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的循环困局
很多年前,读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一批商界符号性人物的商业史在他的笔下无比精彩,又与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而吴晓波没有停住探索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的脚步,回溯一百年,更大的跨度下,他又向我们展现了一段更令人感慨万千的中国工商发展史。事实上,类似洋务运动、宋孔模式、公私合营等历史片段,过去都曾有了解,但是,当吴晓波将之从中国几代商人的发展演进角度窜起,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
本书讲述的历史始于洋务运动,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度一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尽收书中,但是切入点和关注点更在当时中国商业的维度和诸多人物的命运。阅读本书,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作者带着一种宿命感的笔调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过程中,“公”与“私”的关系,并以三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为之注解。在清末,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可谓当时典型的公私融合模式,而代表人物无疑是盛宣怀,这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枭雄式人物,被视为“商父”,他的经商思想在当时已算前卫,但是也按捺不住以“官”的身份和私利一点点侵吞各个行业的民营资本。而与之对应的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陈光辅、范旭东、虞洽卿、“百货四子”、张謇们,他们大多起于民生行业,如张謇等人还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抓住一战前后的一段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间铸造了自己的辉煌,又接着迎来自己的困顿。
而在辛亥革命后,面对军阀混战的乱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民营资本也陷入一场乱局,而这个时候,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代表的资本怪兽的崛起,更让他们举步维艰。在《跌荡一百年》关于这段的描述中,你会发现当时的民营商人们要经历如何的折腾,军阀们要索要政治捐款,或者“文明”些,发行无投资价值的公债,你还必须买,不买?等着杜月笙们收拾你吧。而特别面对工人阶级和共产运动的兴起,他们又面临愈加激烈的劳资冲突,于是,一批商界代表人物也将宝压在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明星政客身上,寄望于他能遏制工人运动,并带来更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然而,结局绝非他们所料。与盛宣怀相比,宋孔二人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更加粗暴和不留情面的侵吞着私人资本的利益,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借着战争特殊情况的国家主义大旗,战争结束后的“接收”乱局,他们更将私人资本残存的阵地一扫而光,多少知名的企业明星们悲愤的看着自己的企业被蚕食。在中日战争期间,面对工厂毁于战火,或者被日本人强占,他们已然心痛,却表现着令人敬佩的爱国之心,将图纸、设备和人才转移到后方建厂再来,而如卢作孚这样的商界精英更倾其全力,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国家献力,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宋孔二人巧取豪夺下的无奈。而宋孔二人在得势之时攫取了多少财富至今是个谜,只能任由大家猜想估算,比如孔祥熙便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解放后,从二陈在上海,到顾准的经济思路,都表现出,新政权中依然有经济好手,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清醒认识的同仁。私营企业家们也得到诸多承诺,甚至不少人被劝回大陆,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更窘迫的情况,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如宋孔这样具体的对手,而是一个显得抽象又无处不在的“集体”、“国家,而他们也成为了一个被认为将逐步消灭和取代的阶级。如果说,过去,他们承受的是赤裸裸的经济打击,那么这一次,他们更受到了尊严、人格和价值观的冲击,以至于有人自己也迷失方向与自身定位,而期间卢作孚的自杀更是为这个阶级的困局和绝望带来了悲凉的注解。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成规模的民营经济已经被解体,而其遗祸从陈云面对的“东来顺为何不好吃了”直到饥荒和十年动乱,期间残酷的、血腥的、荒唐的事件令人唏嘘。然而,也正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民间自发的依然保留着民营经济的种子,并在政策的缝隙和关注死角艰难留存,而其中更有人不断思考,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如顾准这样的思想者更是于这个过程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成为一代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代表。而其中更令我钦佩的是作者专门介绍的四位来自浙江民间“单干专家”,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畜牧场兽医冯志来,桑蚕技术员杨木水,公社干部陈新宇,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政界精英,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打破常规思考,进行艰难的探索和抗争,因为这个时候,需要的更多不再是精深的学术分析,而是对常识捍卫的勇气,而四人的经历可想而知,遭受迫害不断,艰难的挺住了自己的脊梁。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吴晓波在这本《跌荡一百年》中,很好的将大背景历史和中国商业发展史结合,让一段局部史也放大为全局史,其历史感也上升到一个层次,这也是这本书相当成功的地方,对读者的冲击力也更强。在后记中,吴晓波写到,“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您们一个公道。”,确实,从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很多曾经听说的和未曾听说的中国商业史的名字,他们筚路蓝缕,在历史最动荡的年代书写自己的商业篇章,一起改变了后续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他们可谓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从盛宣怀,到宋孔,到解放后30年,吴晓波聚焦的是官商,公私间几乎循环上演的矛盾和妥协,而最终,我们发现,私人资本总是或者沦陷,或者与公同谋,畸形的经济形态也循环再现。书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但是中国商业史这不断发生的循环却更似我们试图冲破的困局,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民营经济大发展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这是又一次的循环吗?
本书讲述的历史始于洋务运动,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度一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尽收书中,但是切入点和关注点更在当时中国商业的维度和诸多人物的命运。阅读本书,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作者带着一种宿命感的笔调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过程中,“公”与“私”的关系,并以三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为之注解。在清末,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可谓当时典型的公私融合模式,而代表人物无疑是盛宣怀,这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枭雄式人物,被视为“商父”,他的经商思想在当时已算前卫,但是也按捺不住以“官”的身份和私利一点点侵吞各个行业的民营资本。而与之对应的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陈光辅、范旭东、虞洽卿、“百货四子”、张謇们,他们大多起于民生行业,如张謇等人还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抓住一战前后的一段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间铸造了自己的辉煌,又接着迎来自己的困顿。
而在辛亥革命后,面对军阀混战的乱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民营资本也陷入一场乱局,而这个时候,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代表的资本怪兽的崛起,更让他们举步维艰。在《跌荡一百年》关于这段的描述中,你会发现当时的民营商人们要经历如何的折腾,军阀们要索要政治捐款,或者“文明”些,发行无投资价值的公债,你还必须买,不买?等着杜月笙们收拾你吧。而特别面对工人阶级和共产运动的兴起,他们又面临愈加激烈的劳资冲突,于是,一批商界代表人物也将宝压在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明星政客身上,寄望于他能遏制工人运动,并带来更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然而,结局绝非他们所料。与盛宣怀相比,宋孔二人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更加粗暴和不留情面的侵吞着私人资本的利益,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借着战争特殊情况的国家主义大旗,战争结束后的“接收”乱局,他们更将私人资本残存的阵地一扫而光,多少知名的企业明星们悲愤的看着自己的企业被蚕食。在中日战争期间,面对工厂毁于战火,或者被日本人强占,他们已然心痛,却表现着令人敬佩的爱国之心,将图纸、设备和人才转移到后方建厂再来,而如卢作孚这样的商界精英更倾其全力,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国家献力,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宋孔二人巧取豪夺下的无奈。而宋孔二人在得势之时攫取了多少财富至今是个谜,只能任由大家猜想估算,比如孔祥熙便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解放后,从二陈在上海,到顾准的经济思路,都表现出,新政权中依然有经济好手,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清醒认识的同仁。私营企业家们也得到诸多承诺,甚至不少人被劝回大陆,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更窘迫的情况,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如宋孔这样具体的对手,而是一个显得抽象又无处不在的“集体”、“国家,而他们也成为了一个被认为将逐步消灭和取代的阶级。如果说,过去,他们承受的是赤裸裸的经济打击,那么这一次,他们更受到了尊严、人格和价值观的冲击,以至于有人自己也迷失方向与自身定位,而期间卢作孚的自杀更是为这个阶级的困局和绝望带来了悲凉的注解。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成规模的民营经济已经被解体,而其遗祸从陈云面对的“东来顺为何不好吃了”直到饥荒和十年动乱,期间残酷的、血腥的、荒唐的事件令人唏嘘。然而,也正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民间自发的依然保留着民营经济的种子,并在政策的缝隙和关注死角艰难留存,而其中更有人不断思考,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如顾准这样的思想者更是于这个过程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成为一代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代表。而其中更令我钦佩的是作者专门介绍的四位来自浙江民间“单干专家”,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畜牧场兽医冯志来,桑蚕技术员杨木水,公社干部陈新宇,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政界精英,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打破常规思考,进行艰难的探索和抗争,因为这个时候,需要的更多不再是精深的学术分析,而是对常识捍卫的勇气,而四人的经历可想而知,遭受迫害不断,艰难的挺住了自己的脊梁。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吴晓波在这本《跌荡一百年》中,很好的将大背景历史和中国商业发展史结合,让一段局部史也放大为全局史,其历史感也上升到一个层次,这也是这本书相当成功的地方,对读者的冲击力也更强。在后记中,吴晓波写到,“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您们一个公道。”,确实,从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很多曾经听说的和未曾听说的中国商业史的名字,他们筚路蓝缕,在历史最动荡的年代书写自己的商业篇章,一起改变了后续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他们可谓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从盛宣怀,到宋孔,到解放后30年,吴晓波聚焦的是官商,公私间几乎循环上演的矛盾和妥协,而最终,我们发现,私人资本总是或者沦陷,或者与公同谋,畸形的经济形态也循环再现。书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但是中国商业史这不断发生的循环却更似我们试图冲破的困局,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民营经济大发展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这是又一次的循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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