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
“让我们重温一下迄今为止本世纪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名字:卢卡奇、戈德曼、萨特、考德威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马舍雷、杰姆逊、伊格尔顿”。1981年,特里•伊格尔顿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一书中把自己列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这个身份的界定显得特别古怪。首先,很少人会厚颜地把自己列为“本世纪重要”这样的字眼背后;其次,这是一本论述瓦尔特•本雅明的专著,但是在“重要的”名单中,竟然没有主角的名字。
已经有众多的人运用这句话为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份做界定。不过,这个名单却并不是一个“光荣榜”,尽管伊格尔顿用了“本世纪重要”这样浮夸的字眼,毋宁说是它包含了些许的感伤色彩。在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论断,“与列宁、托洛斯基、布莱希特、本雅明和艺术左派阵线相比,这些作家鲜明的特征是,他们是在阶级斗争日薄西山、暂无声息或者被残酷镇压之时从事创作的”。
换句话说,包括伊格尔顿自己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因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和强势,其理论都可能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并不“纯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物。
借着本雅明,伊格尔顿反思自身的处境,正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纯粹”,或者说更加具有“正统的”马克思式的革命性、政治性、实践性和大众性。此时的伊格尔顿毫无疑问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感”:他试图清楚地界定自己,试图阐述和告诉别人,如何作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
所谓“身份的焦虑感”并非某种单纯的负面情绪,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不断深陷的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一书中,伊格尔顿曾经这样说道,“假装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鲜活的政治现实,或者假装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绝非极其遥远,至少对于现在,都是一种理智的欺骗”。什么是现实呢?现实就是资本主义没有因为马克思的预言而倒闭,反而越发生机勃勃;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改变 “掘墓人”、“颠覆者”、“革命家”的形象,否则他们就难以自圆其说。
但是,变成无关痛痒的文学批评家、话语符号斗争的幻想家、软绵绵的知识分子,却并不是想要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所愿意自得其乐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一次次的屠杀、世界战争,以及循环的经济危机中,在高潮与低潮之间,资本主义不断地来回摆动;另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或者一种运动,又或者作为现实的政权,同样在世界范围内风雨飘摇。而历史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两股力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有时相互依存着,有时候也同时失去人们的信任。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出现就是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失望,它缘起于苏军入侵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以及50、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富裕,阶级意识淡化,消费主义膨胀。
于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失去了现实政治的支持,也有丧失政治批判对象的危险,它逐渐演变成一种并不怎么特别,进行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理论,甚至变成只在话语符号里打转的后现代理论,丧失了政治敏感性。
1967年,伊格尔顿发表了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与社会》,这部著作完全采用了他的导师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视角和方法;1968年,他再次运用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的“共同文化”观念,写就发表了《共同文化的观念》。但是,这一次,伊格尔顿因为机械地照搬导师的学术观点,结果受到威廉斯严厉的批评。
不过很快,伊格尔顿就从早期的模仿中走出来,开始学着批判老一代的新左派。老一代的新左派以E•P•汤普逊、雷蒙•威廉斯、克里斯托夫•希尔、罗德尼•希尔顿、理查德•霍加特等人为代表,他们相信激进的文化能够唤起民众对于当前社会的批判,并营造新的社会意识。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他们未免过于经验化,不仅缺乏理论深度,而且还过分夸大文化而忽视政治。
1976年,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此时的伊格尔顿接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批判,文学生产方式,等等当时最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尤其是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严厉地批判了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并与自己的导师分裂,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
伊格尔顿这一转变的背景,源自马克思主义在走出20世纪50年代受到的各种挑战之后,开始走出阴霾走向短暂的繁盛,一直到1968年的“法国革命”达到最高潮。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陆,一场针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正式拉开帷幕。1965年,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的序中说道:“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因此,我的靶子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论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论述。”
不过很快,伊格尔顿便对阿尔都塞也失去了兴趣。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沃尔特•本雅明,关注这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仍然保持“革命性”观念的哲人,“尽管本雅明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革命改造这一重任”。伊格尔顿发现本雅明,源自于他不满当时“法国革命”退潮之后,阶级斗争偃旗息鼓,左派革命渐行渐远,以及后阿尔堵塞的左派理论不断“小资产阶级化”。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已经倒塌,东欧巨变,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化资本主义君临天下。马克思主义继续其颓势,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直至最终与资本主义一起走向犬儒主义。伊格尔顿开始动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绝望。这个时候的伊格尔顿又想起曾经被他抛弃的导师威廉斯,重拾“文化唯物主义”、“大众文化”这些有点古旧,但相对朴素的批评概念,强调审美意识形态中的“身体”和感性经验。
1996年,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一书中,伊格尔顿绝望地说道,“现在这些概念(左派政治学说传统)不是受到激烈竞争,而更多地是被人怀着古物收藏家的宽容趣味加以关照,就像人们看待托勒密宇宙观或邓斯•司各特经院哲学那样”。
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左派运动失败的文化产物,虽然带着反抗和批判的激进面具,但不过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退却。“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
这种绝望情绪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继续绝望,“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
当然,在无穷的绝望之中,伊格尔顿始终在不断地反思、自嘲、反讽。他嘲笑后现代主义的失败和懦弱,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错误,驳斥“主体死了”背后的政治阴谋。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退潮,只是独身的中年教授邂逅了短暂的性欢愉,疯狂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而不是根本性的彻底失败。
2008年,伊格尔顿从曼彻斯特大学“被退休”,并于2009年转战于他向来不喜欢的美国。面对这次工作变故,伊格尔顿没有像1969年离开剑桥,转至牛津大学时那么愤恨和阴谋论,他相信这次的工作调动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与政治无关。这次的工作调换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糟糕的财务状况。
他在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的前言里说,这次经济危机让人们开始重新谈论资本主义,“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是一本文不对题,极其容易让人误解的书籍,它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试图为读者澄清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十大误解”。如果要归类,你或许可以把它归于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学理论导论》、《意识形态导论》、《批判的功能》,《文化的观念》等等,因为依然只是伊格尔顿“身份焦虑”的产物。
只是它出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年份。因为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重新开始谈论资本主义,不再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经济危机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走向犬儒主义——这是伊格尔顿最为焦虑的事情。
对于伊格尔顿而言,2008年的经济危机当然不足以成为经济、阶级、革命的马克思重新“复活”的理由。但是,2008年无疑是一个提醒,提醒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30年时间里不断陷入犬儒主义之中是何等的愚蠢和错误;同时也提醒人们看到资本主义过去存在的贪婪、剥削,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地增长。
提醒人们回到经济、政治、阶级、革命批判的马克思——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作用。只是伊格尔顿的提醒或者论证,也未免显得太粗糙了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乏善可陈的数据引用上,也体现在他对于全球范围内糟糕状况的单向思考。他似乎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世间一切的恶都来自资本主义。
比如,在书中,他引用T•亨特的说法:“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以证明初期工业资本主义惨绝人寰的贫富差距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但是,这种证明只说明,伊格尔顿不仅没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其理论,也没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双重失效,放于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量齐观。
除了缺乏经济数据的支持外,他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社会主义走向极权政治的辩护,更是让读者失望。他不仅把苏联走向失败,归咎于西方世界的敌意,还把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血腥历史,当作为苏联极权政治辩护的理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敌意,让伊格尔顿丧失了对现代性最基本的反思能力,说到底,这也无助于让人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信条。
马克思不是宿命论者,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不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不是暴力论者,不是极权主义者,而他的阶级斗争论常常被我们误解,马克思主义依然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伊格尔顿想要告诉我们的陈词滥调,论证粗糙的就像中国的高中政治思想课。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确只能算是一次“提醒”,是模仿马克思辩论风格的宣言。如果从这种角度看,这本书并不算失败。
但是,伊格尔顿最大的失败,不在于他论证的粗糙,而在于他在本书中抱着一个这样的“幻觉”:他似乎觉得人们抛弃古旧的马克思,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切都只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有所“误解”;相反,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迷信”,只是缺乏一个“历史缺口”,能够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丑态。
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缺口”,他却常常只能以夸张的语言来填补,而无法真实地呈现。关于2008的经济危机,他有这样的描述:“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这样预计:“超级富豪们居住在守卫森严的私人社区里,而数以十亿计的穷人则蜷缩在散发着恶臭的茅屋里勉强度日,终日生活在灯塔和铁丝围成的包围圈中”……
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向善于自嘲和反思的伊格尔顿。掩耳盗铃,无视历史现实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破除资本主义幻象,追求真相的教诲;也丧失了当初为了回到政治批判的马克思所保持的那份可贵的“焦虑”;而无视真相,任凭幻觉主宰真相,也让他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
已经有众多的人运用这句话为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份做界定。不过,这个名单却并不是一个“光荣榜”,尽管伊格尔顿用了“本世纪重要”这样浮夸的字眼,毋宁说是它包含了些许的感伤色彩。在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论断,“与列宁、托洛斯基、布莱希特、本雅明和艺术左派阵线相比,这些作家鲜明的特征是,他们是在阶级斗争日薄西山、暂无声息或者被残酷镇压之时从事创作的”。
换句话说,包括伊格尔顿自己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因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和强势,其理论都可能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并不“纯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物。
借着本雅明,伊格尔顿反思自身的处境,正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纯粹”,或者说更加具有“正统的”马克思式的革命性、政治性、实践性和大众性。此时的伊格尔顿毫无疑问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感”:他试图清楚地界定自己,试图阐述和告诉别人,如何作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
所谓“身份的焦虑感”并非某种单纯的负面情绪,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不断深陷的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一书中,伊格尔顿曾经这样说道,“假装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鲜活的政治现实,或者假装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绝非极其遥远,至少对于现在,都是一种理智的欺骗”。什么是现实呢?现实就是资本主义没有因为马克思的预言而倒闭,反而越发生机勃勃;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改变 “掘墓人”、“颠覆者”、“革命家”的形象,否则他们就难以自圆其说。
但是,变成无关痛痒的文学批评家、话语符号斗争的幻想家、软绵绵的知识分子,却并不是想要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所愿意自得其乐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一次次的屠杀、世界战争,以及循环的经济危机中,在高潮与低潮之间,资本主义不断地来回摆动;另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或者一种运动,又或者作为现实的政权,同样在世界范围内风雨飘摇。而历史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两股力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有时相互依存着,有时候也同时失去人们的信任。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出现就是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失望,它缘起于苏军入侵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以及50、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富裕,阶级意识淡化,消费主义膨胀。
于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失去了现实政治的支持,也有丧失政治批判对象的危险,它逐渐演变成一种并不怎么特别,进行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理论,甚至变成只在话语符号里打转的后现代理论,丧失了政治敏感性。
1967年,伊格尔顿发表了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与社会》,这部著作完全采用了他的导师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视角和方法;1968年,他再次运用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的“共同文化”观念,写就发表了《共同文化的观念》。但是,这一次,伊格尔顿因为机械地照搬导师的学术观点,结果受到威廉斯严厉的批评。
不过很快,伊格尔顿就从早期的模仿中走出来,开始学着批判老一代的新左派。老一代的新左派以E•P•汤普逊、雷蒙•威廉斯、克里斯托夫•希尔、罗德尼•希尔顿、理查德•霍加特等人为代表,他们相信激进的文化能够唤起民众对于当前社会的批判,并营造新的社会意识。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他们未免过于经验化,不仅缺乏理论深度,而且还过分夸大文化而忽视政治。
1976年,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此时的伊格尔顿接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批判,文学生产方式,等等当时最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尤其是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严厉地批判了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并与自己的导师分裂,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
伊格尔顿这一转变的背景,源自马克思主义在走出20世纪50年代受到的各种挑战之后,开始走出阴霾走向短暂的繁盛,一直到1968年的“法国革命”达到最高潮。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陆,一场针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正式拉开帷幕。1965年,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的序中说道:“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因此,我的靶子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论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论述。”
不过很快,伊格尔顿便对阿尔都塞也失去了兴趣。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沃尔特•本雅明,关注这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仍然保持“革命性”观念的哲人,“尽管本雅明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革命改造这一重任”。伊格尔顿发现本雅明,源自于他不满当时“法国革命”退潮之后,阶级斗争偃旗息鼓,左派革命渐行渐远,以及后阿尔堵塞的左派理论不断“小资产阶级化”。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已经倒塌,东欧巨变,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化资本主义君临天下。马克思主义继续其颓势,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直至最终与资本主义一起走向犬儒主义。伊格尔顿开始动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绝望。这个时候的伊格尔顿又想起曾经被他抛弃的导师威廉斯,重拾“文化唯物主义”、“大众文化”这些有点古旧,但相对朴素的批评概念,强调审美意识形态中的“身体”和感性经验。
1996年,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一书中,伊格尔顿绝望地说道,“现在这些概念(左派政治学说传统)不是受到激烈竞争,而更多地是被人怀着古物收藏家的宽容趣味加以关照,就像人们看待托勒密宇宙观或邓斯•司各特经院哲学那样”。
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左派运动失败的文化产物,虽然带着反抗和批判的激进面具,但不过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退却。“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
这种绝望情绪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继续绝望,“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
当然,在无穷的绝望之中,伊格尔顿始终在不断地反思、自嘲、反讽。他嘲笑后现代主义的失败和懦弱,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错误,驳斥“主体死了”背后的政治阴谋。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退潮,只是独身的中年教授邂逅了短暂的性欢愉,疯狂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而不是根本性的彻底失败。
2008年,伊格尔顿从曼彻斯特大学“被退休”,并于2009年转战于他向来不喜欢的美国。面对这次工作变故,伊格尔顿没有像1969年离开剑桥,转至牛津大学时那么愤恨和阴谋论,他相信这次的工作调动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与政治无关。这次的工作调换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糟糕的财务状况。
他在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的前言里说,这次经济危机让人们开始重新谈论资本主义,“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是一本文不对题,极其容易让人误解的书籍,它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试图为读者澄清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十大误解”。如果要归类,你或许可以把它归于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学理论导论》、《意识形态导论》、《批判的功能》,《文化的观念》等等,因为依然只是伊格尔顿“身份焦虑”的产物。
只是它出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年份。因为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重新开始谈论资本主义,不再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经济危机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走向犬儒主义——这是伊格尔顿最为焦虑的事情。
对于伊格尔顿而言,2008年的经济危机当然不足以成为经济、阶级、革命的马克思重新“复活”的理由。但是,2008年无疑是一个提醒,提醒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30年时间里不断陷入犬儒主义之中是何等的愚蠢和错误;同时也提醒人们看到资本主义过去存在的贪婪、剥削,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地增长。
提醒人们回到经济、政治、阶级、革命批判的马克思——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作用。只是伊格尔顿的提醒或者论证,也未免显得太粗糙了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乏善可陈的数据引用上,也体现在他对于全球范围内糟糕状况的单向思考。他似乎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世间一切的恶都来自资本主义。
比如,在书中,他引用T•亨特的说法:“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以证明初期工业资本主义惨绝人寰的贫富差距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但是,这种证明只说明,伊格尔顿不仅没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其理论,也没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双重失效,放于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量齐观。
除了缺乏经济数据的支持外,他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社会主义走向极权政治的辩护,更是让读者失望。他不仅把苏联走向失败,归咎于西方世界的敌意,还把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血腥历史,当作为苏联极权政治辩护的理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敌意,让伊格尔顿丧失了对现代性最基本的反思能力,说到底,这也无助于让人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信条。
马克思不是宿命论者,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不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不是暴力论者,不是极权主义者,而他的阶级斗争论常常被我们误解,马克思主义依然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伊格尔顿想要告诉我们的陈词滥调,论证粗糙的就像中国的高中政治思想课。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确只能算是一次“提醒”,是模仿马克思辩论风格的宣言。如果从这种角度看,这本书并不算失败。
但是,伊格尔顿最大的失败,不在于他论证的粗糙,而在于他在本书中抱着一个这样的“幻觉”:他似乎觉得人们抛弃古旧的马克思,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一切都只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有所“误解”;相反,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迷信”,只是缺乏一个“历史缺口”,能够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丑态。
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缺口”,他却常常只能以夸张的语言来填补,而无法真实地呈现。关于2008的经济危机,他有这样的描述:“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这样预计:“超级富豪们居住在守卫森严的私人社区里,而数以十亿计的穷人则蜷缩在散发着恶臭的茅屋里勉强度日,终日生活在灯塔和铁丝围成的包围圈中”……
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向善于自嘲和反思的伊格尔顿。掩耳盗铃,无视历史现实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破除资本主义幻象,追求真相的教诲;也丧失了当初为了回到政治批判的马克思所保持的那份可贵的“焦虑”;而无视真相,任凭幻觉主宰真相,也让他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