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很好，翻译的很差。
这是外国人研究日本官僚制度或者说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最著名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写作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的80年代是日本的巅峰期，大有“日本第一”的趋势（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也是傅高义的一本书），所以日本模式值得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当然也包括美国。在约翰逊的这本书最后一章，作者以“日本模式”命名，而实质上作者是在写给美国看，即美国要从日本模式中学到什么？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对美国的启示”（Lessons for America）。
可见，在那个时代，研究日本还有重要的比较借鉴意义。至于现在日本的状况，已经不必做过多的解释。但是，作为发展型国家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仍然有学习和借鉴的必要，如果说约翰逊更多是主张学习日本的成功之处的话（在当时看来，日本显然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今天就非常有必要学习日本的教训。这一点非常贴合当今中国的实际，例如最近炒得比较火的中美汇率战，60、70年代的日本也经历过这么一遭；当今中国“或明或暗”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几乎就是60年代初期池田勇人内阁政治口号的翻版；当今中国的国企发展模式（无论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石化等等）跟50年前的日本大型企业并无二致，虽然日本企业为私有企业，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退休官员（特别是通产省退休官员）指导着企业如何与政府拉近关系，带来收益；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经济体制的相似性，说白了日本也是从几乎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向“行政指导”体制的变迁的，而中国现在仍然遍布着各种“行政指导”。甚至奥运会、世博会以及高速铁路的建成都跟日本的过去是那么地相似，日本1964年举行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行大阪世博会，新干线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建成通车，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高铁赶着我党90周年通车。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那个时代，日本人走向均富，“一亿人总中流”，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还有日本的高铁没死过人，中国的高铁刚刚建成，就死人了。。。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各种推动力量，而通产省只是这些众多力量中的一股，但是不可或缺。一般认为日本是战后发展型资本主义的代表，而这种资本主义类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完善的产业政策。所以通产省又被称之为“日本株式会社”（即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政策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不会起到重大作用，因为这些国家信奉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日本却需要单独的这样一个行政部门去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实施、监督和管理，所以通商产业省应运而生，勃兴时期的通产省几乎无所不能，战后日本的首相中也尤其以通产省（大臣或次官）出身的居多，例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石桥湛山、中曾根康弘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首相，都有在通产省任职的经历。那个时代要竞选日本首相，在通产省、大藏省以及外务省三部门的经历不可或缺。
所以，这里就必然涉及到人才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人才主要指官员，毕竟在一个省厅任职的政治家，最多有一个或两个，剩下的全都是终身职位的公务员，他们不随政党更迭或首相更迭而变迁，又被称为官僚。也有人认为，昭和时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跟这么一批优秀的官僚分不开的。日本的政治体制一直以来都是被称作“官员控制政府的领导体制”，这虽然有弊端，但也支撑了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的日本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党自鸠山由纪夫之后力图建立“政治家主导”的政治体制，然而，政治家除了街头演讲之外，具体的政治事务和行政事务却仍然说不出ABC来。所以，约翰逊在本书的第二章就把经济官员作为重点内容突出强调。而日本官员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权力与权威的分离，即这些官僚并不拥有权威，职位最大的官僚也只能做到事务次官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但是这些官僚却享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可以任命除通产省大臣之外的几乎所有官僚，而日本首相充其量也只能任命20来个左右的内阁大臣而已。精英官僚按照他们的固有程序任命下属，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这对确保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官僚全是专业出身，精通专门知识，根据约翰逊的统计，日本省厅级公务员中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出身居多，占到公务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大藏省、通产省和外务省又是名门大学毕业生（约翰逊以东京大学法学部为例）最向往的三个省厅。
由于事务次官是日本行政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做到这个份上这些官员就面临着退休的命运，虽然他们也就50岁左右，退休后的他们有的继续竞选国会议员，有的去大学做教授，当然更多的则是去了企业做高级主管或者公司的经理等，日本人把这种现象称作“天神下凡”（天下り）。由于通产省跟企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日本的大型企业是通产省退休官员的后花园，这种裙带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日本的产业政策，通产省的进出口退税、配给以及资金支持都有赖企业的这些通产省退休元老，所以也滋生了腐败、贪污等一系列问题，曾有媒体专门在通产省大门口的垃圾箱搜罗废弃的礼盒。
通产省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制定产业政策，约翰逊也是坚持认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具有战前和战争期间特征的众多学者之一，即日本的产业政策具有某种连续性，或者说最基本的表征具有持续性，所以这就有必要将日本的产业政策追溯到战前的20年代，那个时候通产省的前身“商工省”刚刚从“农商省”分离出来，日本着重扶植钢铁、纺织、汽车等工业，战后日本的几大公司（如日本制铁、丰田、三菱、住友等）均是战前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虽然战后的占领期这些财团遭到了肢解，但不久以后他们便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日本的财界。
除了通产省的退休元老在产业界的裙带关系之外，日本产业政策得以推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占领政策，虽然这是美国不经意的结果。国内政治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斗争历来是政治研究的主题，这在日本也不例外，最集中的权力斗争来源于通产省、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和日本银行之间，当然通产省也同外务省在驻外贸易机构以及贸易振兴会等机构的所有权问题上多有龃龉，但最主要斗争还是在大藏省和通产省，大藏省是管钱的，管理着预算，日本银行更不必说。通产省要推行产业政策离开了钱肯定不行，大藏省为了压制通产省的势力也在预算等领域限制通产省。但是，通产省融资有道，“主银行制”就是一大亮点，由于占领军总部解散了财阀，日后这些财阀以各自独立的姿态出现，三菱有自己的三菱银行，住友有自己的住友银行，三井有自己的三井银行，富士也有自己的富士银行（虽然他们都是不同的股份公司），每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银行，这样企业融资不再成为问题。通产省也可以大行其道，推行其产业政策。同时，它也可以根据日本的产业需求，对哪些进口商品需要征税，征多少税，对国内的哪些企业给予优惠政策，进出口的配给如何分配等诸多问题具有裁夺权。这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部级部门所不曾享有的，在日本的通产省这里，一切都是现实，日本的高速增长得以造就。
当然，日本的通产省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官僚的腐败滋生，计划性色彩浓重的“行政指导”以及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政策，都影响到日后日本的开放政策，随着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日本的实施，日本的产业优势部分消失，这也是在温室培养下“行政指导”的结果。但是，总的来说，结果并没有那么糟糕，如果说日本90年代的泡沫经济是战后以来日本最大的败笔的话，那么通产省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通产省则居功至伟。
补充：这本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了中央党校的译本，现在吉林出版集团重新翻译，水平非常糟糕，这些译者到底是日语出身还是英语出身，让人感到怀疑，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就这样被无知的凡夫俗子给糟蹋了，试举几个翻译的错例：
1、 如果是国际政治学或者比较政治经济学出生的译者，吉尔平不应该被翻译成“吉本”。
2、“歌舞伎町”是日本著名的街道，也是一条著名的红灯区，为何会翻译成“歌舞剧院”？
3、“一万田”是一个日本的姓，为何把他理解为“池田”？后面的“一万田”直接把人家的“一”给省略了，当成破折号了？
4、石桥湛山是“东洋经济新闻社”的社长，不是“东方经济学家出版公司”的经理。
5、日本著名的政治家“爱知揆一”为什么会翻译成“爱知喜”？岸信介姓“岸”不姓“岸信”。
6、“富山”是日本的一个县名，不要把它当成“富士山”，译者一点都不动脑子，富士山上怎么会有镉中毒这种群体性事件？
7、专业术语的错误，经济计划厅应为“经济企划厅”，农业省应为“农林省”（当时）。
8,、人名的错误，这就更多了，前面已经列举了，再如稻叶秀三而不是“稻业”，福田赳夫是一个人的名字，不能把他分开当成两个人，高碕达之助而不是“高齐”，诸如此类名字的错误，年代的错误，地名的错误太多。很多东西稍微百度一下，不至于这样洋相百出。
读了这么多关于日本研究的英文汉译著作，最好的还是《拥抱战败》。
可见，在那个时代，研究日本还有重要的比较借鉴意义。至于现在日本的状况，已经不必做过多的解释。但是，作为发展型国家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仍然有学习和借鉴的必要，如果说约翰逊更多是主张学习日本的成功之处的话（在当时看来，日本显然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今天就非常有必要学习日本的教训。这一点非常贴合当今中国的实际，例如最近炒得比较火的中美汇率战，60、70年代的日本也经历过这么一遭；当今中国“或明或暗”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几乎就是60年代初期池田勇人内阁政治口号的翻版；当今中国的国企发展模式（无论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石化等等）跟50年前的日本大型企业并无二致，虽然日本企业为私有企业，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退休官员（特别是通产省退休官员）指导着企业如何与政府拉近关系，带来收益；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经济体制的相似性，说白了日本也是从几乎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向“行政指导”体制的变迁的，而中国现在仍然遍布着各种“行政指导”。甚至奥运会、世博会以及高速铁路的建成都跟日本的过去是那么地相似，日本1964年举行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行大阪世博会，新干线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建成通车，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高铁赶着我党90周年通车。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那个时代，日本人走向均富，“一亿人总中流”，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还有日本的高铁没死过人，中国的高铁刚刚建成，就死人了。。。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各种推动力量，而通产省只是这些众多力量中的一股，但是不可或缺。一般认为日本是战后发展型资本主义的代表，而这种资本主义类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完善的产业政策。所以通产省又被称之为“日本株式会社”（即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政策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不会起到重大作用，因为这些国家信奉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日本却需要单独的这样一个行政部门去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实施、监督和管理，所以通商产业省应运而生，勃兴时期的通产省几乎无所不能，战后日本的首相中也尤其以通产省（大臣或次官）出身的居多，例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石桥湛山、中曾根康弘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首相，都有在通产省任职的经历。那个时代要竞选日本首相，在通产省、大藏省以及外务省三部门的经历不可或缺。
所以，这里就必然涉及到人才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人才主要指官员，毕竟在一个省厅任职的政治家，最多有一个或两个，剩下的全都是终身职位的公务员，他们不随政党更迭或首相更迭而变迁，又被称为官僚。也有人认为，昭和时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跟这么一批优秀的官僚分不开的。日本的政治体制一直以来都是被称作“官员控制政府的领导体制”，这虽然有弊端，但也支撑了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的日本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党自鸠山由纪夫之后力图建立“政治家主导”的政治体制，然而，政治家除了街头演讲之外，具体的政治事务和行政事务却仍然说不出ABC来。所以，约翰逊在本书的第二章就把经济官员作为重点内容突出强调。而日本官员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权力与权威的分离，即这些官僚并不拥有权威，职位最大的官僚也只能做到事务次官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但是这些官僚却享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可以任命除通产省大臣之外的几乎所有官僚，而日本首相充其量也只能任命20来个左右的内阁大臣而已。精英官僚按照他们的固有程序任命下属，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这对确保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官僚全是专业出身，精通专门知识，根据约翰逊的统计，日本省厅级公务员中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出身居多，占到公务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大藏省、通产省和外务省又是名门大学毕业生（约翰逊以东京大学法学部为例）最向往的三个省厅。
由于事务次官是日本行政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做到这个份上这些官员就面临着退休的命运，虽然他们也就50岁左右，退休后的他们有的继续竞选国会议员，有的去大学做教授，当然更多的则是去了企业做高级主管或者公司的经理等，日本人把这种现象称作“天神下凡”（天下り）。由于通产省跟企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日本的大型企业是通产省退休官员的后花园，这种裙带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日本的产业政策，通产省的进出口退税、配给以及资金支持都有赖企业的这些通产省退休元老，所以也滋生了腐败、贪污等一系列问题，曾有媒体专门在通产省大门口的垃圾箱搜罗废弃的礼盒。
通产省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制定产业政策，约翰逊也是坚持认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具有战前和战争期间特征的众多学者之一，即日本的产业政策具有某种连续性，或者说最基本的表征具有持续性，所以这就有必要将日本的产业政策追溯到战前的20年代，那个时候通产省的前身“商工省”刚刚从“农商省”分离出来，日本着重扶植钢铁、纺织、汽车等工业，战后日本的几大公司（如日本制铁、丰田、三菱、住友等）均是战前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虽然战后的占领期这些财团遭到了肢解，但不久以后他们便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日本的财界。
除了通产省的退休元老在产业界的裙带关系之外，日本产业政策得以推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占领政策，虽然这是美国不经意的结果。国内政治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斗争历来是政治研究的主题，这在日本也不例外，最集中的权力斗争来源于通产省、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和日本银行之间，当然通产省也同外务省在驻外贸易机构以及贸易振兴会等机构的所有权问题上多有龃龉，但最主要斗争还是在大藏省和通产省，大藏省是管钱的，管理着预算，日本银行更不必说。通产省要推行产业政策离开了钱肯定不行，大藏省为了压制通产省的势力也在预算等领域限制通产省。但是，通产省融资有道，“主银行制”就是一大亮点，由于占领军总部解散了财阀，日后这些财阀以各自独立的姿态出现，三菱有自己的三菱银行，住友有自己的住友银行，三井有自己的三井银行，富士也有自己的富士银行（虽然他们都是不同的股份公司），每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银行，这样企业融资不再成为问题。通产省也可以大行其道，推行其产业政策。同时，它也可以根据日本的产业需求，对哪些进口商品需要征税，征多少税，对国内的哪些企业给予优惠政策，进出口的配给如何分配等诸多问题具有裁夺权。这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部级部门所不曾享有的，在日本的通产省这里，一切都是现实，日本的高速增长得以造就。
当然，日本的通产省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官僚的腐败滋生，计划性色彩浓重的“行政指导”以及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政策，都影响到日后日本的开放政策，随着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日本的实施，日本的产业优势部分消失，这也是在温室培养下“行政指导”的结果。但是，总的来说，结果并没有那么糟糕，如果说日本90年代的泡沫经济是战后以来日本最大的败笔的话，那么通产省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通产省则居功至伟。
补充：这本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了中央党校的译本，现在吉林出版集团重新翻译，水平非常糟糕，这些译者到底是日语出身还是英语出身，让人感到怀疑，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就这样被无知的凡夫俗子给糟蹋了，试举几个翻译的错例：
1、 如果是国际政治学或者比较政治经济学出生的译者，吉尔平不应该被翻译成“吉本”。
2、“歌舞伎町”是日本著名的街道，也是一条著名的红灯区，为何会翻译成“歌舞剧院”？
3、“一万田”是一个日本的姓，为何把他理解为“池田”？后面的“一万田”直接把人家的“一”给省略了，当成破折号了？
4、石桥湛山是“东洋经济新闻社”的社长，不是“东方经济学家出版公司”的经理。
5、日本著名的政治家“爱知揆一”为什么会翻译成“爱知喜”？岸信介姓“岸”不姓“岸信”。
6、“富山”是日本的一个县名，不要把它当成“富士山”，译者一点都不动脑子，富士山上怎么会有镉中毒这种群体性事件？
7、专业术语的错误，经济计划厅应为“经济企划厅”，农业省应为“农林省”（当时）。
8,、人名的错误，这就更多了，前面已经列举了，再如稻叶秀三而不是“稻业”，福田赳夫是一个人的名字，不能把他分开当成两个人，高碕达之助而不是“高齐”，诸如此类名字的错误，年代的错误，地名的错误太多。很多东西稍微百度一下，不至于这样洋相百出。
读了这么多关于日本研究的英文汉译著作，最好的还是《拥抱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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