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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1 08:35:56 看过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2010年版增加了2篇文章下面是第一篇。

再说走向静悄悄的革命 作者:萧功秦
     
    
    作者按语:近日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一些学院派历史学家对此颇为不满,这使我想起当年同样引起社会轰动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学术界与社会上对此剧的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不断重复?现将我当时写的一篇旧文发在下面,供大家思考。该文(下)中谈孙中山部分附加了一段新近读到的颇发人深思的史料。
    
     走向静悄悄的革命:《走向共和》的历史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这些一些重量级人物,无论在国民党的官方史学中,还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被符号化为改革先驱或革命圣人,他们由于成为改革或革命观念的载体,而附丽上了夺目的光环,并成为人们的道德崇敬的对象。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黑白分明的漫画形象早已经定格并根深蒂固,很少有人对这些历史形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老师这样教学生,学生成为老师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来教他们的学生,如此生生不息。历史学界的一些别开生面的学者,在接触大量丰富的史料后,会多少偏离这种形象套路,在自己的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若干新的理解,但他们的小心翼翼的学院派的风格,以及学术论文缺乏形象展示的空间,使他们的广大社会公众中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走向共和》如一声惊雷,引起世人广泛震动,一个专业学者要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出许多不足,实在太容易了,该剧的编剧毕竟非专业出身,专家们在对此剧口诛笔伐时,完全可以获得某种基于知识优越感的宣泄快感与心理上的自我满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由于它与人们近百年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思维定势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由于它能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在数以亿计的电视的受众人数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新诠释,当电视剧演职员们挟如此巨大的特殊优势,来强化他们与人们刻板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时,其影响力冲击力之巨大,就自然而然了。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看法。
  
  李鸿章 《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至。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留了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注1)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决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的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怀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和 与主和派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人可以对世界大局一无所知,可以成天在宫廷斗争中慷慨大言高论,而能在社会上获得君子的令名。中法战争后朝野崛起的清流党就属此类,这种清流党思潮,正是封闭自大,深受挫折而以大言高论来宣泄内心紧张的特定文化心态的反映。一些华而不实,以哗众取宠来获得令名的人物,反而以清流自居而如鱼得水。他们的主战论于是被后世错误地解误为“爱国主义”,保守的清流党于是成为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代表,《走向共和》里的翁同和正是这样的主战派。这位在甲午战争以前只知大言高论,不务实际,且在权谋心计上有过人之处,心地狭窄的清流党人,对中国危害之大,从来没有被学术界知识界认真反省过。虽然后来翁氏本人也主张改革,但私心太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慈禧太后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的刻板形象,也在本片中令人耳目一新。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电视中的慈禧形象基本可信。
  但在细节上仍然有缺点,例如,电视剧中的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只知观花养鸟,这样的处理则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位老太后后来就亲口对她最信任的宠臣刘坤一说过,当年每当前线战报送来,她就与皇帝爷两人心急如焚,抱头大哭。事实上,慈禧在庚子事变后的改革愿望的强烈程度决不亚于变法派,根据盛宣怀档案记载,她在西狩回京以后,为了练兵筹款事以至于“寝食不安”,甚至停止了自己的祝寿活动来筹款练兵。(注2)虽然这一改革愿望来源于她对保持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庚子以后的真实的慈禧是这样的:一方面,慈禧在巨大压力面前具有强烈的改革心愿,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久居宫中的妇道人家,她由于年岁已老、由于庚子事变的挫折,由于对于新事物的知识不足,晚年的慈禧太后在重大决策方面,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焦虑不安、优柔寡断,经常以泪洗脸、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特别容易受多数人的主流看法的左右。如果电视片能深入表现出她在庚子事变回北京后的内心焦虑感,那就更为真实了。
  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充满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不同于书生气十足,毫无官场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激进派,他是清末主张稳健的温和改革派,他久经官场,为人园熟,袁世凯之所以不愿参加康有为要他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既有其军事上的实际困难,又有政治上不同于激进派的观点分歧。决非教科书上写的简单化的“无耻卖友求荣”可以概括,这一点《走向共和》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他在官场中在权术运用方面如鱼得水,又在北洋军中形成以自己为“恩主”的庇护网关系,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挟军自重,并渐渐滋长权势野心的资源。《走向共和》基本上表现了袁世凯这一人物的这种两重性。全剧也力求在这两个特点之间寻找出平衡点。这一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只要看到过袁世凯的相片,就会体会到电视剧中的袁世凯即使说不上形神兼备,至少也是离真实相距不远。
  孙中山 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在性格上确实就是个楞头青。他头脑单纯,缺乏对人与事的洞察力,却具有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电视中的孙中山躺在地上,血流满地,愤而剪掉辫子,极合孙中山的个性气质。虽然并非历史真实,但却不乏逻辑真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住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通过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在中国政治上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不适合于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注3)连他的私人秘书李禄超也说他是“孙大炮”。而孙中山身上所有这些对其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后果的个性特点,很可能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九的当代中国人毫无所知。因为从童蒙时期开始,我们的教学书中的孙中山,就是类似于样板戏里的李玉和。革命先驱者怎么能是“孙大炮”!
  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并不在于他的理性与智慧,而恰恰正在于由于浪漫幻想家特有的激情。然而,幻想并不能代替理性,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能从这一视角展开,那么,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失败,就会表现得更有深度。在这里,我例举了孙中山真实性格中一些不为人们熟知的特点,旨在于说明《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离人们所熟知的“光辉形象”确实上远了,但离历史的真实却更近了一些。(附记:不久前我读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评论家谈孙中山时说过孙有三大特点,一是凡做事只凭感情,缺乏深思熟虑,二是不会看人,把人想得太好,三是不够心狠手辣,所以,作为政治家他事事失败,这位评论家说得最绝的是下面这句话:凡是成功的政治家做事正好是反过来的。)
  载沣 当然,在《走向共和》的塑造的人物中,也有不成功的,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就是其中一个。在《走向共和》里的载沣可以说形神皆不似,电视里的载沣是个横行霸道,咄咄逼人的纨绔子弟。他居然在北京街头把执行交通法规的天津巡警捆起来。生活中的载沣,实际上正好反了过来。首先,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当年他从北京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船赴德国时,受到上海市民万人空巷的瞻观,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这位十八岁的贵族少年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亲贵的立宪派之一,起到与民间立宪派里应外合的作用。他执政不久,就把办筹备立宪不立的一位甘肃大员给撤了职。其次,他的个性特点是谦抑退让,疏懒自乐,才具平庸,优柔寡断,没有心计,也没有太大野心。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根据载沣家人的回忆,在宣统退位时,他说了一句别人想象不到的话:“这回我总算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这句话就形象地体现了载沣真实的性格。如果编剧能多接触一些史料,其实这个缺点完全可以避免,好在这个人物实际上也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缺陷也对全剧没有太大的影响。
  该剧进入戊戌变法,则演得流于漫画化。康有为当着皇帝面斥责保守派,并采取激将法请皇帝杀这些大臣,史无其事,料羽翼未丰且首次与皇上见面的康有为也无此胆。变法派的新秀军机章京们,初来军机处,就对老军机大臣不理不采,旁若无人。一开口就破口大骂老臣。如同文革时的红卫兵,这些情节过于夸张,反而减低了全剧的正剧效果。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全剧中的败笔。
  尽管《走向共和》有上述不足,但本剧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一突破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视艺术本身。
  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尝试恢复历史人物真实性的浪潮,不是由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发起,而是由学术界以外的非专业人士发起?并且这一冲击波又能如此势如破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学科特点而言,历史学思维倾向于保守,学院派的风格也易于形成思维定势,这些都可能妨碍了人们去摆脱长期的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相反,文学出身的编剧者习惯于文学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的特点,往往有助于通过对形象的直觉感悟,来把握人物的特点。因此,文学家的直觉在突破旧思维方面,比起到受理论之网重重约束的史学家来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另外,历史学的理论思维,要完全从意识形态教义的框架里摆脱出来也难。历史学家往往离不开“文以载道”,而当历史学家无论是“载革命之道”还是“载改革之道”时,往往会把历史人物不自觉地符号化,这就会妨碍人们去突破旧的思维路径。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走向共和》的尝试中看到了历史学范式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也许这句话说得过重了一些,这是作者在研究近代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未遂心愿。这种心愿渐渐变为心中一种对别人的期待。当电视剧的演职人员们,在并不承担“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任务的情况下,当他们以文学家的直觉自由处理历史人物时,他们就没有思想负担,他们的头脑近乎于一张白纸,本来就没有受意识形态价值过多的涂抹。他们只需凭依其健康的世俗的感觉,以孩子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在历史故纸堆中自由来去,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发现一些本来就很明白的东西。史料就在那里放着,历史人物在里面按其本来面目活动着,说着,笑着,发怒着,哭着,阴谋着。这一切并不需要足够智慧就可以理解,只要粗通文言文,运用常识思维,就能很自然地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看法来。中国的事情就那么奇怪,一个粗通文史然而却并没有受到过科班历史学训练的凡夫俗子,就那么轻易地进入历史的殿堂,得出了接近真实历史的结论。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天才,却会在文以载道的大传统的约束下,离历史真实渐行渐远。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某种特定范式来引导自己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学术范式就会出现转换。旧的范式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不能提供学术分析的框架。于是新范式就会应运而生。
  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在《走向共和》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新旧范式之争。按库恩的说法,这种争论往往不会有胜负。最后的结果是,由于新范式使用的人们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新范式来思考问题,旧的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旧范式由于失去支持者而在历史上淡出。这样说来,那些情绪超常激昂的反对者们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中确实有历史学界中的一代新人,甚至是后起之秀,他们原以为自己就是新史学的开拓者,创造历史学新范式的历史使命,本来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身上,然而,没有想到,当他们说《走向共和》“一无可取之处”时,他们却走到了历史的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新范式能不能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一代人提出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新范式的研究路径上得到成效与满足。如果历史学家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历史就会选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愿做又那么反感别人去做,那就等着向隅而泣吧。
  好在马克思说过一句足以使人宽慰的话,他老人家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对一部电视作品,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井水不犯河水。让读者自己去作选择。是玫瑰的自然会发出芬芳,不必对紫罗兰心怀妒忌。反之亦然。
  
  
  
  
  注1 戈登:“1869年12月12日致母亲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系资料选辑》。
  注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注3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第925页、第969-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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