教职这一块儿时就注定了世俗权威与宗教的斗争。

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感情是暧昧不清的。首先它通过背叛犹太教的两个原则——一神论和反对偶像崇拜而征服希腊世界。但是它又把犹太教《圣经》当作基督教信仰的《旧约》来供奉,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得犹太教的批评可以直捣基督教的要害。十戒是《旧约》的核心,也是《新约》一再援引和劲风的权威教义,而且基督降临人间就是为了实现这些戒律。但是同时,三位一体,圣徒崇拜,圣徒视觉形象等,跟十戒一样,都是基督教的基石。这样的矛盾让犹太仁可以指责基督教会的言行不一,基督徒心中便被唤起了负罪感。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反对外部不肯归化的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的内战更为可怕。于是基督教内部的斗争——集中在偶像崇拜和反对偶像崇拜——便层出不穷。

早在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之前,儒家反对佛教的斗争就开始了。虽然儒家在政治领域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精神领域却发生了逆转。根据科举内容重建一种哲学的事业是从新儒家韩愈和李翱开始的,然后分成两派——理学和心学。虽然新儒学始终宣布与道教和大乘佛教分道扬镳,但实际上却采纳了这两个宗教的某些基本信条。新儒学不仅吸收了道家的阴阳论,还从大乘佛教处吸取了儒学本身所缺少的思辨因素。新儒家的哲学复兴本身反倒成了大乘佛教精神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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