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乃知性职责
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特里林面对的问题与当下许多文学研究者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对于一位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二十世纪众多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的亲历者,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真实、迫切和棘手。这个问题即文学的道德责任问题。
特里林当然可以像同时代的形式主义者和新批评派一样,否认或者漠视现代文学中的道德责任,而转向对文学形式和技艺的探究。但是不要忘记,特里林不止是一位文学教授,还是一名影响力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他像形式主义者那样卸下文学的道德重负,那显然是不能服众的。他必须面对这样的质疑,与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在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文学显得更加个人化而缺少公共性,其中的道德教益几乎荡然无存,有的描写甚至还有“反道德”的嫌疑,而二十世纪人类的道德状况却比起以往更加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研究一种非道德的文学,或者非道德地研究文学,是不是一件道德的事?
特里林必须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找到文学和道德之间新的勾连。他找到了“知性”作为二者的过渡。
何谓知性(intelligent)? 要对它进行一个确定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基本的词义及全书的论述来看,我们大概可以揣度出它的意思,它是理性、理智,如特里林在谈论弗雷泽时提到的“相信理性的美德和力量”,以及谈论阿诺德时提到的一个现代的社会成员应当“以理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批判的精神来观察真理”(392)。
然而,如果知性即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现代文学恰恰是反知性的,像特里林自己说的,自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渴望逃离由肯定性与常识构成的世界,也即逃离理性(393)。这相当于进一步宣判了现代文学与道德的离异,一方面“当代读者日益要求文学具有形而上的属性,而非道德的属性”455,而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反倒在于,“它发现了非道德力量,并使之成为经典”394。
因此,知性肯定不止是理性这么简单,那么它到底还是什么呢?全书中特里林都在对此作出解释,但我认为他在论述乔伊斯时给出了最佳的答案。众所周知,一方面,乔伊斯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文学巨擘,被誉为小说这一文类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而另一方面,其名著《尤利西斯》从诞生伊始,就因其众多“不道德”的描写,倍受争议,四处被禁。我们从《尤利西斯》上,是不可能得到像托尔斯泰或雨果的小说中那样的道德教益的,它所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迷惘和不适。哪怕在生活中,乔伊斯也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其性格之乖戾众所周知,即使在给妻子的书信中,他也在实践着他那邪恶而淫秽的趣味:“如果我说我喜欢看着你那女孩版雪白的臀部排出棕色的污物,你会感到不愉快吗?”(475)
对于乔伊斯的这种“变态”行为,特里林给出了一种宽容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乔伊斯希望赤裸裸地占有妻子的灵魂,同时也让妻子以同样的方式占有他的灵魂,他想超越最大限度的人类的可能性。乔伊斯想“实现程度最为全面的人性”478,这其实也是众多现代文学的追求,现代文学中所描写的那些“地狱”和“深渊”向读者们呼告:“如果你们思考一下我到底有多深,谷底隐藏着何等骇人的野兽,你们就会觉得我能让人产生兴奋感。记住,有关我的知识能对你们成为完整或全面的人提供实质性的益处”(401)。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这种对于完满之人性的追求,也有走向“非人”的风险,也即从追求完满,最终“过渡到超越并否定人性的境界”(478)。所幸的是,尽管充满诱惑,乔伊斯却没有跨出这危险的一步,所以他没有把那些淫秽的幻想加给小说中的青年艺术家,圣徒般的斯蒂芬•代达罗斯,而是加在了庸常的中年小人物布鲁姆身上,这就保住了小说的人性形象(478)。
特里林又指出,这个布鲁姆,“如果我们参照拉比和他们的非战斗精神、对邪恶观点的漠然态度,以及对普通矛盾性的接受态度”,“恰好不就是一位具有拉比精神的人物吗?”201最庸常的人性中蕴藏着最伟大的的道德力量,尽管特里林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直态度暧昧,但在该书对华兹华斯、巴别尔和乔伊斯等众多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犹太传统是怀着认同态度的,“乔伊斯的多重变态行为与他思想所处的婴儿时期状态是非常合拍的。人们似乎觉得,这种纯正是乔伊斯对犹太人总体评价的一部分,他似乎认为这些人因为某种自然的恩赐,能够免受基督徒在道德生活中所面临的复杂性煎熬”476。一种原初的犹太思想和精神能够继续为西方知性的重建,提供滋养。
至此,知性的另一个面相也就昭然若揭了,它代表的是一种人性的完满,这种人性的完满,正是道德之基础和职责。而文学在这其中的位置也一目了然,知性乃道德之职责,文学乃知性之职责,这种过渡,既保全了文学的公共性,也维护了文学的独立性。
长短局/《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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