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笨拙

村上春树的笨拙
——评《地下》

我把村上春树的文字魅力归结为贯穿作品的某种笨拙，这种笨拙体现在他从不刻意消除小说世界与读者之间的间离感，也从来不做讨巧的人物设定。

村 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兼备逼真又间离之感，或者说，间离反而加强了逼真感。使人觉得，似乎真有平行世界在身边哪个看不见的角落默默旋转。他擅长把凡常的人和 使变得陌生——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不协调慢慢积累，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敲你的门，坐在对面和你说莫名其妙的话，浑身透着“世界已经转换了” 的气味。村上总是提醒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离奇有时荒谬，只是我们常常熟视无睹。这种腔调听起来很讨厌，但进而读村上的小说的 时候，对这种陌生会觉得既新奇又似曾相识。

村上笔下的人物富有魅力，他们并不反社 会，但刻意和世界保持着距离，很执着，如果需要付出代价，那就心安理得地付出。村上式的生活姿态，揉和了各种各样的坚持，小到一杯咖啡一首歌，大到生存的 方式。不同的是，这些人物不像我们——常常动摇，难以坚持。不知怎么地，这些人物仿佛都有点笨拙，不会对生活讨巧，不会被庸常的东西动摇。

长 篇纪实作品《地下》呈现的则是与小说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如果撇开林少华先生的序和村上自己的后记的话，全本甚少体现“观念”或“立场”之类的东西。与媒 体的访谈截然不同，村上只想通过每个受访对象的讲述来还原场景，作为一个作家，他试图用“物语”的笔触来再现场景和叙述者的真实感，以致连说话的口吻和习 惯都尽量保留。村上春树一再回避将受害者符号化的行为，在采访上，他避免取巧和引导式的问话（也可能是因为他自称的不擅长说话）；除了少数因为话题引出的 提问，以及对当事人情况的说明做了一些加工外，整个访谈就是由当天现场描述＋毒气对自己的影响＋对奥姆真理教的看法等几个环节构成。整本书向读者示好的意 思，如果你一个接一个读着受访者的口述，渐渐会有重复和无聊之感。事实上，我认为 受访者必然通过表情、语调、肢体动作等等传达了更丰富的信息，这些内容构成的冲击有时更甚于叙述的内容。然而村上几乎没有尝试用别的方式来弥补。因为一旦 用描绘的方式表现受访者的情况，就掺入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剥夺了读者选择的权利。村上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欠缺技巧的笨拙访谈，其资料性要远远强过文学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阅读这本《底下》呢？因为这本书是村上仅有的几部长篇纪实作品中的代表作，在本书中，作家将“村上春树式的笨拙”以“整体形式”而非“内容”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作品。我们不用再通过小说间接地去体验，而可以直接体验这种笨拙。

在 “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地报道，然而对于当天事发现场的“真相”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再现。“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 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这是我想知道的。”（村上语）然而媒体只是满足于“正义与邪恶”这样的二元立场，他们只截取对自己的观点，立 场，姿态有用的内容，对什么是真相并没有兴趣。如果说奥姆真理教的教众是自愿将自己选择的权利、将个人的声音奉献给教团；那媒体的做法便是片面化，平面化 事实，剥夺公众选择视角的权利。于是村上仿佛化身其小说人物，用“自己的方法”寻求被忽略的个人的“物语”。如果说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 以“高墙与鸡蛋”比喻自己的姿态，那么《地下》正是其实践自己的做法的生动写照。他采访了62位直接或间接受沙林毒气戕害的民众，从二十多岁正值妙龄的少 女到七十岁的老人，涵盖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也很广泛。通过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视野、行动和思想，乃至受创后的症状、噩梦，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全面 地展现了沙林毒气的灾难，如何渗透进“个体”层面，痛切地扭转了一个个鲜活人生的过程。诸多细节触目惊心，犹如身临其境。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访谈，是村上春树拜访明石志津子的过程。明石志津子在哥哥明石达夫多年的细致照料下，从重度昏迷中缓缓恢复到能用模糊的语言表达简单意思的地步。对村上的提问，她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只言片语来应答。这段访谈是全书中唯一一篇大量加入作家主观描写的篇目：简单极致的对话，穿插细致的描绘，村上用擅长的写意笔法将渗透某种意义的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不禁对生命的顽强肃然起敬。

一个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同时又保持距离感？村上春树用他的《地下》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