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灼的虚无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协同拉斯科尔尼科夫共同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罪与罚的问题，与此同时我接连不断的把这些问题一个又一个的抛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问大师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压的我喘息不得，而虚无主义者拉斯科尔尼科夫如同从前的我自己一般不断的把我拉回从前我那焦灼的心灵。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青年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时代，资本家疯狂的榨取社会，下层百姓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艰难喘息。同时彼得大帝改革以后“西方”这一概念也侵入俄罗斯古老的头脑。青年知识分子不论身处哪个阶层都易于被眼前的社会景象消弭掉在父辈祖辈那里曾经坚固的信念，逐渐脱胎成一个宗教的虚无主义者以及道德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的暗流潜藏在很多的时代很多人的身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提出了那个伟大而深沉的问题。

    然而虚无主义并不是时代的特性，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虚无主义者们，不论是魏晋、红楼梦的时代还是哈姆雷特、波德莱尔、贝克特和卡夫卡的时代。不过显然在那些断裂、剧变以及后剧变的时代虚无主义者们会在我们身边一个接一个的涌现，正如那些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和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他们反思，继而怀疑，继而虚无。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那么多的忧虑，反倒是那些还信奉着一些宗教、道德以及传统以外的东西的虚无主义者才跳动着焦灼的心灵且以此过着焦灼的每日。而我们之所以仍然称这种虚无主义者为虚无，在于这种虚无是在上帝、法官以及受上帝和法官统摄的人们眼中的虚无。

    信奉着“超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想象着一种拿破仑般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的一切作为是尼采所说的那样即是超善恶的（beyond good and evil)。碰巧他又是一个衣食不饱的青年人，甚至得知妹妹即将为自己嫁给一个莫名的人。于是在意气的作用下他迅速的策划和实践了一场谋杀。在我想来，即使面对的不是这样糟糕的境遇，拉斯科尔尼科夫照样会实践他的超人理想，或许正如《发条橙》中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年alex那样“英雄式地”杀死乞丐和各式“末人”，或者在下一个时代中加入作为拿破仑复合体的俄国革命者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酝酿《罪与罚》的时候曾说道“他们是如此无辜地成为单纯的虚无主义者，如此的无私无畏，以荣誉、事实和纯正的有为为名义。你们知道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抗拒这些愚蠢的东西（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并把它们看作是完美无缺的”。

    在我十四岁初读尼采时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想象一种类“超人”命运的时期，幻想着凭借我的力量将那些“末人”驱逐出这个世界。而后，这个幻想的轮廓被“革命”填进了充实的内容。于是我开始细腻的想象一场暴力革命，以及停滞一切经济建设而全力给所有人洗脑然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景象。并且在想象这些情形的时候我执意认为我的全部目的在于对于人们的同情。至今再想起那些情绪和思索不免战栗，想来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者们大多正是履行着这样的想象去搜刮、殴打和杀害了无数“理应”被驱逐的人们。现在看来，这些革命者以及我所想象的那些“理应”被驱逐或铲除的人们所具备的让我们恨之入骨的共同特点似乎即是某些“人性”，或者依尼采而说成是“人性的，太人性的”，而我们自己试图摆出的姿态则是超越人性的甚至是超善恶的，声称自己是人民代表，而实际上甚至像上帝一样超善恶地去审判。是什么原因使得在革命时代涌现出无数这样想超越人性的青年呢？或许因为这是一个为上帝、道德和传统举行集体葬礼的时代，葬礼之后世界成了荒原而人成了碎片。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人们大多信奉只要社会制度完善那么人们就可以避免犯罪，或者称作“社会福音”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对这种理念十分置疑，他曾经发问道：在一个完美的制度下“40岁的中年男人就不会强奸10岁的少女了吗？”似乎很多年以来我们依然身处某种制度迷信之中，深切的迷信着某种制度的建立即可以一劳永逸的让这个国家完美的运作下去，可是转念去看东南亚那些完整照搬美国制度的国家是否已经变成美国了呢。我也曾经迷信制度或者说某种“升华了的人性”，相信在无政府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模式下即可以摆脱所有的犯罪，而后一个朋友的发问——“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下一个人就不想强奸别人了”——敲醒了我。社会制度只能让人功利地规避惩罚，而不能“优化”那些“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则信奉着所谓“伟人福音”，意即依靠“超人”的力量来引导和规制社会。所以杀掉一只“虱子”或许是他尝试亲自规制社会的第一步。在我十四岁稚拙的头脑里曾经也设想过凭借我的力量进行一场强制的公民洗脑行动甚至把“坏人”都消灭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思想让现在的我战栗不已，这似乎正是一系列人类乌托邦工程的雏形，正是红色高棉的历史和发生在我们父辈身上的故事。这些乌托邦工程的设计师都相信依据人类理性可以操纵甚至消灭某些“人性”，这或许正是最危险的想法。

    然而不久之后，那些革命者中的一些便又坠入了各式“人性的”反思，正如加缪《正义者》中的青年那样突然由于沉湎于“人性”而质疑一次又一次本应为之自豪的刺杀行动，并因此令他的同僚们嗤之以鼻。拉斯科尔尼科夫从“超人”行动坠回到“人性”的过程似乎短至一个睡眠。他梦见幼年的自己为了一匹被鞭笞至死的马而痛苦和愤怒，这仿佛预言着在都灵广场上抱着马痛哭的“超人”尼采的死亡。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接连不断的为路边乞丐、马尔美拉托夫、卡杰琳娜和索尼娅感到同情和痛苦。他日复一日的尝试用曾经自己的信念来洗刷负罪感，或者说用“超人”理念来遏制不断回潮的人性。但所谓人性便正是指那些遏制不住和消灭不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人性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折磨刻画得折磨着每一个人。在我看来，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真正的“罚”或许是罚他去做自我认识。虚无主义者在自我认识之后往往会成为存在主义者，而我心目中的第一位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便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寄希望于宗教之上。
    
    虚无主义者往往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往往是那些最脆弱的人，因为任何一种意义仍然还是胜于无意义。我以为，拯救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唯一方式就是爱，索尼娅的爱是一种爱，上帝的爱是另一种爱。走出“超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过程是我认识到人性和社会都不是我或者谁可以操纵和规制的这一过程，于是我丧失了对社会的全部信心和念想。与此同时我发觉了自己和自然的最本真的联结，唯一的念想即是在国家机器不屑于顾及的地方住进梭罗的木屋或者嬉皮士的村庄，能拯救我的唯一方式即是自然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