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啸:斯泰宾教授《有效思维》一书读后感

鼋鸣鳖至/来去无踪@我叫刘亚玲
2011-09-20 看过
斯泰宾教授《有效思维》一书读后感
http://lawchx.fyfz.cn/art/724679.htm

程啸

最近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2009年11月)读完了斯泰宾教授(Lizzie Susan Stebbing )的《有效思维》一书。斯泰宾教授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教授。从维基百科全书上得知,她生于1885年,死于1943年。1920年开始在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任教,1933年升任教授,并在1933年至1934年期间担任过亚里斯多德学会会长,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分析哲学学派人物,也是《分析(Analysis)》杂志的创立人之一。

斯泰宾教授的著作较多,包括:Pragmatism and French Voluntarism (1914);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Logic (1930);Logical Positivism and Analysis (1933);Logic in Practice (1934);Imagination and Thinking (1936) with C. Day Lewis;Thinking to Some Purpose (1939); Philosophy and the Physicists (1937);Ideals and Illusions (1941);A Modern Elementary Logic (1943)。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1939年出版的“Thinking to some purpose”一书,中文译名为《有效思维》。从Amazon网站上我看到,除1939年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外,该书至少还在1942、1945、1951、1959、1961等年份印刷过,由此也可以看出确是受到读者的欢迎。该书的主要中译者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另外一位是李广荣教授)。根据书后,刘培育教授撰写的“两点说明”一文可知,吕先生翻译该书时已经八十高龄,时间极为宝贵,但是他却每天翻译该书千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且在自己生病无法继续翻译下去的情况下,还专门请刘培育教授请人接着翻译完。吕先生如此重视该书的原因在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于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第225页)。读完该书后,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本有助于改进”发议论的文风”的好书,而且是每一个希望能够进行正确、清晰和有效的思维的人都应当读的一本好书。

斯泰宾教授的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针对的是当时英国社会不讲逻辑,甚至反对讲逻辑的状况。但该书并不是一本逻辑学教科书,作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即有效思维的角度,一一指明了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常常遇到的内在与外在的障碍与干扰。作者指出,如果不能排除这些障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有效的思维,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尽管法律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可是如果不能去除那些有效思维的障碍,就无法进行自由的思想,并自由的做出决定(第220页)。“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本书作者序言)”“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心灵”“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的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学术著作与论文杂志中看到针对各种现实的、理论的问题的讨论,为什么许多问题越讨论越混乱,甚至发展到最后完全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探讨,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的思维是非常混乱的,不正确的。因此,明白我们的思维受到哪些内在与外在的干扰和障碍,进而采取措施消除它们,以便我们可以进行正确有效的思维,这就是斯泰宾《有效思维》一书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妨害我们正确思维的内在障碍

斯泰宾教授在书中的指出了妨害我们正确思维的各种内在障碍或干扰因素。它们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但却对给我们的正确思维制造了严重的苦难。

1、戴上眼罩的心灵:先入为主、怀有成见

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区分我们确实知道的东西和那些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而仅仅是想当然的东西。当然,要区分哪些是有理由相信的,哪些是存疑而有待证明的,也并不容易。之所以人们会把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当做是自己确实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的思维是人在思想、在论证,而不是什么东西往人的身上想。而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要经历各种事情、养成种种习惯,经历种种感情。人们不断在接受他人的各种各样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了决定了我们很难避免先入为主、怀有成见了。“怀有成见”意味着“无根无据的接受理应先找根据的信念。”本来“我们持有某一信念的坚定程度应当跟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的多寡成比利。可是我们往往坚持一种信念超过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所允许的程度。”“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无知、我们对团体的忠诚等等,都使得我们养成了种种成见,成为把一个问题想清楚的有力的障碍。”“毁灭清晰思考的能力的不是感情,而是要不顾凭证、只要求建立一个与感情和谐的结论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跟公正的衡量证据不相容的,而后者是考实所有有关事实并且只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能都很容易指责他人是怀有成见的、甚至是迷信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同样?“把别人的信念,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称为迷信,而对于我们自己的态度中的迷信成分毫无感觉,这太容易了。”“成见和迷信都有一个感情基础,是从事思考的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某种信念和诱发这种信念的感情上的好处之间的联系,这是怀有成见的一个根本因素”。这种因为自己感情好恶而不加分析思考的盲从某种观点的情形,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讨论中是很常见的。例如关于我国城市房价究竟是否过高的讨论中,许多人为房价过高的人(包括所谓的专家和普通民众),有多少是经过自己的冷静思考,严谨分析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下面可以引用任志强博客上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安邦研究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评论,正反映了央视财经编辑们的心态:

在目前国内的财经媒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鼓吹高房价不合理、房价一定要跌的言论,就会占领道德制高点,赢得叫好声;而凡是认为房价将继续上涨的言论,就会招来读者和网民的破口大骂,并被斥为开发商的利益代言人。前者的代表是易宪容,后者的代表是任志强。其实易宪容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直错了好几年,为什么易宪容的支持者还是比任志强多呢?那是因为人们就是希望看到房价要跌的观点,这样才符合自己的心理,即使易宪容连续错了十年以上,人们还是会继续支持他,因为人们只是在支持自己的固有观点,易宪容不过是被大家抬出来的幌子,问题不在于房价会不会跌,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希望看到房价要跌的言论。

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成年人获取信息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接受教育,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非常自我的,他们不会轻易接受不同的思想,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固有观点寻求支持和证据。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人类是非常自我的动物,他们不会轻易接受不同的观点,他们看文章、听演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原先的观点寻求支持,这时候,凡是合乎他口味的观点,他就会照单全收,凡是不合口味的观点,就会被无情抛弃。[1]

对于我们不喜爱的观念,我们常常是会对其质疑,不断提出疑问,只有在获得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当是不情愿)的接受这种观念。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喜爱的观念呢?所以,斯泰宾教授为我们消除成见,揭掉心灵的眼罩提供的建议是:

第一,我们必须记住:一种强烈的感情,如爱、恨、忠诚等,有封闭我们的心灵的倾向。因此,当我们感情激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停下来想想,是不是我们已经对问题做出了预先判断,以至于不去做衡量证据的尝试。“我们每人都养成一种习惯,问我们自己一定的问题”,即“养成一种对我们喜爱的信念提疑问(也就是好好想想)的习惯”,“我们要谨防假定一个喜爱的信念不会错,因为如果它是错的就太可怕了。”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喜爱的信念,都会热烈的拥护这个信念,“热情不是必然要成为思想清楚的仇敌,而要完成艰巨的事业缺少不了热情。危险在于觉得信念的热烈为信念的正确提供保证。”

第二,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有利于某种看法的感情上的倾向会引导我们选择有利于这种看法的事例,而忽略任何不利于它的事实。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搜寻反面的例证。

第三,我们必须不让一种成见引导我们言过其实。

2、特殊辩护的谬误

在第四章,斯泰宾教授提到了妨害我们正确思维的第二个障碍,即特殊辩护的谬误。所谓特殊辩护的谬误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你和我之间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因此在这种分歧的基础上我采取了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只能适用于你,而不适用于我,如果你我对换位置,我认为不行的。申言之,一个人提出的某种观点、某项原则或某个规律,将之适用于到他人身上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要适用于这个人自己就被认为是毫无道理的。如果说这个人能够提出特别的理由表明该观点、原则确实不能适用于他,还有情可原。通常确没有这种特殊理由。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我是我,你是你。

我想这种谬误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去换位思考”或俗话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里又不得不提出国内关于买房还是租房的争论。我们社会上讨论得比较多的中国人是否应买房还是租房的问题,姑且不论一些人提出的国外人多租房而不买房的情况是否适用我国,其中是不是也存在特殊辩护的谬误呢?那些提出年轻人不应该买房,而应当租房的人,是否同意将这个观点运用到自己身上呢?

3、使用不好的语言以致扭曲思维

语言本身无所谓好坏之分,但是当我们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能否达到我们希望的目的的手段时,就有了好话与坏话之分。“不好的语言指的是没有能够达到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好语言是达到了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在第五章,斯泰宾教授讨论了因为使用了不能达到目的语言(不好的语言)而造成的对思维的扭曲。这或许就是我们古人所谓的“以辞害意”。

“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会扭曲思维呢?因为从心理学上说,由于使用的字眼本身是想当强烈的暗示着某种感情姿态的,这种暗示被称为“固结暗示”,我们不可能不听到这些字眼儿不引起感情姿态(我们中国的“望梅止渴”的故事?),正如冰块不仅是在触觉上让我们感到冷,而且在视觉上也让我们感到冷。这种被附加在字眼原本的客观意义上的意味,就是感情意义。它不仅影响说者,也影响听者。“每逢我提起某些话题时总是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这已经成为习惯,自己不意识到所提供的情况已经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是贻误了你,也贻误了我自己。贻误你已经够糟的了,贻误了我自己就更糟了,因为我将不能正确的思维。”而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认识到带感情色彩的话会影响别人的思维是比较容易的,认识这种话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思维就不那么容易。”

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危险在于它有消除我们的批评能力的倾向。而且,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做出了结论。

4、罐头思维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些复杂的事情要求我们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因而我们急于要取得自以为合适的想法。而对于这样轻易接受来的意见的全部涵义,我们并没有想透。一种复杂的事态很少能用一句话说明它的真相,而我们又非常需要有确定的信念来作为行动的依据,搜寻这样的信念应该拥有的证据是艰难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我们思考之劳的简明的论断。这就是所谓的“罐头思维”。

“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我们不应当让我们的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

二、妨害正确思维的外在障碍

       从第七章开始,斯泰宾教授对妨害我们正确思维的外在障碍进行了讨论。

1、宣传

宣传是一种“劝说(Persuasion)”而不是“说服(convince)”。劝说是用提供合理信服所需要的证据这一途径之外的方法来促成接受某一结论。而说服就是用理性的证据来满足,或支持提出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是为了某一目的而进行思考,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信息而不是宣传。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见到的是宣传。比如各种广告术、报纸的版面、记者对新闻的选择性报道等等。它们收效的原因在于:首先,暗示的力量。人们凭经验知道,如果我们反复听见或看见某一句话,我们就有一种信以为真的倾向。其次,权威暗示。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容易接受这些话语,是因为我们对于印在纸上的任何东西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深信不疑,拉斯基教授说过:“在当今时代,如果我们说教育就一种教人受文字欺骗的艺术,不能说是言过其实。”

2、听众的困难

演讲人在进行讲演的时候,必须要吸引听众的注意,并且维持他们的兴趣,使得他们愿意听下去,因此他必须要变着样儿说相同的意思,因为任何复杂问题都不是一听就能了解的。而且,他还要让他的听众感到他有对他们说话的权利,这样他就必须展示他说话的权威性。因为如果一个演讲的人声称对于他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的胜任,如果他坚决不愿意翻来覆去地说同一个意思,如果他不肯诉诸于听众的感情态度,那么听众就会听得不耐烦,心猿意马。所以,有些听众恐怕也只配让演讲人利用他们的轻信与无知。

但是,必须要区分演讲人与讲课人这一对用来标明以劝说为任务和以教育为目的的两种说话人。一个教育家的目的在于:一是灌输知识;二是培养某种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使得他的学生会寻觅知识并且养成在合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能力。一位大学的教授,他在讲课时也应当注意,不能每发表一个重要的意见都不十分肯定,说话爱迟迟疑疑,给人一个印象他在这方面不是特别见长,那么他的讲课将完全不起作用。他必须要做出权威的姿态,让人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只是,曾经在所讲的问题上花过很多的工夫加以思考。这样讲课的人也必须区分提供知识和灌输意见。

同样对于听众来说,有些人来学校就是为了求证自己早就持有的一种的结论的正确性。

另外,要注意,学生是一种特殊的听众,它是由一些要求受教育而不是要求得信仰的人组成的,所以在这样的听众面前,偶偶说了些错误的话也许是好事,因为这使得他的听众知道,这个讲课的人并没有神赋予他永远正确的灵感。

3、用比喻讲道理

“好的比喻要既能说明一个道理,还能抬高这个道理”,约翰逊博士所言不虚。但是,比喻也可能误导人们。隐喻、明喻、讽喻、寓言,全部都含有比较,或者点明或者不点明。隐喻是一种不明说的比较,用一个说出来的字眼代替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字眼。这些通过比喻展现的类比构成了我们很多思维的基础。用类比来帮助我们做有效的思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用来使某个比较难懂的道理变得比较好懂,一种是将其作为论据将我们引导到某个结论。前者在科普读物中很常见,但是,用这种方法不应引起太大的误解,以至于类比所引起的误解超过了它的有益的作用。也就是说,用不合适的言语中的字眼来说明任何事物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只能用那些适用于我们视觉和触觉所能感知的事物的语言来进行思维。因此,在日常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已死的隐喻,也就是说,一个词语的引申意义已经如此常见,以至于很难想到它原来还有过什么别的意义。

从一个隐喻引出来的论据必然是一个很坏的论据,如果这个隐喻是一个很妙的隐喻。一个隐喻的妙处就在于它和它所比喻的东西只在一点上相似。而把一个隐喻铺张开来就意味着不是有相似的一个点而是有一系列的相似之点。可是,当我们要将适用于A事物的话也适用于对B事物的论断,那么我们就不仅应当注意到它们的相似之处,还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之处。类比推过头就要不灵,所有的类比早晚都要不灵,因此一个谨慎的思维者一定要提防出现不灵的那个点。

在我们日常思维时,很多人都会接受一个生动的类比论证却不去仔细想想在用来比较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切合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思考复杂问题感觉到吃力,所以出于感情上的懒惰,很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论证:X是Y,正如A是B。对于这样的类比,我们一定要想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在于:X与Y的关系和A与B的关系是可以进行类比的。我们许多人就是容易轻率的接受那些并不完善的类比,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问一问,这个类比是否也可以用来得出相反的结论?此外,我们还要养成一个习惯,先问问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如果恰当的话,在哪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类比论据通常是经不住这样的推敲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思维时可以使用类比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有用的,但是它只是一个路标,它的可靠性必须要经常加以测试。我们固然可以用类比来作为论据,借以触发某一结论,可是我们要想到,它并无力确立一个结论,它所提示的结论需要进行论证,这一点与那些不是通过类比而引发的结论是一样的。

4、节制性思维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愿意承认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都有点道理,就很容易被人责备。人们会认为你,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显得缺乏热情。谁要是说话经常有节制,那么人们要么认为你无知,要么认为你无能。作者认为,那些说话没有节制的人,其思维往往是偏激的,他要么是想显得自己更有热情,要么是想通过夸大来吸引注意,博取赞同。从形式逻辑上说,没有节制的思维常常会犯遗篇概全活中项不周延的错误。

5、不完全的数据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许多无效思维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要从统计结果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要避免由统计结果的某种表现方式所引起的误解,我们就必须在某些方面提高警惕。例如,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建立在不完全的数据上的。这是影响我们有效思维的一个重要障碍。

统计考察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发现并陈述特征组合与特征组合之间的联系,或者个体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使用统计数据时,人们很喜欢使用平均数,可是未必每一个都知道统计学家有不同类别的平均数。该用哪一种平均数,取决于数据的类型和统计应用的目的。平均数代表了一个分数集,可以认为表示这个集的中央倾向。算术的平均数有时候并不能表示事情的真相,因为它不提供这些项目的分布情况,它们可能挤在在中心附近,也可能非常分散,或者从最低分到最高分分布得非常均匀。有时候,也许应当使用“众数”的那种平均数更为有用。所谓众数就是指在一组里边出现的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它可能是一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常识告诉我们一条规律,平均数的可靠性与所依据的观察次数的多寡成正比。有了一个以一定次数的观察为根据的平均数,从它所产生的推论的可靠程度要看那些数据的分布是否分散在两个极端。一定要记住,平均数是极端之间的变异的度量,可以把它当做有代表性的数。

6、遵循形式逻辑,避免思维滑入歧途

有效的思维要求有关某一个题目的知识,衡量证据的心平气和,看清楚从某某前提应当得出某某结论的能力,如果必要愿意审核前提的正确与否,总之是有跟踪论证到最终结果的勇气,哪怕这个结果是苦的。

我们在独自思考时,要非常注意防止得出从我们的前提得不出来的结论。严谨的逻辑与前提的真实与否无关,所以它并不决定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它可以保证论证的可靠性与健全性,防止因论证过程的错误而出现错误的结论。也需一个简单的三段论推理中的逻辑谬误,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但是如果将其拉长变成了一本书,或者用许许多多的废话包装起来,或者迎合了我们的感情和利益,那么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在思维中常常犯各种错误,下面可以简单列举这些逻辑上的错误:

(1)我们往往忘记了“适用于全体的不一定适用于部分,适用于部分的不一定适用于全踢”;

(2)我们往往以一个有特殊性质的例子为根据来得出一个无视这个特殊性质的结论。

(3)我们在写文章时候常常改变所用字眼中的意思,先是这个意思,后来又用它来表示另外一个意思。

(4)我们常常会去进行循环论证;

(5)使用一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定义的词或用适合个人论证的词的某种意义来制造问题。

(6)有时我们还会使用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虽然知道这些词语有意义,可是却不知道它们究竟代表什么。

(7)有时我们还会违反排中律,即将那些本来不矛盾的事物当做矛盾的东西来处理并试图在它们中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

(8)在事实上不能划出明确界线时非要划一条明确的界线,给自己制造一个思维上的障碍。

人们常常告诫说:“要把脑子里的胡言乱语消除掉”。这个忠告往往难以遵从。因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我们自己思维中的词语的意义有清楚的了解,努力把我们用这些词语时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传达给对方。“人们自以为他们的心灵在操纵语言,可是往往适得其反,是他们的语言在统治他们的心灵。”

7、不要被他人利用我们的愚蠢

       当我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有效的思维,并且发现自己的结论的理由是非常充足时,而我们的信念却是错误的时候,我的思维就是扭曲的。扭曲的思维可能是由于自以为掌握了全部有关的信息,而实际上却没有掌握。也可能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还可能是因为由于自己无力摆脱某种思维习惯,而这一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灵戴上了眼罩。可是当我利用歪曲论证时候,由于我只是为了试图去说服你接受一个结论,尽管我知道这个结论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根据的,因此我就利用各种计谋来说服你,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打动你。

我们必须防止有人这样利用我们的愚蠢。例如有的人通过挑选的例子来证明结论,这种伎俩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或者我们不知道例子是有所选择的。在辩论时,有的人擅于转移讨论的话题,这也是许多荒谬思维的根源,也是许多歪曲论证的秘诀。在我们同他们辩论时,如果对手成功地让我们显得荒唐可笑,不管他有无道理,我们都应当沉住气,不要发火,以免分散注意力。因为一个发怒的人,不可能坐到雄辩有力,更不可能做到思维清晰。对于那种通过转移话题来给我们增加一个新的难题的人,不要去理会,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证明一个我们并没有主张的东西,我们要拒绝这种转移话题的辩论方法。

       我们还要当心,有人在辩论中使用这样一种伎俩,即重复没有被否认的观点,忽视已经被肯定的观点。

8、检验我们的信念

       我们知识的来源大致有四种:其一,我们直接观察发生的事情;其二,关于我们曾经直接观察到的事情的记忆;其三,证词,就是别人根据直接观察到的或者记住的事情所做的报告;其四,不言自明的真理。如果一个信念确实是自明的真理,那么它就只有结果没有理由,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因为证明信念就要找出接受它的理由。

       对于第一、二种知识的来源,我们应通过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来确保其准确。我们应当通过正确的推理能力来扩大我们较少的感观知识和记忆知识的能力。如果我们的信念是来自于对一些特例的概括,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调查的范围,要弄清楚这些是有代表性的还是经过挑选的,是否存在有矛盾的例子还没有被我们发现。这否这个信念与其他理由同样充分的信念相冲突。

       对于第三种知识的来源,这是我们不得不依靠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定要谨防歪曲论证。

三、有效的思维与民主和思想的自由

       在文章的最后一章,斯泰宾教授特别阐述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自由的思想对有效思维的决定意义。因为除非人们能够自由的思想,否则他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维。如果我们不能自由的得到思维所需要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是无知的。这种无知使得我们是不自由的。也需我们只能放弃对问题的思考,或者自欺欺人地陷入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用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抽象的词语讨论问题,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也许个人难以改变因为社会制度造成的思维的不自由状态,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因为自己而造成的这种不自由。我们应当养成提出疑问的习惯,我们要经常仔细检查自己的思维习惯。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不是一个自由的心灵,因此我们应该不厌其烦的经常对我们未加思考便接受的那些观念提出质疑。而且我们因此要为我们热烈拥护的信念找到支持他的合理证据。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证据,那么我们的信念就是有据可依的,我们的热烈程度可以已然如故。

总之,“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后才得出的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的结论不一致的人,才能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我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我既能够正视自己的成见,也能考虑由于你的成见所导致的歪曲的结果,还收集了有关的证据,以及根据逻辑原理衡量了证据。我达到这些目的的程度就是我思想自由的尺度,思想自由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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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志强:“看央视的困惑”,载任志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gyit.html ;2010年1月15日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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