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天真是叶俞

三元停靠
2011-09-18 21:51:23 看过
董桥好些年前结集的旧文提起解放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总是愤愤不平的样子,下笔不太像现在出的书那样闲庭信步,也许在香港的报社做事,没有点政治态度不行,不露点头角峥嵘也不行。犹忆他写的俞平伯有声有色,彷佛是现场围观人群中的一个:“一天,楼道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帮人拥进来了:‘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有人喝令:‘谁是俞平伯?’苍老的俞先生转身回应。‘《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俞先生耳背,说话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断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俞先生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
这般写法,好处是活龙活现,配上不难找到的俞老先生相片中木讷的长相,更让人如同亲见,坏处也是活龙活现,太生动到绘声绘影的历史场面总让人恐怕失真,虽然他也是转述的他人见闻。文章很短,他结尾处写下的句子,我记到现在:“文革三十周年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生日,是中国文化的忌辰:不要为千千万万砸烂了的文化尊严烧香点烛,中国民航会错以为是飞机场的跑道。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这种平地乍起、戛然而止的写法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可称为梦幻般的结尾,余味十足。那句话,被刻在作者菲茨杰拉德的墓碑上: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历史当然无法后退,而董桥的写法也经不起细究,今天再来看这个句子的前面一句,就会觉出问题所在:俞平伯遭殃岂是自文革始,而是始于1954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如果不是跟胡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风暴不会找到他头上。借批俞平伯来批胡适,借批胡适来警告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拥护德先生、赛先生的知识分子,这算是敲山震虎,也算是杀鸡儆猴,更确切应该叫做集体阉割。据说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引发出来的批判胡适的文字有100万字之多,远在美国的胡适饶有兴致的拜读这些批判文章,然后幽幽的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没有思想自由,哪有学术成就。他在看这个远隔重洋热闹时,苦的是风暴中心的替罪羊俞平伯。
董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他或许是出于文气的紧凑,把问题简而化之了。实情是俞平伯的遭际反而没我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检视年谱,他在六六年的下半年遭到抄家,“藏书、著作几乎被洗劫一空,待出版的《古槐书屋诗》(收录从民国初年到一九五九年所作的全部旧体诗)和《古槐书屋词》二卷的清本均下落不明。”六六年到六九年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接受批判,六九年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接受“知识分子再教育”,七一年初作为老知识分子被拨拉回北京,随即享受了“提前发薪”和“恢复原工资”的待遇,七二年上半年“落实党的政策,发还工资、查抄物资及书籍等”下半年即“重新归入研究所,参加所内组织的学习”了,明面上对其“改造”也算是偃旗息鼓了。
俞平伯晚年同老朋友叶圣陶书信往还甚频,叶自谓信函传递如打乒乓球般你来我往,信笺所涉内容不出诗书唱和、种花莳草、舞文弄墨等风雅韵事,对于过去的运动几乎是缄口不语,无有谈及,只读这本书札集,会让人误以为清风明月、朗朗乾坤,而且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老人们的态度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俞平伯致陈从周信中可见一斑,他婉言辞绝了为陈题识,在信中他说自己:“往昔文字讹谬流传,近在运动中参与学习,更深忏昨非,惧蹈覆辙。”一言以蔽之,就是“我怕了,别找我”。此中逻辑清晰,事后文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是很难理解。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兆言见过这位大爷,他的描写揭示出俞平伯的另一面,在他眼中的俞平伯,身上有一种“少爷脾气”和“孩子气”,“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自己面前尽情享用。”他还回忆“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请他吃饭”,他“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也许正是这种胆小的秉性和一派天真的个性成为了他在落难时的护身盾牌,因其胆小,所以不敢玉碎,因其一派天真,反而能够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地捱过那疾风骤雨的日子。
说到一派天真,叶圣陶亦不遑多让,据说他是体制内受到保护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怎么受到冲击,具体如何,尚待考究,但在我想来,其人的遭际或不能以“幸运”两字统而言之。他在同干校劳作的儿子叶至善的通信中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热诚和对祖国前途一片光明的憧憬,其真心诚意的程度和对时局形势的认识有点让人瞠目结舌,而其论调也几乎同国家宣传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对有些事情他不是没有怀疑,但他怀疑得不够彻底,如说到国庆节的游行和社论,他不平而鸣:“我们往往习惯于惯例,以为违反惯例就有点异样。年年国庆,天安门,游行,焰火,以为这就合适。不想这种方式也是人家定出来的,咱们何尝不可以另外来一套。最值得深思的,重大节日必有社论,这是为什么?有重要的问题要谈,非节日何尝不可以发表社论?没有特别重要的问题,知识为了逢到节日,非来一篇社论不可,这与从前的寿文祭文有何两样?所以,我觉得,这一回庆祝方式的变改,最主要的教育意义在于启示大家,任何事情都不要弄到只剩一个公式化。文化大革命以来,公式化的东西搞得不少了。毛主席相度适当的时机,把这些东西去掉,到今年国庆,又把国庆的公式化来一个大变更,真是了不起。”他对形式主义的认识不可谓不到位,但一到收梢则又自毁长城。同时,在他身边不是没有别样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也被他“选择性失聪”了,他写道:“平时我每周看伯翁一次,他也少谈时事。有时说到家人四散,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各地损失,他总是摇头而叹。我只说一两句,你这样看法不对,要想想没有这回‘文化大革命’怎样,他不说了,我也不说了,如此而已。”伯翁是叶的老友王伯祥,可见叶对当时状况并非闭目塞听,但他真心以为中央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么,此番对话也只能以“如此而已”做结了。
叶氏父子俩的通信密度比之后来跟俞平伯的鸿雁往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信中,作为父亲的一方如同傅雷一样不断为儿子打气,鼓励他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或许是通信对象所限,他对友朋旧好的遭遇却没有表现出多少关注,翻遍厚达六百多页的《干校家书》,似仅一语提及俞平伯,在1970年6月13日的信中,他写道:“今天满子遇见吕太太,说叔湘在干校劳动,很好。”同日信中附记:“平伯与钱钟书在搓草绳。平伯的手艺不好,常有叉出的草茎。”这大概是叶至善的妻子夏满子从吕叔湘太太口中听到的“干校情形”,“很好”的断语颇可玩味,至于特意点出的“平伯的手艺不好”,语气中更似有一丝讪笑的意味。
叶圣陶对运动的拥戴是出于真心概无疑义,他在1970年6月4日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与章顾两位拍了一张照片,我作了一首七绝,写给你看看。‘弱岁同窗丙午春,喜今垂老尚情亲。跃然插队连肩去。倘令生年迟六旬。’迟六旬则大家十几岁,正是插队青年。丙午年是1906年。”言语间老人家的兴奋和跃跃欲试跃然纸上,只是不知道章(章元善)顾(顾颉刚)两位又会做何想法。写到这里,突然联想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的一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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