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的情怀

仙妮熊
2011-11-22 看过
近五年来,我几乎每周要做的两件事,一是发给《外滩画报》编辑吴志超一篇莱布雷希特的专栏,一是写信给莱布雷希特先生告诉他哪篇文章已经发表,公事之余,有时还会拉拉家常。有些人重复做相似的事情很快会心生厌倦,有些人则在重复中体会熟悉的温存。这五年里,老莱退休了,出了一本小说,两本音乐书,开始写博客,上twitter,二女儿结婚了,大女儿生了双胞胎,处女小说《姓名之歌》将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达斯汀•霍夫曼和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今年秋天老莱的随笔集《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由上海书店出版,是他的第四本中文书。
袁筱一写过一本书叫《最难的事》,讲的就是翻译。窃以为,翻译是一种极为私密的行为,其中不管是咬文嚼字的纠结,还是灵机一动的快慰,都只有自己体会,不足为外人道。没有什么能比翻译一个人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他/她的方式了。老莱的太太爱尔碧曾经好奇地问我:“译者是不是要钻进作者的脑子里去啊?”我心想,何止钻进他的脑子,还要钻进他的心里。更何况,精彩的作家往往有多种面相,偶然的翻译必然无法窥见全貌,在长期的全面的接触下,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
老莱在公众的目光下,是个尖牙俐齿的毒舌人物,骂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喜欢的人说他是乐评的脊梁,不喜的人说他是“古典音乐界的宋祖德”。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说吃过官司,挨过老拳,新书《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的同名文章说的就是他因为言辞太刺激而被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老板封杀的事儿。然而读他的另外一类文章,则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我是NHS的孩子》中,老莱回忆了自幼丧母的经历。他告诉我:“这是我这辈子写过的最私人的一篇文章。”母亲去世后父亲终日郁郁寡欢,诺曼被姐姐们拉扯长大。 “尼娜•西蒙的那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是我少年时的一缕微光。我明白没妈的孩子并不只有我一人,这不是失败或顾虑的理由。这使我成了一个四处奔波的旅人,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片土地上逃避内心的痛楚;同时我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试图在寿衣般的白纸上化解那无法消逝的丧母之痛。”四处奔波的生涯,从他十六岁时只身前往以色列便开始,当年一句希伯来语也不会说的他,为寻找犹太身份认同,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年,大学退学后,他做过战地记者。1973年埃及突袭以色列的第一天,他的好友同事在前线报道时被爆头;动荡时期他上班乘坐的公交车发生过爆炸……他见证了以色列“带着艰苦的理想主义变成超级大国,却仍保留着它独有的脆弱”,他深爱这个国家,但“一砖一瓦地从我们无法割舍的残暴历史建立起来”的事实,却又常常折磨得他近乎绝望。可惜《以色列六十年》一文最后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删去,无缘与读者见面。
资深乐迷谢力昕在微博上说:“刚读完《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以这本看来,国内先行引进《谁杀了古典音乐》,对老诺曼的形象是个负面打击。而老诺曼在这本集子谈音乐、文化、电影、社会,于嘲讽刻薄之外,却另有一番温暖的情怀。他忧心的是人性的失落,推崇的是质朴、民主而能人人分享的体验。让我对他有刮目相看之感。”相信大部分熟悉那个泼辣老莱的读者,读完这本书后都会有同感。
老莱住在伦敦西区的Maida Vale,走路可到著名的阿比路音乐棚。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曾是犹太人聚居区,我猜想这一定是他安家于此的主要原因。计算机的老祖宗阿兰•图灵在这里出生,歌手比约克和名模凯特•摩斯是他的近邻。老莱家里每个房间的墙壁上几乎都堆满了书,有些书架都已经摇摇欲坠。有一次我发了Kartell经典书虫书架的照片给他看,他艳羡地说:“我要是能有那么空的一面墙就好了。”我在他客厅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排厄普代克的小说,就顺口问他最喜欢哪位美国小说家,他说:“厄普代克还行,兔子四部曲很不错。但是菲利普•罗斯,我几乎每一句都能背诵。”老莱平时在四层的阁楼上工作,因为东西堆得太多,空间颇为局促,但斜窗外望出去便是伦敦的夜景,他说在这里可以与日常生活稍稍疏离,享受宁静的独处时间。这里有他收集的古董音乐会节目单和各种唱片,只要打开CD机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就可以进入另一种空间。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翻译?自己写不好吗?我不得不说,老莱的精彩之处在于,翻译他的文字,从未让我失望,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在一个一切都飘忽不定的时代,这是怎样的靠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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