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色的零余战士——《沉沦》中的苦闷、迷茫以及抵抗

丐帮教主浮士德
2011-12-04 看过
       提起郁达夫,我想已是不必多言。稍稍了解他为之深情叙述过的故事的人们——尤其是男人们,尤其是男人中的青少年们——在这个话题上相逢时,嘴角都会不自觉地渗出一缕缕沉闷、狡黠、猥琐而会心的笑容。也是难怪,当这个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异国吃喝嫖不赌的岛国海归终于决定,以“游戏笔墨” 一把撕破那个欲露还羞的时代的遮羞布,将那普遍存在于在骚动的荷尔蒙与无处也无力宣泄的力比多压迫之下的青年男人们身上那苦闷而众所周知的秘密公然呈现,仿佛《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一般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他者不愿言说的事实,或者如郭沫若所言,给予“士大夫的虚伪” 以“暴风雨式的闪击”②时,就注定了他的独特与不凡。他如同一颗耀眼的异质闯入中国文学的视野,以一种“畸零的玫瑰”的苦闷姿态,以一种“零余者”的迷茫面目,以一个不自觉的战士的身份,谱写了一曲感伤抒情时代的壮烈挽歌。
    而我想要谈及的《沉沦》,正是这“抒情时代的歌唱”之开端,或者说,终结。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小说一开始就以一种第三人称的他者视角直接切入了进来,郁达夫随性掷出的“孤冷”二字瞬间把整个文本都拖入了一个阴郁的斗兽场里,而后整个故事就在这个阴郁的斗兽场里以一种毫无悬念的方式一幕幕地上演开来。
一如郁达夫执拗地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因此他首先不由分说地把《沉沦》里的主人公赋予种种与自己相符的清高与不堪,然后在叙述的一开始就把敏感脆弱的主人公抛入了这个完全用阴郁的砖石筑成的斗兽场内,而这位主人公所要面对的,是呲牙咧嘴馋涎欲滴的情欲的猛兽,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这头饥渴的野兽面前站立的,并非斯巴达克式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角斗士,而是一个只会捧着华兹华斯的诗集动不动就“涌出两行清泪来”③的文艺小青年,所以打从一开始起,这个故事就注定了是一出被动的追逐游戏,可怜的主人公不断地在生活无情的捉弄之下,在少女们那“活泼泼的眼睛”、“肥白的大腿”③、草丛里的呢喃以及自己求之不能的苦闷之间颠沛流离,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逃避。逃避,因为性格的设定让他无力抗拒——他被那头气势汹汹的恶兽逼到了绝境,而同样神经质的郁达夫并没有在这个绝望的斗兽场里为他辟出一条缝隙:他逃入旅馆,却免不了坠入浴室里温润的诱引;他逃入山林,却免不了陷进牧歌里妩媚的呻吟;他跳上电车,电车却朝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温柔乡驶去;他“狂歌大饮” ,妄图躲入狄奥尼索斯的罩袍之下接受神的荫蔽,弄人的神祇却把他送入了“无智少女”⑤的红绸棉被里。情欲之兽的步步紧逼和郁达夫的不留余地终于把他推到了苦海之滨——“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然想跳入海里去死了。”③而后他想起了自己爱情的失落、身世的不幸以及漂泊异国的伤心,他哭泣,他开始呜咽着咒骂起祖国的无力,就在此时,郁达夫猛地一刀挥斩,将情欲斗兽场里的这份没有出路的苦闷齐尾截去。
    这就是故事结束的方式。这就是故事结束的方式。这就是故事结束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很多人说,在那一阵怯懦的呜咽之后,主人公卑微决绝地投海自尽。但在我看来,拥着这般性格的人物,连自戕的勇气,恐怕也是没有的。
    苦闷仍将继续跌宕下去,只是郁达夫已经失去了等待阴霾散去的耐心。因为在之前的叙述中,郁达夫已经过于急切地让他笔下那可怜的人儿承受了太多不为当时所容的不堪:便所里血脉喷张的窥浴、早晨被窝里自渎的罪恶与快意、私下里对让他感到不快的人起的“复仇的心”以及温柔富贵乡里的一时纵欲……在阴郁的斗兽场里被恐吓出来的一切变了质、发了酸的情欲全都通过郁达夫大肆宣扬的“自叙传”指向了他自身。换言之,郁达夫爽性地抛掷给笔下人物的种种不幸到头来终归是要完完全全归还到他自己身上来,而这归还来的部分总因为多少沾染了“道学家”们鄙夷的目光,使得回归到他自身的不幸总是加倍的,因此,郁达夫肆意的表达不仅是一种狂放的宣泄,而且在外人看来,未尝也不是一种自虐。
    而这,便是郁达夫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是自虐式的,是癫狂的,是歇斯底里的,这种自虐、癫狂以及歇斯底里是如此嚣张、跋扈、无所顾惜到了极致,以致反而在某些时刻给人呈现出了一派平湖秋月般的美好与宁静,就如同华兹华斯的诗歌一般。而在这份纯然的平静下面,是数不尽的暗流涌动,就像一首歌里唱到:“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而郁达夫的工作方法,正是敲开自己的胸怀,更确切地说,是剖开自己的胸膛——将淬过火的失去了中心的半把剪刀 横陈于胸口,然后眼也不眨地把早已被岁月的严霜封得冰凉的刀刃彻彻底底地吃尽到心间的肉里,而后刀子横拉,拔出,鲜血喷涌,施术者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意,之后鲜红渐次褪去,夜一般凝重的暗红占据了整个叙述的躯体,慢慢地,汩汩淌出的暗红的血液里缓缓开出一朵花来,施术者小心翼翼将花朵采撷,故事就此终结。
    同样使我嗅到一种自剖式的鲜血气息的作家卡夫卡在他的《乡村医生》里,把伤者臀部上溃烂的长满白色蛆虫的伤口,比喻为了一朵玫瑰红色的花朵 ,这个比喻拿来说郁达夫的创作我觉得尤为合适——在导向死的病态、抑郁、苦闷的伤口之上,绽出的是一朵向着生的方向滋长的玫瑰,在一种席天幕地的阴郁笼罩之下,生生地确实有一种忿忿的力量在劈啪作响,而这力量并非其他,而是这份自剖出来的苦闷本身,正是自这死的伤口上盛开出的生的玫瑰花朵本身。如果说卡夫卡根植于自身的裂异式的创作可以比作《变形记》里那个陷进大甲虫背脊肉的烂苹果 ,那么同样我可以将郁达夫的创作看成是那死的伤口之上开出的一朵畸零的玫瑰。
    而这朵畸零的玫瑰一旦绽出,就注定了它将不仅会为郁达夫本人采撷,而且还将被千千万万途经这座斗兽场的真诚而狡狯的“好事之徒”们采撷——无论是郭沫若的大肆褒扬,还是周作人的鼎力支持,无论是“道学家”们的万般攻讦,还是“假才子”们的嗤之以鼻,都在不断地昭示着被创造出的文学作品自身的命运。正如皮兰德娄在《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写到被创造出来的人物“根据自己的意愿讲话行动,具备了自我意识” 那样,文学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它就不再只是属于创造者本身,它将被拉扯到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在那里,它如同一位初涉演艺圈的女演员,将会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受到各种质地“化妆品”的全新包装与洗礼。
    于是在那无尽的喧哗与骚动之后,我们看到,“畸零的玫瑰”不知不觉修炼成精——那孤寂的“零余者”终于被发现在那血色的花瓣后泫然欲泣。
    这是一个在不断的转述中成长起来的词汇。零余者。郁达夫在他那篇声嘶力竭的《零余者》中对这一形象作出了悲壮的宣言与判决:“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r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rperfluous! Surperfluous……” 而郁达夫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就是这一形象的复拓与再版:《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里的于质夫,《迷羊》中的王介成……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不断出现这样失意于社会人世的孤影,而《沉沦》里的主人公,正是这个孤影在郁达夫笔下的最初流露。
    “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的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 从《沉沦》来看,零余者是失意于生活的迷惘苦痛之人,而在这份迷惘之下零余者自身仍在追寻着什么,但追寻又不可得到,于是就陷入了所谓“沉沦”的境地。据说很多人将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归结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与身在异乡遭受帝国主义歧视与压迫的时代之病,我不禁要左嘴角三十度上翘,斗胆放言了:“这简直是荒谬!”
    翻看《沉沦》一看,最终把主人公逼上绝路的,正如之前所言,是斗兽场里的情欲猛兽,是性的苦闷,性的苦闷把主人公推向了温柔之乡,而从温柔之乡出来后,主人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地不堪,既是一文不名,想要寻求的纯洁的爱情又寻求不到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活在这世上毫无意义,他在这一刻发现了生活的迷茫、空虚与无聊,发现了自己是一个“零余者”的真相,他不堪承受,所以动了轻生之念。因此,性的苦闷才是把主人公推向苦海之滨的罪魁,而这情欲的野兽又从何来?正如《孟子》里所言“食色性也”,《礼记》里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的要求是天赋的人权,而《沉沦》的主人公二十来岁正当青春年纪,有性的要求实属正常,而对这样的正常的性的要求,主人公却做出了非正常的回应:他想要与他人亲近,想要“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但偏偏又觉得“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所以他又总想逃避;他在路上遇到穿红裙的女学生,明明想要搭讪,却又没有胆量,只得“呼吸就紧缩起来”,“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来”,“自嘲自骂”;他心里喜欢老板家的女儿,但见她的时候偏偏又要装出一副“兀不可犯的样子”;他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之后,做贼心虚,见到农夫也要担心“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么”③——可以说,他的所有情感,无论多么澎湃汹涌,多么壮阔雄浑,全都是局促在他自身之内,他的所有情感全都没有逾出他自身一步,只是积聚在他的身体之内做着困兽之斗,他的内心深处开出了一朵玫瑰色的花朵,但他却不敢正视,无胆采撷,他敏感、多疑、懦弱,却又不敢承认,为了掩盖自身的缺陷求得安慰,他把一切原因归结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但其实这一切何尝与民族身份有着半点关系?他对和自己关系不好的那几个中国同学,不也一样起了“复仇的心”么?他和自己的兄长产生龃龉之后不也想要“复他兄长的仇”么?所以说,造成他的性的苦闷的原因,是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是“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③,而这只可能与童年经历有关,无涉时代。当然,把他的情欲野兽塑造得如此凶猛的,除了自身性格的缺陷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迷茫,而这份自身难以排遣的迷茫,也是在自身性格之外,把他推入到“零余者”境地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关于这股力量,郁达夫并没有在文本中作出明确地揭示,而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来呈现。但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因为迷茫,正是因为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前行与为之奋斗的目标,一腔清高的抱负与向往无处掷地,主人公才感到苦闷,所以他迫切地需要一种力量来拯救他,带领他脱离迷茫的困境,带他飞升,带他找回自己,而他所认定的那种力量,就是爱情,所以他每每在日记里发了狂、拼了命、撕破喉咙一般地大声疾呼:“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③他将一切拯救的希望一股脑地全都砸压在那纯洁的爱情之上,而他自身性格不可挽回的缺陷却又使他难以承受这一份炽烈的重荷,单薄的心灵无法承当爱的重量,于是他崩溃了,大地开始陷落,而正在大地上彷徨着的人们,亦随之不可自拔地沉沦。
    可以说,零余者,就是迷茫本身,就是失落本身,就是寻不到方向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零余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迷茫的时候,只是迷茫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当我们迷茫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与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疏离,而这份疏离,使得我们不自觉地被排斥在了这个轰轰烈烈向前奔去的世界之外,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
    而这一份迷茫,本身也无关时代,因为自人类拥有文明以来,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会存在这样的迷茫的人,都会存在这样的“零余者”。无论是十九世纪在俄国农奴制包裹之下的贵族青年奥涅金,还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 的美利坚的霍尔顿,无论是《天堂电影院》里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西西里少年多多,还是在马丁•斯科塞斯叙述下徘徊在纽约街头的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他们都是在生活的某一时刻,突然感受到了生存的荒诞,失却了前行的方向与目标,陷入了迷茫的泥淖,他们在那一时刻开始,突然觉得自己缺乏了些什么,他们是失落的人或者假装不失落的人,他们无力成为“我”,又不屑成为“他”14,他们厌倦,“永远在寻找它所缺少的行动” 。他们与《沉沦》里的主人公一样,都想法设法拯救自己的迷茫,于是奥涅金进行创作和农事改革,霍尔顿要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避免那些孩子们不经意间堕入虚无,多多离开西西里岛远赴罗马寻求未来,特拉维斯和《沉沦》里的主人公一样,拼命寻求着爱情的滋润。虽然最终,由于各自性格与经历的不同,他们摘取了不同的属于各自的结局——有的永永远远地在迷茫中沉沦下去,有的则摆脱了迷茫向上飞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困惑,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迷茫,都与时代无关,这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然存在的,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必定会经历的迷茫,只是他们在各自生活的时代与自身性格经历的化合作用下,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迷茫,而这样的意识则可能使这份必然的迷茫变得更切肤更深沉,同时也会使这份迷茫染上时代的色彩,就如同鲁迅先生提到“醉虾”时说:“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 ,克尔凯郭尔也在《诱惑者日记》中道出了诱惑者通过不断地厮磨耳语,将被诱惑者领上爱欲的路途又旋即将之遗弃的事实,而时代所施予个人的正是弄清了个人的脑子,弄醒了个人的感觉,使个人更加深味这份迷茫的苦痛与难以承当,时代诱你上得路途,却又不肯许你一个未来的美好,它将你带到一条直面迷茫的路上,却在之后逃之夭夭,于是我们咒骂时代,但并不是说,这份迷茫就是时代的馈赠。他们、你们或者我们,只是在一个正当迷茫的年纪,遭遇了一个能够而且值得为我们的迷茫付清所有账单的时代,而在很多时候,付账的人,往往,都并非欠账之人。
    所以郁达夫的创作,特别是《沉沦》的创作,是剖开自己的胸膛,摘下那朵苦闷的玫瑰红色的花朵之后,发现了那个由迷茫凝成的零余者,而这种发现是不经意的、是不自觉的,是郁达夫在创作与发泄的欢愉之中偶然得来的成果,他那借由放肆的自我暴露而划拉出来的苦闷与迷茫气息,恰巧契合了那时无数处在“零余者”状态的青年们心理,他们的迷茫在郁达夫的文字里得到了呼应,他们同情郁达夫,就像是在怜悯自己,他们由郁达夫的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13,从而使郁达夫不自觉地成为了当时青年们的代言人。
    郁达夫的小说常为人诟病太过于感伤颓废,暴露癖太严重,太过阴暗、消极,但我以为,正是藉由自剖式的鲜血淋漓的创作,正是藉由对那朵开在向死而生的伤口之上的苦闷的玫瑰色花朵的采撷,正是藉由对那躲避在畸零的血色花瓣之下的“零余者”的发现,郁达夫的创作成为了一种不自觉的抵抗。一方面,郁达夫搅腾着自身欲求与癖好的不加掩饰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消解着粘附在那个已经被放逐出伊甸园的时代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类似封建旧道德残余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在面对由苦闷与迷茫凝成的生之虚无面前,郁达夫通过对苦闷与迷茫的几乎病态的展露,通过对在个人遭遇苦闷与迷茫时的那种曲折的苦痛的酣畅表达,将那把失掉了中心沾上了血腥的半把剪刀直指人性——而这既无关庸俗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也不涉愚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抵抗虚无的不自觉的战士。就像日本战后无赖派作家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大声疾呼:“问问苍天,不抵抗有罪吗?” ,但他这句不抵抗的呼喊本身就不经意地成为了抵抗的最强音一样,郁达夫对处于苦闷、迷茫中的人们的病态、疯狂的表达,使人们更加深味这份虚无的苦痛,它揭示了一种人在遭遇虚无时沉沦于这份纠结的苦痛之中的僵持状态,从而唤起了一种情绪,造就了一种姿态,而这种情绪,这种姿态本身,就是抵抗,无论这一抵抗是披着伤感的罩袍,还是颓废的法衣 。
    如同波德莱尔将一朵丑陋病态的《恶之花》悠悠铸炼为一抹盛放在地狱边缘的美丽,郁达夫也正是在不抵抗式的颓废之中,完成了不颓废式的,抵抗。
    回到《沉沦》。
    在小说最后,在郁达夫将主人公无情地推向死亡国土之前,有过这样一段描写:“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③
       这是一段绝对可以媲美卡夫卡《乡村医生》里蛆烂的伤口上开出玫瑰色花朵的描写。在主人公即将吻向冰冷的死亡之唇时,郁达夫突然让他看到了正等待着爱情的山鬼那“既含睇兮又宜笑”的眼波,在导向死的虚无之途中,忽然闪现出了生命的温暖美好——两个同样在等待着爱情的生命于此相逢,死的冰凉与生的温暖在此重叠,郁达夫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出了一种讯息:即使在最深的虚无之中,也会有希望的温暖存在。这一零星的温暖充实起了颓废之中那不自觉的抵抗,也使在迷茫中挣扎的主人公得到了人性温存的观照。
    因此,原谅我情不自禁地想要用自己的语言再次重温这段情节:
他从那不自觉的温软“伊甸园”里奔出来时,天已经黑得彻骨了。浓黑的夜色凝成了冰冷的刺,草草扎成了一顶清瘦的月,怔怔抹在了半边的空。我不知道他是否如同那迷失的羊羔一般觳觫,细琐的浪涛漾着不知名的渔火,他突然想起了山鬼的眼波。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中女神楚楚动人,目中清波顾自流盼,而那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彳亍着的人儿,却依旧兀自不来。原来也是有那么一个纯洁的人儿在那山之曲隅等待着,在那茫茫人海中等待着我么?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但爱情真的可以拯救什么吗?可爱情又能真的拯救什么呢?
    我不知道。
    郁达夫也不知道。斗兽场在他生命的某一刻开始崩溃,而场内那头呲牙咧嘴的猛兽,却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以后的创作在风格、叙述以及人物上都可以说是对《沉沦》的一定程度的重复,所以他的抒情时代早在开始时,就已经埋下了终结的种子。而后抗日战争期间, 他在几近凋零的罗曼史中抽身而出,奋然前往马来群岛参与抗日工作,从一位精神的不自觉的抵抗者,辗转为了一位现实的自觉的抵抗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郁达夫失踪。
    这位玫瑰色的零余战士最终的神秘结局似乎在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
    在苦闷与迷茫凝成的生之虚无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沉沦中等死,要么,战死。

参考文献: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有:“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磨琢的。”

 郭沫若《论郁达夫》中有:“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以上引文均出自郁达夫《沉沦》,据钱谷融主编2008年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所辑该文。
  郁达夫《创作生活的回顾》,收入《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中有:“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
  出自T•S•艾略特《空心人》

  歌词出自黄磊歌曲《我想我是海》,选自黄磊1998年同名专辑
  郁达夫《寒灰集•十一月初三》(《达夫全集》第一卷)中有:“……我这个飘流不定的身子,若以物件来比拟,那么我想再比中心点失掉了的半把剪刀相象的物件是没有了……”
  叶廷芳译卡夫卡《乡村医生》中有:“在他身体右侧靠近臀部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花送你走向死亡……”。据叶廷芳《卡夫卡读本》所辑该文。
  李文俊译卡夫卡《变形记》中有:“他背上的烂苹果和周围发炎的地方都蒙上了柔软的尘土,早就不太难过了。”
  出自李斯译皮兰德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引文出自郁达夫《零余者》
  引文出自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出自刘瑜《别让我消失》,选自上海三联书店版刘瑜随笔《送你一颗子弹》
  米兰•昆德拉《慢》,2011年上海译文版
  出自鲁迅《答有恒先生》
  出自太宰治《人间失格》,吉林版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曾引用李初梨对郁达夫的评论:“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该比喻是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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