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一篇不知是会计还是历史的论文

toyman_28
2011-09-18 看过
   浅析明朝的货币制度与税收

摘要

本文建立在黄仁宇的宏历史观和其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通过了解明朝表象下低税收的制度,浅析明朝的货币制度和税收,及其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现代会计技术和银行的手段下如何进行税收和财政管理,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数字管理和高效率的行政和职能部门增加税收的复杂和不公正,导致财政管理的混乱,有明一代始终受困于其错综复杂的财政管理。当然农业帝国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乡村实行自治,国家缺乏有效合理的组织,其独特的环境、历史和经济发展局限性。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明朝的制度和习惯性做法沿用至民国,里甲制在当时还普遍流行,对于明朝货币制度和税收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我国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对经济改革和方向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货币、制度、税收、农业、明朝、财政









绪论
当代社会是商品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中国在伟大的导师邓小平指引下,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三十年飞速发展和国人的艰苦奋斗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却是一个屈辱和反抗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鸦片战争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半封建,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命运,但清帝国经济总量(GDP)那时包括这之前都绝对称得上是世界第一,但为何挡不住西方的殖民入侵。其中的原因不仅是中外历史学家们研究重大的课题,连财政、经济学家对此做过大量研究。除去地理位置、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经济因素必然是关键之一。追本溯源,清朝完全继承了其前朝的衣钵,明朝这个最后汉人王朝,同时在明朝晚期,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明帝国内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朝的崩塌,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下是如同宋取代唐、元取代宋一样震荡起伏,王朝经过开国盛世、盛极则衰、经过中兴、最后灭亡,另一股新的力量取而代之。从历史的纵向,清取代明是又一次王朝的更替,经过一定时间的礼乐崩后,儒家教义和传统文化再次如巨大的向心力使统治者满人与帝国的各阶层进行帝国的重建。但近现代的历史和经济学家们提出新的观点,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宏历史观指出明实亡于财政的破产1,明末嘉靖、万历、崇祯三朝正处于小冰河时期,经济和政治不断的腐化不断恶化了环境造成的巨大危机,从而导致明朝的经济破产而后倒塌,而非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所谓“流寇”和北方满人的新式军事力量的夹逼,二者在墙倒众人推时最后的执行者。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将从明朝的税收制度和财政状况浅析明朝的衰退和灭亡。




1.明朝的度量衡与祖制
1.1 明朝度量衡和物价水平
古代与现代的标准完全不同,根据历史度量衡专家研究,明朝的标准:
1.长度:1尺(foot)大约三分之一米,12.3英寸
2.重量:1斤约等于1.3磅,一斤分16两(半斤八两)2
3.容量:1石约(107.4升),一石大米约94.4公斤,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3
明代物价水平,粮食一直是主要消费品,可作为衡量不同历史时期的物价标准,明朝大约一两银子可购两石大米,粮食大米如上面所述,一石约94.4公斤,同时参照2006年全国大米均价3.5元/公斤,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660.8(94.4*2*3.5),一般的房产大概50两2,折合人民币33040(660.8*50)。工资水平,大致是明朝的马夫年收入大概40两,杀猪屠夫(一天一钱,一月3两)年收入也有36两;农民:假设明代耕种水平只及现代的1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人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人均毛收人15750元,北方农民人均毛收人7875元4;明朝正七品官员的薪俸也只有一年45两,只有约3万,明朝的官员收入水平实在低,所以有廉洁如海瑞者,家里人一年都吃不上几次猪肉,但以作为帝国最末一端官僚所管辖的地方和所承担的工作,这个工资水平实在有些荒唐,虽然县官的住房、出行和皂隶人员都由国家支付和补贴。

1.2 明朝的不可改的祖制
明朝的大多政府机构都是传承于上个朝代,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来自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实现农村自然经济的理想,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源于他本人的出生,朱元璋原本就是农民,对于贪官污吏和官僚的可憎是深有体会,当然他也同情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历史上很少几个皇帝能像朱元璋那样任意行事,他赶走了面目可憎的外族侵略者,对于现存法令或习惯做法,除非服务他的目的,不然就废止。
1、 作为开国皇帝,精力旺盛的朱元璋事无巨细地管理和设计帝国制度,丞相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副手被他完全废除了,皇帝的权力得到更加集中,而他的子孙没有他的能力,所以出现内阁某种程度上用于弥补丞相的空缺。
2、 经过长期内战,急需修养生息的明初,朱元璋根据寓兵于农的理念,在边疆屯田,创立了军户、卫所制度,军户平时耕作于田地,战时为兵,给养和装备都归军户个人负责,但实现这种军队自给自足则完全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3、 北方的蒙古族,游牧民族始终是明朝最强大的敌人,精耕细作农业帝国明朝,重农抑商,南方漫长的海岸线外充满未知数和巨大变数,控制不了不如将其禁止,禁海是明朝的国策。
4、 以节俭治国的开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薪水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的开支和机构也尽量精简,从而使百姓的赋税不必如前朝那般重负。在此宗旨下,明朝是历朝中税收最低,田赋最初只有三十分之一11,收集粮税由里甲制度保障,押运粮食则由粮长的徭役制度完成,而地方官员在皇帝眼里只需要执行皇帝的旨意,无需其他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方官员甚至被限制下乡,而乡村建立自治组织,选择“长老”承担乡村大众的教化。
5、 宗藩制度,朝廷必须为人口不断膨胀的宗室人员的生活起居买单,以至于晚明时,朝廷无力支付这些钱款,这些整日无所适事的宗室们一部分甚至沦落为乞丐。
6、 明朝百姓被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出生就决定了一辈子的命运,不管个人是否愿意,而且不容许更改,僵化的社会制度缺乏流动性,唯一底层向上流动的途径就是八股文的科举考试,但那种道路又何其狭窄和漫长,军户甚至在明初还不允许参加科举。
朱元璋建立理想化的制度,依靠他马上天子的旺盛精力和强暴的政治手段使得制度得以实现,并短期内看似完美,洪武皇帝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的精神生活,藏富于民是制度制定的最终目的。这些制度一旦制定就不容许后世更改,尽管这些粗陋的制度完全忽视复杂的现实状况,与现实完全脱离,最终完全背离了其制定者最初的理想,财政和军事危机越来越严重,王朝和官员原有的威力已经成了过去,朱元璋的子孙和臣子们又紧守祖宗之法,对巨大的问题只做些细节上的修补,这些修修补补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危机,但修补将制度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将进一步地恶化危机,15世纪的下半世纪整个明朝死气沉沉,16世纪问题和矛盾更加恶化,明朝已经无力回天了。

2.明朝的货币制度
国家的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来自于税收,明朝作为一个农业帝国,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取决于农业税收。稳定的货币制度有利于税收的稳定和账目管理,在明之前的唐宋,铜钱是通行的货币,铜钱也被允许缴纳税款。但明朝却走倒退的道路,民户缴纳实物税,需要交粮食,并且服义务性徭役押解粮食,从遥远的地方押解到京城。明朝的货币制度却是相当混乱,从最初的宝钞发行到重新铸造铜钱、金花银最后成为主要的流通硬通货,经过三个阶段。
2.1宝钞
明朝的货币最初发行宝钞,一种早期的纸币,由明王朝统一印制发行流通,并强制禁止民间铜钱(包括前朝的铜钱币)的使用,发行纸币也能增加国家税收。但由于洪武和永乐两朝,皇帝任意地发行宝钞流通到世面上,洪武皇帝奖励臣子用宝钞;宝钞也用来用作朝贡国家的回赠礼物;购买粮食,皇帝也用它;赈灾也用宝钞。由于宝钞的滥用,市面流通的宝钞过于惊人,以至于皇帝本人也不知道到底发行了多少宝钞,通货膨胀。到了1425年,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只有最初发行价值的1/4到1/75。通货膨胀导致百姓不信任此物,百姓毫不犹豫地选择弃用宝钞,国家对货币失去了控制力,宝钞变得一文不值,最终被弃用。而宝钞发行的失败导致明朝货币后面一系列的问题,账目混乱,国家失去对货币的控制,物价的不稳定等等。
2.2铜铸钱
    唐宋甚至更早的汉朝,铜矿的开采和铜币的铸造都是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铜币作为最方便和稳定的货币流通由来已久,到了明朝却被禁止使用,到了宝钞发行失败后,百姓在民间贸易中已经自行地使用铜钱,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不过此时的明朝对民间的控制力已然式微,1435年,宣德帝去世,幼帝继位。广西梧州知府奏请在民间铜钱贸易合法化6。这一奏请得到了批准,因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再把禁止铜钱流通的法律作为有效的借口。但铸造钱币对于明朝的政府却是一个难题,有明一代,铜钱充当的行政职能被认为要超过其公共服务职能7。
明铸币厂由于在洪武帝的规划之下,没有成本预算,劳动力有工食,却没有薪水。通常情况下,原料要么由工匠(匠户)自己提供,或者由政府定价由商人统一购买,完成这些任务,是匠户和商人的义务,正如其它事情一样,如盐的专卖。到了15世纪中期,绝大部分劳动力由银两雇佣而来,但早期的做法还是被沿用,工人和原料的提供者(即前面提到的匠户和商人)对钱币的铸造负有财政责任,这样的后果就是国家做起了甩手掌柜,匠户和商人承担成本和生产的主要责任,资金自然不足,而资金不足自然导致铸币偷工减料。因为铜钱的铸造理论是由纯铜铸造而成,但加入一定比例的锡也是可以接受的。铜钱铸造不是冲压而是由模子压铸而成,硬币被浇铸完成后,还需要打磨、抛光,做出质量上乘的铜币,最多可能挫磨掉三分之一的材料。这对于成本由自己承担的匠户和商人来说是可怕的浪费,他们竞相掺入锡和铅以便磨挫,直接的后果导致铜币粗糙、质量下降。而前期时发行宝钞,禁止铜币的流通,政府停止铸造钱币,使铜钱铸造发展迟缓,但再次铜币流通合法化后,铜币在市面是急缺,造成了铜币荒。政府对铜币的生产严重滞后,对铜币的需求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大量私铸的铜币伪钱。而政府铸币厂所铸之币也是粗糙不堪(由于成本不足),甚至于大臣们都认为私铸之币质量还胜过帝国制造的铜币。大量劣质的铜币充斥市场,劣币淘汰良币,造成了市面上的混乱。明帝国对铜币的使用也是失败的。
2.3 金花银
到了16世纪晚期,无论税收支付还是民间交易,白银的交易量逐渐上升,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是将田赋和徭役一并由折成白银来支付进行征集和解运。白银作为货币在长时间内是稳定、保值的,但由于缺乏铜币的支持,白银缺乏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可能性,明末一个大地主在地窖中极可能藏银就超过100万两7,银子有大量被用于珠宝、头饰和器皿,白银的流通性变得更加弱些。同时,明朝对银矿的开采相当不力,政府宁愿派军队守护着银和贵金属矿区,也不愿去开发利用其矿产资源。第一、有影响的官员认为开矿必然挖山,势必夷平民居、坟墓,破坏风水,民众是不支持开矿的,这些官员认为民意不可违;采矿的安全性,此处安全并非指采矿本身的安全,当然采矿本身是高风险的职业,采矿的工人都来自流民,对于这些流民的管理成为政府很大的难题。农村人们都固定在一个区域,可以通过集体负责进行管理。但这些流民对此却失效,他们被强制劳动,生命随时遇到危险,却又是廉价的劳动力,但他们却能轻易地制造出武器,变成土匪,因为矿石随处可见。所以政府和地方官员对开矿的事情相当抵触。幸好,由于海外,南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币大量流入中国,晚明时海上的贸易也很发达,中国出口大量的生丝、瓷器和生活必需品,但当西方发生经济危机,那些银币不再流入中国,通货紧缩也造成晚明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物价不稳,局势更加混乱。
总之,明朝的混乱的货币制度,由宝钞发行的失败,一个错误发生又导致了第二个错误的出现,宝钞的失败导致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导致后面用铜币的失败,以及用白银作为税收管理的失败。缺乏有效统一的货币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账目的混杂错乱,同时税收定额制度又一直延续下去。
3.明朝的税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明作为保守的农业帝国,它财政收入即税收,主要来自于两者,一是赋税按田征收,二是徭役按丁派差,两者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之前是相对独立的。明朝的商业税收包括钞关、商业税、房契税、渔课、僧道度牒等8,大多跟商业税类似,税率很低,收集范围很广,分散且小额无法很好收集,重农轻商的明帝国并不重视这些税收,甚至于一些地方官员放弃这些商业税收,将定额的税收摊到田赋之中。国家盐的专卖,盐引法、开中法,具体方法是灶户负责制盐,盐由盐政负责转运,商人将粮草运到边镇交给边镇军官换回仓钞,仓钞是一种“勘合”9,持有仓钞的商人从盐政那里领取户部统一发行的盐引,引在此处就是一种重量单位,盐一引授权运输一引盐,一引盐标准400斤10。凭借盐引,商人到灶户那里收盐,盐的专卖只占国家十分之一的收入,而且中后期国家对其失去控制,导致私盐远超过官盐。矿业,由于无法有效的开采铁、银矿和其它贵金属矿产,以及本文第二章提到银矿无法合理开采的原因,明帝国对于矿产资源利用是十分有限。明朝的低税收制度导致其财政能力弱小,公共事业如水利工程、驿传等经常性缺失不足,一般的年份还能应对,但遇到天灾和战事,皇帝和他的官僚政府受困于这些额外却巨大的开销,拆东墙补西墙,整个明代都缺乏竞争力。
3.1田赋
田赋一直是封建王国的最主要、并且稳定的收入来源,照理全国的耕地和耕地上的人口都是政府征收税收的对象,但明代征收的依据是《鱼鳞图册》和《黄册》。鱼鳞图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11;明朝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黄册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又称"赋役黄册"12。
无论是洪武帝还是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努力过,都未能真正地清丈全国的土地。土地和人口信息严重偏离真实情况,大户勾结官府兼并农户土地,并及其所能地逃避自己相应的赋税,定额的赋税自然被强加到弱小的农户和失去土地的佃户身上。在地方行政方面,县作为最末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一个小小的县官在地方需要行使的责任相当于现代社会中地方政府、地税、国税、公安、法院、教育、水利、赈灾慈善、邮电(驿传)、接待处等多种部门职能,并同时作为礼孝治国的国家官员,县官还必须在出席众多儒家礼仪活动。政府配备给县官的下属相当有限,而科举考试出身的县官并不善于处理经济和税收管理,他们常常将这些下放给下级专业却无职位的官吏,县官既无能力也无暇监管,这也造成下级官吏的肆意妄为,修改黄册、粮册和大户合谋使其逃避税务,从中谋取暴利。县官缺乏上级和帝国的财政支持,最直接的就是存留。税收的起运和存留,但上缴总是大部分,留给地方的只有很少,同时县官自己的薪俸可谓低下,严重不足的手下和差人常常逼得官员寻找财源自行雇佣,也就造成税收实际执行中的效率低下。由于洪武帝建立农村自然经济和乡村自治导致,一个县人口少则20000户、多的可能100000户,地方政府人员长期不足,当地官员在地方办事必然依赖于当地的大地主和乡绅阶层,地方官员与他们来往自然亲密,大地主或把他们财产分成更小的部分而分开登记,或是通过宣称优免而逃避差役,县官对于这些共同利益者行使方便之门,大量税收流失,自然沉重的差徭和赋税通常也都转嫁到财产较少的人身上。田赋的税收情况复杂,根据不同的区域和地理环境,各地方各不相同,而明朝政府却忽视了这一点,税收采取定额。但地域广阔的帝国耕地和其使用情况实在过于复杂,彻底清查和梳理难度极大,一些地涉及多方利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明中期的首辅徐阶借“投献地”【1】大量兼并土地,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地主,对于为官者自然规避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们只求完成上级交代的定额就可以。
还有一些情况造成了税收的复杂和实际的困难,国家的税收是分两次,夏粮和秋粮,最初粮税的收取是采用实物的方式,但收集、解运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由于时间长粮食的损耗相当巨大。后来采取了银两支付的方式,但每次当收税之时,粮价就会振荡起伏,税收之时,粮价暴跌,之后两个月恢复原先粮价,这种情况导致中小农户被迫卖出更多的粮食缴税,而其中的利益被大户和有钱的商人赚去。本来这种情况,县级的地方政府可以调节和控制,收税,粮价下跌时,地方政府只需要采取高于市价的10%出钱收购粮食,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等价格恢复正常后,再支出同样的费用用于疏通河道运河役夫的工食,这样做,地方政府来能赚些差额。但此种假设是建立在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财政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库银用于采购税粮,而明朝的地方政府被中央严重地弱化,中央只需要忠厚老实的官员,不需要会理财的官员。在儒家的观念中,商人多是些奸邪小人,这些士大夫们大多不屑于之为伍。
3.2徭役
3.2.1里甲
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以里甲为单位编派的徭役称里役或甲役,有正役和杂泛差役两种。里甲正役是里甲人户应当的重要差役。里长和甲首为十年轮役制。
3.2.2 均瑶
因按户等人丁编排,均输徭役,故称“均徭”。里甲制因里长徇私作弊,徭役负担不均。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按佥金事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将经常性差役从杂役中划出,成为一种徭役制度,明弘治时在全国推行。
3.2.3 驿传
驿传为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夫役,由各地州县,按照配定的名额,在本地粮户内佥编应役。
3.2.4 民壮
明代为备御北边和维持社会治安而组织的地方武装。又名士兵﹑民颖﹑会手﹑刽手﹑民壮﹑机兵等。依承担之职责又有巡捕民壮﹑巡盐民壮﹑盐捕民壮﹑常随民壮之分。初为招募﹐后在民户中编派。
。徭役到了明朝中期就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的状况,张居正实行改革,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有四点:(1)“总括一州县之赋役”,把分征的赋、役、杂税合并为一种征收;(2)“量地计丁”,取消按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地丁或按丁粮派役;(3)“一概征银”,无论田赋徭役一律折银征收,废除力差;(4)“官为金募”,赋役的催征、收纳与解运皆由官府承办,改变过去征粮民收民解的办法。
4.结语
通常适用于所有地区的税收方案,有中央政府依照王朝缔造者及后来统治者的敕谕而创立,一经创立就不再更改,僵化不变,集中自然矛盾重重,每种税收项目都有固定的额度,地方官员仅仅去设计出具体征收方法,对于问题和矛盾任其不断深化和加剧。明一代,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的政策,但缺乏可执行性,低税收让政府部门无法行使本该有的公共服务事业(水利、教育、赈灾),大部分赋税又被都被转嫁到中小户身上,大户们各尽所能地逃避税款和义务,破产的中小户最后只能卖田卖地,藏富于民变成了富者愈富,穷者越穷,上下级官员贪腐严重,国家的财政深陷入巨大的危机和矛盾。一条鞭法是对原有的财政混乱管理进行了修补,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万历朝出现中兴之象,但各个方面腐败和接连而来的军事、经济危机,而且张居正当时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内阁大臣在历史上也是绝少的,张居正之后再无理财高手,明王朝推迟了灭亡的时间,被长期忍受压迫的最底层百姓农民起义攻破了都城,最敬业和节俭的皇帝上吊而亡。最后连逐鹿中原的满族摄政王都说:“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但明亡实于洪武帝建国时已经注定了其后期的命运,洪武帝朴素思想、理想化的制度最初依靠粗暴完成,他的儿孙们渐渐懈怠、皇权和政府渐渐式微,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财政情况和巨大开支,在如同神话一样军户自给自足的制度破灭后,国家在经济方面越来越显得无力,账目和管理越加混乱,军事方面也跟它的经济一样毫无竞争力。总之,明一代一直都受困于其财政,无法制定有效的税收管理和财政管理,其保守的制度和做法无法跟上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朝的制度甚至是倒退的,如用实物缴税,早在唐宋就已经用铜钱缴税,即便后来用银两支付,但银两价值大,作为税收的支付,账目的管理十分不便;还有对盐的专卖制度,银矿、铁矿、贵金属开采,政府都显得力不从心,对于商业的管理彻底失败,而唐、宋的商业就已经十分发达,国家也繁荣,宋朝虽然军事羸弱但从来不缺钱;早期发行宝钞是先进的做法,但随意地发行纸币,通货膨胀,最后弃用,货币从未统一过标准导致了一系列连锁效应,货币的混乱使得账目和财政管理变得错综复杂,劣币淘汰良币的过程,众多底层弱小中小户们被有权势的人剥夺利益的过程。
所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一直都缺乏竞争力的明朝,无法发挥国民的主观能动性,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困苦之中,但发生战事时只能被动挨打,财政平时就入不敷出的政府强制征税来维持战事,腐败的官员和权贵阶级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国家越穷,这些人越富,致使民不聊生。
   综上所述,国家对于税收和货币制度的制定之重要性,稳定的货币才能保证经济稳定。税收是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收制度的建立,并非低税收就能简单地减负,明朝最初就是建立低税收,但在实践过程中,低税收无法保证国家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入、军事力量的投入、地方政府无财政能力,导致农业经济倒退,人祸大于天灾,军事力量羸弱,那些百万军队只是数目字而已,地方政府执行效率低下等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明朝的税收和财政管理制度拖垮了它的经济,因为它的制度背离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尽管晚明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那不过昙花一现。对已经过去的明朝税收和货币制度的分析,有助于当前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现代化会计和税收制度进一步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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