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技术崇拜
作为一个印刷文化人，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它终身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电脑，从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它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他是讲故事的高手，也可以称他为口头文化人。
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尼尔·波斯曼在不同的地方提出了他对技术垄断的论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记忆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我戏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简写为AIDS）。
早在《技术垄断》出版的1992年之前很多年，美国就进入了一个技术垄断文化时代。被波斯曼称为“现代传播学之父”的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曾在《传播的偏向》中提供了许多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
以电视为例。在波斯曼看来，在美国，电视扎根之深超过其它国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电视是上帝的恩赐；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这并不奇怪。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总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印刷机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四百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只是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看来，对于如何防止这样的解体，他们多半是无能为力的；老师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热情洋溢，这实在是和情理相悖。这样的热情总是令人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铁匠，他们赞美汽车，而且相信汽车会促进他们的营生。
波斯曼有些过于悲观。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美国电视时代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了。从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看来，许多情况下，新技术的普及也往往因为传统行业从业人员的抵制而拖慢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步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给了传统行业从业者学习的时间，但事实上潜在的赢家并不会积极调整自己的策略，他们反而极力抵制通过新技术的革新来延续生命乃至获得新市场的机会。例如图书出版业和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业。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积极开发自己的网站并免费开放给读者，是一个获取更广泛读者和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手段，甚至还能带来一笔不大不小的广告收入——虽然在中国市场内，比起纸质版的广告收入来，它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是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付费订阅打下的用户和品牌基础。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苹果App Store的成熟和普及，亚马逊电子书技术的成熟以及个人出版流程的简化、廉价与快捷，为媒体和出版商（作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而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内媒体网站浏览内容或需要注册或浏览体验极其糟糕，将他们的读者赶到新兴媒体网站。出版社因为怕担心盗版，对于提供正版电子图书充满了担忧——可是，街边的地摊上和下载网站上到处都是电子版呀！读者买不到正版，不下载盗版来看反倒奇怪了。
打倒唯科学主义
技术垄断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唯科学主义。波斯曼认为，唯科学主义由三种互相联系的观念构成：
1.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哈耶克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
2.社会科学揭示的远离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3.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二十世纪初，因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而广为人知，波斯曼认为“科学”一词被盗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过程和实践的区别。
根据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定义，“过程”（processes）指的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行星运行、冰雪融化、叶绿素的声称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受铁的规律制约，由自然结构决定；“实践”（practices）指的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这些事件是认得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他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
失控的技术垄断论者
如何防止文化向技术投降？靠教育，波斯曼说。
在学校里，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在波斯曼看来，所谓抽象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每一门课程都包含严肃的历史维度。只把历史当作没有疑义、分割肢解和具体的事件来罗列，那就是复制技术垄断论的偏向；而技术垄断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让学生接触多种观点和理论，就是只给他们提供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比如技术史，我们需要向学生展示，十三世纪发明的眼镜和二十世纪发明的基因切片是有联系的。
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所学校还要开一门科学哲学的必修课，这些课程应该考虑以下内容：科学用语、科学证据的性质、科学假设的源头、想象力的角色、试验的条件，尤其是错误和反证的价值。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谬误。
还要开设一门语义学的课程，语义学研究的是表达意义的机制。如果教师不教授学生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语义学——他们如何能够指望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呢？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是语义学教师，因为语言和知识是不可分割的，语义学知识是理解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对年轻学生而言，这门课尤其应该着重讲常见的语义错误；通过提高觉悟和严格训练，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语义学应该是最基本的学科之一。它传授的是表达和解释语义的机制，在影响学生最深层的智能上，它具有最大的潜能。
http://www.shibeichen.com/post/9123449874/anti-technological-monopoly
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尼尔·波斯曼在不同的地方提出了他对技术垄断的论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记忆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我戏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简写为AIDS）。
早在《技术垄断》出版的1992年之前很多年，美国就进入了一个技术垄断文化时代。被波斯曼称为“现代传播学之父”的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曾在《传播的偏向》中提供了许多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
以电视为例。在波斯曼看来，在美国，电视扎根之深超过其它国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电视是上帝的恩赐；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这并不奇怪。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总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印刷机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四百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只是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看来，对于如何防止这样的解体，他们多半是无能为力的；老师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热情洋溢，这实在是和情理相悖。这样的热情总是令人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铁匠，他们赞美汽车，而且相信汽车会促进他们的营生。
波斯曼有些过于悲观。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美国电视时代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了。从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看来，许多情况下，新技术的普及也往往因为传统行业从业人员的抵制而拖慢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步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给了传统行业从业者学习的时间，但事实上潜在的赢家并不会积极调整自己的策略，他们反而极力抵制通过新技术的革新来延续生命乃至获得新市场的机会。例如图书出版业和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业。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积极开发自己的网站并免费开放给读者，是一个获取更广泛读者和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手段，甚至还能带来一笔不大不小的广告收入——虽然在中国市场内，比起纸质版的广告收入来，它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是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付费订阅打下的用户和品牌基础。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苹果App Store的成熟和普及，亚马逊电子书技术的成熟以及个人出版流程的简化、廉价与快捷，为媒体和出版商（作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而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内媒体网站浏览内容或需要注册或浏览体验极其糟糕，将他们的读者赶到新兴媒体网站。出版社因为怕担心盗版，对于提供正版电子图书充满了担忧——可是，街边的地摊上和下载网站上到处都是电子版呀！读者买不到正版，不下载盗版来看反倒奇怪了。
打倒唯科学主义
技术垄断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唯科学主义。波斯曼认为，唯科学主义由三种互相联系的观念构成：
1.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哈耶克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
2.社会科学揭示的远离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3.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二十世纪初，因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而广为人知，波斯曼认为“科学”一词被盗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过程和实践的区别。
根据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定义，“过程”（processes）指的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行星运行、冰雪融化、叶绿素的声称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受铁的规律制约，由自然结构决定；“实践”（practices）指的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这些事件是认得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他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
失控的技术垄断论者
如何防止文化向技术投降？靠教育，波斯曼说。
在学校里，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在波斯曼看来，所谓抽象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每一门课程都包含严肃的历史维度。只把历史当作没有疑义、分割肢解和具体的事件来罗列，那就是复制技术垄断论的偏向；而技术垄断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让学生接触多种观点和理论，就是只给他们提供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比如技术史，我们需要向学生展示，十三世纪发明的眼镜和二十世纪发明的基因切片是有联系的。
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所学校还要开一门科学哲学的必修课，这些课程应该考虑以下内容：科学用语、科学证据的性质、科学假设的源头、想象力的角色、试验的条件，尤其是错误和反证的价值。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谬误。
还要开设一门语义学的课程，语义学研究的是表达意义的机制。如果教师不教授学生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语义学——他们如何能够指望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呢？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是语义学教师，因为语言和知识是不可分割的，语义学知识是理解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对年轻学生而言，这门课尤其应该着重讲常见的语义错误；通过提高觉悟和严格训练，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语义学应该是最基本的学科之一。它传授的是表达和解释语义的机制，在影响学生最深层的智能上，它具有最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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