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光晕中迷失的中国电影

禾刀
2011-12-01 看过
在艺术光晕中迷失的中国电影
——读达德利·安德鲁《艺术光晕中的电影》


■禾刀
 

达德利·安德鲁是一个电影理论家,写过不少精彩的影评,其中不乏辛辣的批评。本书撷取安德鲁观看的十部电影,着重剖析摄影机器和胶片的选择、光圈的运用、镜头的摇摆、剧情的映衬……以严谨的逻辑,将电影素材重新剪辑,让读者似乎看到电影之外的另一部电影。
 

安德鲁偏好艺术电影,这是国际电影界特别是理论界的职业习好。有幸的是,安德鲁在对贾樟柯的《世界》点评时,赞多毁少。不过,其中也夹杂着对中国电影界的尖锐批评,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后来电影,安德鲁认为“那些电影的出发点不是边缘,而是权力的中心,全知全能、无所不及的摄影机展示出壮观的全景”。有趣的是,国内虽然没有像安德鲁这样的职业影评理论家,但他的这番评判与公众普遍感受基本吻合。
 

怎样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差?放在冯小刚的面前,那就是票房;放在贾樟柯等人的面前,那便是思想,是穿透力。冯小刚偏重于商业化路线,这无可厚非,但文艺片往往承载着一个国家电影发展的龙脉。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的观众失去思考,电影就会沦为一件纯粹的商品,与艺术的沉淀思考价值背道而驰,观众不可能因为电影,引发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入思考,自然谈不上灵魂的洗礼与反思。
 

虽然从国际电影界来看,票房与艺术并不具备绝对因果关联,但在国际电影评价体系下,优秀的艺术片和独立影片往往很有市场。2007年的奥斯卡便将四项大奖慷慨地授予由独立制片人科恩兄弟打造的《老无所依》。虽然此部电影票房无法与由钞票堆出的大片匹敌,但8600万美元的票房足以令小制作电影扬眉吐气。更主要的是,该片引发了欧美影评人竞相评论的狂潮,也令同年度的参评大片《变形金刚》锐气大挫。


稍感欣喜的是,国内似乎从来不缺艺术片的细胞。改革开放后,张艺谋的《红高梁》率先冲出国门,让世界电影人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基本奠定了自己的事业根基。后来的第六代导演更是屡有斩获,除了贾樟柯,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陆川的《寻枪》、顾长卫的《孔雀》和《立春》等均获得高度认可。最近则是张猛的《钢的琴》再度让国际电影界看到了中国电影人的深厚功力。


然而,这些优秀作品往往只是属于国外奖台,或者是国外的电影市场,一旦回到国内,往往难掩铁将军把门的尴尬。文艺片遭遇的国别特色尴尬,当然是观众无法接受。而观众欣赏水平的提升,倚赖于评价体系的“质变”,但这显然任重而道远。以《钢的琴》为例,不提国外的强烈反响,这部影片在国内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然而在前不久落幕的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仅仅只是收获一个难掩照顾情绪的“评委会特别奖”,倒是《飞天》这样执着于献礼模式的电影,居然可以成其为一匹谁也不曾预料到的“黑马”,摘下分量最重的“最佳故事片”。


指望一个长期扭曲的奖项,短时间内回到顺应艺术发展规律道路上显然不切实际,但国内独立尤其是专业影评人理论人才的匮乏,无疑是制约影响改革国内电影评价体系的最大缺憾。眼下的现实境况是,2011年国内电影票房有望突破130亿元,虽然许多媒体开辟了发布电影信息的栏目,但绝大多数只是人云亦云,专注于挖“八卦”。这也使得一些电影人不是在如何打造质量上下功夫,而是一门心思制造歪门邪道的噱头。噱头的大行其道,何尝不是电影评价体系缺失的重要表征?


令人悲叹的是,虽然有一些导演仍然选择坚守文艺片,但无法冲出投资匮乏的掣肘,只能苦苦挣扎,毕竟像贾樟柯那样能够轻松赢得国际投资的导演只是凤毛麟角。如果没有持续资金的“输血”,意味着文艺片将只是证明导演能力的一张毕业证,抑或敲门砖。
 

11月6日凌晨,贾樟柯发表了一条微博,称自己和几位朋友已经商谈好,决定投资一百万余元共同资助影评事业。贾樟柯表示他会通过只投资、不直接参与管理的形式来保证影评人和资助之间的独立性,自己想建立这样一个模式和平台是出于行业需要的考虑,“必须有人先开始做这件事情”,完全不要求回报。这当然是个好的开端,但要坚定地走下去,走得更远更好,还需要舆论包括影协等评价体系共同与时俱进。


值得国内影评人学习的是,本书中收录的影评中,除了编者考虑国人阅读偏好,加上贾樟柯的《世界》外,其它十篇都写于DVD问世这前。这意味着,安德鲁必须像许多普通观众一样,在电影院里观影,然后运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思想,对电影进行点评。对中国影评人而言,贾樟柯的激励吹响了号角,而安德鲁的严谨与细致,则树立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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