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的个体（读后简概）

       所谓四两拨千斤，形容《成本与选择》实在恰当不过。
   《成本与选择》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是它清晰地指出了机会成本的内涵，并在此领域再次捍卫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本书中，布坎南自觉地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衣钵，通过经济学分析，最终回归政治诉求，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观点。
   《成本与选择》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切入，分析了由异质的资源投入而联结起来的相对成本与机会成本的直观关系。通过回顾伦敦学派以及哈耶克、米塞斯的思想，布坎南重新发掘了“选择情境”“替代性价值”等概念，复习了新古典模型中把成本与所放弃的利润截然分开是因为“将所有放弃的利润包括在成本中，对作为我们惯用工具的整个成本曲线分析工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铺垫都是为了重新树立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并揭示出其与“客观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就在于，后者认为“所有个人都被假定为按经济原则行事”。
    布坎南攻击的主要火力点就是这个“经济人”的概念。不过在进攻之前，他先完成了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奠基，就是区分出“预测理论中的成本”和“选择理论中的成本”。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纯逻辑的。“在选择理论中，成本必须以效用维度进行计算，在正统的预测理论中，成本是以商品维度计算的”。“成本在任意一种选择理论中都是纯粹主观的”，这句话不仅指出“沉没成本”的主观性，更在于提醒我们“如果在个人的决策中有着对非金钱或非经济因素的考虑，那么，客观测度到的边际支出就不是真正的机会成本的确切表达”。
    由此，“经济地行事的人”这个概念无法当作关于选择的理论的准则。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所谓“经济人”是被抹平主观性的没有个性与偏好的人！
    引申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成本分析，以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析为例，布坎南列举了三种模型，在最坏的独裁者模型中，决策的制定者不是成本的承担者，也不会是决策损失的承受者。在“最好”的民主模型中，决策制定者既是受益者，也是成本负担者。可以想见，在这个模型中，个人的选择会非常类似于个人在市场行为中做出的选择。但是，注意！“选择理论中的成本”是建立在主观性上的，是做选择的经济主体的“主观价值”决定了相应的选择成本。布坎南推论道：“只是在他（决策者）对其他人所放弃的享受一点也不感到可惜的极端情形下，作为个人同意通过公共物品决策的障碍，影响选择的成本才能以他在税收支付中的预期份额来衡量”。换句话说，只有当“民主社会”处在一个群体“无差异点”时，才能进行有效的成本分析。
而第三种“混合模型”，则是真实世界中比较普遍的政治形态。
    很明显，布坎南的潜台词是，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存在着对个体的漠视和权利侵害；即使是民主政府，也与民主的普遍性无关。解决之道就是“小政府”，因为政府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消极性的。在经济领域，政府做得越少，则弊害越少；政府做得越多，则弊害越多；政府不作为，则无弊害！
    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批判延续的也是以上思路，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章中，布坎南指出所谓制度安排“外部性内部化”，其政策工具就是对产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即“矫正性税收”是无效率的。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运转，其之所以无效率，“即使完全忽略经济计算问题，也只有在决策者能被训练成不按他们自身面对的机会成本进行决策的情况下，才能带来有效率的结果”，“社会主义企业中理想的管理者被假定为必定会完全按照非个人主义准则行事”。布坎南谑称他们是“经济阉人”，他最后的总结是“庇古式的个人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官僚则是最纯洁的非经济人”。可惜这两种人都不存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全书中“庇古经济学与基督教伦理”一节中，布坎南少见地把经济学讨论延伸到了道德领域，他多少保留了“外部性”矫正的必要性，但是更倾向共同道德，因为“几乎所有的非市场行为中都有潜在的外部性存在，而市民社会的正常运转也高度依赖于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仅就这一点而言，布坎南在政治上多少是个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