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痉挛影像符号学

丁一
2011-08-27 看过
我祖父是个富农,拥有三头骡子。

我父亲在古巴与人合伙贩卖军火,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古巴独立前他回到西班牙。那年他43岁,尚未成亲,回到家乡卡兰达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才十八岁。我父亲结婚后,就用在古巴赚的钱在家乡广置田产,十分风光。我父母结婚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我是老大。
1912年,父亲预感欧洲将爆发大战,于是重返古巴,想重操旧业,可从前的合作夥伴排斥拒绝他,只得失意的回到西班牙。后来一战爆发,那些合伙人都赚了几百万。几年后,我父亲有一次在马德里街上无意碰到其中一个,开着敞篷跑车,两人装作不认识,都不打个招呼。

1900年,我四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在萨拉戈萨买了栋大公寓,搬了过去…在萨拉戈萨比有钱,我父亲排得上第四第五。有一次,城里一间银行面临破产,我父亲把他的钱都存过去,那家银行最终才免于倒闭

我从小就对枪感兴趣。有一次我偷了父亲的手枪,跑到乡下练射击,我的好朋友培拉友成了我的靶子。我要他两手张开平举,一手托苹果,一手拎铁罐——我却从来没射中过其中任何一项,包括他

我转学到另一家高级中学,又念了两年,直到17岁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顺便一提,在此同时,我也失去了我的童贞,那是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里头失去的

1909年,我父亲一个朋友提议合伙在西班牙几个大城市开连锁影院,我父亲一口回绝,他对电影没好感,认为不过是另一种马戏玩意。直到1923年去世,他都没看过一部电影。我想,如果他当年接受了朋友建议,我今天会不会已经是全西班牙最大的电影发行商了?

1928年,我跟母亲说要拍电影,她伤心的哭了,好像我在说:“妈,儿要加入马戏班子当小丑去了”。后来,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哄她说拍电影可以赚很多钱…母亲最终勉强同意让我试试看,可惜她到死都没看过她出钱赞助拍的那部片子——《一条安达鲁狗》

我有一个铁胃,我的腹肌坚韧无比,我那时常常躺在地下叫同学们在我肚子上踩来踏去,把胃锻炼的坚挺无比

“布努艾尔还会打拳,自称“卡兰达狮子”,后来在马德里还赢得过轻量级拳击赛冠军”

“布努艾尔喜欢动物。小时候养了一盒子灰老鼠,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去马德里读书,就将它们悉数放出,任其在自家阁楼上奔窜繁殖……拍《比丽迪亚娜》时,有一场将狗绑在马车旁一块奔跑的戏,布努艾尔看着于心不忍,便叫妹妹买了一公斤肉给狗吃,顺便分了些给附近的野狗”

我喜欢老鼠和蛇,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养了四十多只,后来全部拿到山里放生了

巴黎的咖啡馆天下第一

我生活中离不开马提尼,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鸡尾酒…我可以教你一招做马提尼鸡尾酒的妙法。这是我自己长期实践的成果,保管有效…客人来之前,先把杯子、琴酒、调酒器放到冰箱里冷冻。冰块要放到摄氏零下20度以下冰冻。客人来了,就把冰块取出来,洒一些苦艾酒和柠檬水,然后摇晃一阵,最后倒入琴酒,这种方法调出来的马提尼,滋味十足

1940年有一天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好朋友胡安•内格林和他太太。胡安的父亲以前当过西班牙内阁总理,家世相当不错。我们都喜欢泡酒吧,那次碰面我们不约而同兴起开一间酒吧的念头。名字都想好了,叫做“炮弹酒吧”,这将会是全世界最贵的一间酒吧,我们要卖全世界最好最贵的酒。只摆十张桌子,装潢考究舒适,品位高档时尚。门口摆一尊大炮,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客人消费超过一千块美金,我们就发一炮。这个计划最后当然没实现。
但每每想到这个构想就觉得好玩。想想看,如果真开成这么一间酒吧,也许刚才酒吧隔壁公寓里就住着一对工薪层的夫妇,半夜里被我们的炮声吵醒了,便会狠狠地骂一声:他妈的,又有一个王八蛋花了一千块!

我看过一部小电影,片名很具挑逗性,叫《华莎琳修女》。我记得是讲一座修道院里的一个园丁被神父鸡@奸后,在修道院花园里引诱一个修女,当场和她做@爱,我至今记得修女的黑丝袜被扯到膝盖上,极尽挑逗之能事。我跟朋友计划到专门放儿童片的影院,把这部小电影放给小朋友们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闹酒。有一次在巴黎,有一位苏联导演,一时想不起他名字了——他到巴黎访问,要我为他办一个法国式小型狂欢酒会。我跑去问阿拉贡——我的超现实主义好基友怎么举办——“亲爱的” 阿拉贡暧昧地对我说“你想被X么?”他在这里用了一个X,这字眼我不好意思写出来——我说不,阿拉贡就劝我不要再提法国式狂欢酒会这档子事了。那位可怜的俄国导演最终无缘体尝这特殊经验,遗憾的回苏联去了

西班牙多年来一直被长枪会创始人李维拉统治着,我们称为他“慈悲的独裁者”。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去卡斯蒂亚咖啡馆,只见那儿被用一块幕布隔成两半,服务生告诉我们“慈悲的独裁者”李维拉和部下待会要来用餐。果真不久他来了,他一进门就叫人把那块布拿掉,他看到了我们,便大叫道“哈罗!年轻人!一块喝一杯吧!”我们这位独裁者不知道他请喝酒的对象正是个左翼份子

我还记得碰到国王阿方索八世(?)的事。
那天我站在宿舍窗口,头发抹了油,还戴着顶硬草帽,看起来很时髦。突然一辆皇家马车停在窗前,车上两个车夫,一个妙女郎,女郎把车帘掀开,国王走出来,他开口向我问路。我那时候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知怎的,却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怯怯的给他回话,还叫了他一声“陛下”。等马车离去,我发觉我见到他时竟激动地忘了脱帽致敬。我觉得能够跟国王直接对话,想起来真是莫大一桩荣幸。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宿管主任听,他还不信,说我吹牛,最后还问到一位宫廷秘书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这事绝对是真的

我记得达利去参加艺术学院入学面试,考到一半,他突然跳起来叫道“你们没资格考问我,我不考了!”就离场了。后来他父亲从老家跑来跟校长道歉,学院还是不要他

1929年圣诞,我才走到达利家门口,还没敲门,就听到一片怒骂声,大门打开,他父亲把达利扔出门来,两人互骂脏话。他父亲嚷道,再也不要看到这头猪走进家门,说完奋力关上大门。其实,达利父亲的愤怒可以理解,我听说那时候达利在巴塞罗那开画展,他在一幅上面用墨水写上: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肖像上吐口水

我把剧本寄给达利看,他提供了几个构思给我,其中一个我后来用了——一个人头顶一块石头走过公园,他经过一座雕像,赫然发现石像头上也顶着一块相同的石头。
这部电影我取名叫《黄金时代》,主要在毕朗因尔片厂拍摄,当时爱森斯坦正好在隔壁片场拍《情感罗曼诗》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382740/

我生平第一次当导游,带一团美国人去布拉多郊游,沿途我不断解说风土人情,态度热心严肃,我说戈雅是个斗牛士,他和阿尔巴女公爵有过不可告人的奸情。我又说贝鲁格是个画家,他有一幅画叫Auto-dafe,很了不起,因为里头画了150个人。我告诉他们,一幅画的价值取决于画中人物的多少,美国人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很用心记笔记……可是过了两天就有人去跟校长打小报告,说这次的导游一路上胡说八道,简直是恶搞(译者注:戈雅是画家,贝鲁格是斗牛士)

我不知道我的催眠功力如此神奇,有一次我路过卡莎妓院,恰巧拉菲尔拉发病全身僵硬, 我就试着用我的催眠术给她治,结果真把她治好了,还顺便治好了她的膀胱颈梗阻。说起来难以置信,我自己也觉得惊奇,每次讲给人听,都要费一番唇舌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在欧提斯的画室里遇到了毕加索,他那时已经红了。虽然他对人的态度还友善,个性也不坏,可我总觉得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之徒…毕加索有个做陶艺的好朋友叫阿提加斯,他有次和一个画商去巴塞罗那见毕加索的母亲,她请他们一块吃午饭,她说阁楼上有一箱毕加索年轻时候的画,问他们有没有兴趣。那位画商看了之后,有意收藏,谈好价钱,挑了30多幅带回巴黎在画廊展出,毕加索也去看了,一幅一幅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径直走到警察局,控告阿提加斯和那个画商。阿提加斯气死了,在报上登出毕加索的照片,上面附上一行字:国际大骗子

在巴黎,我看的电影比在马德里的时候多,一天看三部也很平常。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深深感受到这部电影当时给我的震撼。多年来,我始终认为《战舰波将金号》是电影史上拍的最美的一部电影,当然,现在就不敢这么肯定了。
茂瑙的《最卑贱的人》也给我同样感受。
然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弗里茨•朗的电影,当我看了《三生计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70246/》后,才真正从心里意识到,我也要当导演拍电影。这部电影影响我的不是三段式的故事,而且故事间那段插曲,那个戴黑帽的角色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死神的化身,以及坟场那场戏。这部电影触动了我的内心,拓展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每次看弗里茨•朗的电影,都会挑起这种感受,特别是《尼伯龙根》和《大都会》

想拍电影这个想法很迷人。但怎么开始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巴黎,我是个西班牙人,没事写点影评,和电影圈毫无干系,想拍电影谈何容易。
我惟一认知的法国导演是爱泼斯坦,他原来是俄国人。我一听说他开了间表演学校,马上就就跑去报名,去了才知道,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俄人。他说如果演的好,可以安排一些小角色给我们。
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去片场,我知道他正准备拍下一部片子《莫布拉》,我自告奋勇对他说:“我知道您准备拍一部新片。我非常喜欢电影,可是对拍电影一窍不通,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您不用付我工钱,我可以扫地打杂什么的,什么杂活我都干,您说好不好?”他居然同意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电影的实际拍摄工作。我就是个打杂小弟,什么事都作,还跑龙套演了里面一个小兵。
《莫布拉》拍完后拍《厄舍古厦的倒塌》,我升为第二副导演,负责内景,工作愉快。
一次难堪相对却毁了我们俩的关系。
那是一天夜里,拍完内景,第二天要搭火车去外地拍外景,制片人正教大家明早如何在车站碰头。爱泼斯坦突然对我说:“路易斯,你和摄影师留下,冈斯等下要来给两个女孩试镜,你留下来帮他忙。”我当时很粗鲁,我说我是他的副导演,又不是冈斯的副导,为什么要帮他试镜?!而且我也不喜欢他拍的《拿破仑》,这个人矫揉造作不敢恭维。这时候,爱泼斯坦发火了,他说:“你算老几?竟敢这样批评一个大导演!”还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话,让我毕生难忘。接着他就炒了我鱿鱼,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开车带我回城——“我想你最好小心点,”他对我说,“我看出来你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我劝你最好离他们那帮人远一点”
我最终离开了爱泼斯坦

我小时候很爱慕西班牙王后,国王阿方索八世的老婆。我就常常做白日梦跟她相好,幻想着她回到皇宫,仆人帮她宽衣解带,然后上床,等婢女走开,我就偷偷溜进去,在她喝的牛奶里下迷药,等她喝了睡过去,我就开始对她大动手脚

米高梅公司的代表看了《黄金时代》对我说:“老实讲,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片子,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我实在搞不懂它在演什么,但却令我印象深刻。我有一个建议,你去好来污多学些美国电影的技术,我负担你来回的旅费,你在那边待半年,我每个月给你250美元,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管在那里好好学拍电影,等你学成回来,到时候再谈怎么办。”

那时候感觉:好来污,整个洛杉矶简直像座天堂。
我走进嘉宝的拍戏片场,一声不响站旁边看,可是嘉宝好像意识到有陌生人在场,她跟一个戴假胡子的家伙招手,耳语几句。那人就走过来问我在这里干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意思很明显,因为还没等我说什么,就被轰出来了。
从那天起,除了去领钱,我再也不去片场了,每天呆在家里。

每个礼拜六卓别林会请我们这帮西班牙人去他家共进晚餐。
有时候爱森斯坦也会来,他那时正准备去墨西哥拍《墨西哥万岁》。
我看见他就会想起当年《战舰波将金号》对我的震撼,但我对他的《情感罗曼诗》大失所望。真不知道他怎么拍出来的,矫揉造作无法忍受。你看他在一片麦田里摆一架巨大白色钢琴,然后在片场池塘里放一群天鹅,四处漂流,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我那时候真有一种冲动,跑到蒙帕那斯一带的咖啡馆里把这片子的导演找出来,给他一大嘴巴子。
后来爱森斯坦对外宣称这片子主要是挂名合导的阿莱克桑德夫所为,骗谁呢?他当年就在我隔壁片场搭景拍的《情感罗曼诗》,我还亲眼看见他导演天鹅在池塘里游来游去那场戏。
这次在好来污看到他,我忘却了对他的不悦印象,我们一起在卓别林的游泳池旁聊天喝酒。

卓别林为人慷慨大方,他在家里为我放映过好几回《一条安达鲁狗》,招待亲朋好友来看。我记得第一次放映,放了一会,后来传来一声巨响,大家回头一看,原来卓别林的中国大管家被电影画面吓昏过去了。
好些年后,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他是卓别林的女婿,有一次告诉我,他老婆小时候不听话,卓别林就会讲一些安达鲁狗的画面来吓唬她。

拉斯赫德斯,是西班牙最穷的一个地方。我对凡杜拉和亚辛讲我很想拍一部关于这个地区的记录片(《无粮的土地》)——“这主意不错,”亚辛说,“我这次买彩票要是中了,我就出钱让你拍”没想到两个月后,亚辛买的彩票真的中了,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1935年,我认识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长得很漂亮,才18岁。我叫她佩碧妲。
只跟她见过两次面,我就爱上她了。我的年龄比她大两倍,爱她爱的要死。虽然我有性冲动,有时会牵她的手,抱她,亲吻她的脸颊,可我们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恋爱。
就在我们相约去爬山的前一天,我的一位电影同行朋友来找我。这家伙个子矮小,相貌平庸。我们谈了一会工作,他突然问我:
“你明天是不是要跟佩碧妲去爬山?”
“你怎么知道?”我奇怪。
“今天早上她在床上告诉我的。”
“今天早上在床上?”
“是啊,在她家。我九点左右走,她说我们明天不能见面,因为她要跟你去爬山。”
我愣了好一会,看样子这小子今天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事的,但他说的我不大信。
“不可能吧,”我说,“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
“是啊。但她有自己的房间。”这家伙冷冷的说。
“我还一直以为她是个处女呢!”我喃喃自语。
“是啊,”他平静地说,“跟我在一起之前她确实是处女。”
当天下午佩碧妲来我办公室。我先不跟她提这事,
“佩碧妲,”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我很喜欢你,我想你做我的情人,我每个月给你2000比索,你可以继续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只有一个条件,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再跟别的男人睡觉,你说这样好不好?”
她听完有些诧异,但好像也有这想法。我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搂在怀里,却发现我自己紧张死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跳舞,她穿好衣服,我们上车。但我并没有开往舞厅,我往马德里郊外开。
到了郊外,我停车请她下来。
“佩碧妲,”我说,“我知道你跟别的男人睡觉。不要不承认,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
我不管她的反应,把车掉头开回了城里去了。
以后我在片场还时常看到她,但我不再跟她说话。
我的这桩爱情事件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插曲和我当时的行为,就不禁一阵脸红。

在马德里念书时,我和洛尔卡感情最好,情同兄弟。拍《一条安达鲁狗》前,我们之间有些隔阂,他来自安达鲁西亚省,他认为我拍《一条安达鲁狗》是故意给他难堪,他逢人便说:“布努艾尔拍了一部短片,叫《安达鲁西亚之狗》,那条狗就是我!”

达利那时写了一本书,叫《达利的神奇世界》,书中把我写成个无神论者,那时候无神论者比共产党还糟,人人喊打。那本书出版后,我在现代美术馆的工作没了。
我那时43岁,无业,又开始流浪街头,该死的坐骨神经痛又开始发作。
有一天我约达利到一家酒吧喝酒,我们点了香槟。
我一边喝一边骂他是个混蛋,他的书毁了我的生活,让我失业。
他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跟你没关系呀,他们太小题大作了。我写那本书不过是为了把我自己捧成明星,我是主角,你不过是陪衬的配角而已。”
我当时尽量把两手搁在口袋里,以免当场发作揍他一顿。

达利是个幻想狂,多少还带点性虐倾向。我知道他的性生活乏善可陈…直到有一天他把他的童子之身献给加拉…他为此写了洋洋洒洒六大张纸的信给我,跟我报告整个过程的巨枝细节,末了还大叹肉体恋爱之神奇伟大——除了加拉之外,达利这辈子再也没能和别的女人有过任何性爱关系,我知道他曾经勾引过一些女人,但都是请她们到公寓里来,脱光衣服,煎几个蛋请她们吃,吃完蛋就请她们走人

尽管我们年轻时在一起的记忆那么美好,我个人也很欣赏他的大多数画。但每当想起他的自私自利,他的表现狂,他对法西斯党的支持,以及他对友谊的不尊重等等,我就觉得永远也没办法原谅他。记得几年有一次采访,提到达利,我说,我希望死前能跟他在一起喝一杯香槟,后来他读到了那篇文章,他说:“我也很想啊,可惜我已经戒酒了。”

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看到长达两英里的洛杉矶朋地山垃圾场。
什么垃圾都有,从桔子皮到钢琴,甚至一整幢房子,真是包罗万象。到处烟雾弥漫,在大凹坑底处的垃圾堆里,我居然看到了几幢极小的房子,更绝的是,里头竟然还住着人,我看到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从小房子里钻出来,整个看起来就极为超现实。我和曼•雷曾想在这里拍一部电影,拍这里的世界,但筹不到钱,只得作罢。

我最后一个失败的“美国接触”是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他邀请我在片中客串一个角色——我自己,两个工作日,酬劳三万美金,我考虑了一下,结果还是放弃。因为当时我急着去纽约处理一些事情

1972年,《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在美国上映,我又回到洛杉矶。
有一天,我接到乔治•库克(乱世佳人导演)邀请…到他家后,一个高大健硕的黑人扶着一位老绅士过来,那位老绅士一边眼睛戴着个黑眼罩。互相介绍后,我才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福特,他坐到我旁边来跟我说,他很高兴我又回好来污来了。
他谈到他要拍一部伟大的西部片,可惜几个月后,他竟告别了人世。
就在我和约翰•福特聊天的时候,后面传来一阵脚步者,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希区柯克,胖嘟嘟圆滚滚的,他一见我就伸出双手打招呼,很亲切的样子。我以前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常常跟别人夸我的电影,他也在我旁边坐下,然后滔滔不绝地大淡他的酒窖和他的减肥食疗法,还有我电影《特丽丝塔娜》里那条被切断的腿,“唔,就是,那条腿,那条腿……”,他喃喃地反复说个不停。那天来的其它客人还有威廉•惠勒、比利•怀尔德…

那天本来也请了弗里茨•朗,但他临时不能来。第二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又是一次受宠若惊。当时弗里茨•朗已经82岁高龄,我也72岁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终于有机会告诉他我年轻时对他的电影有多崇拜。最后还跟他要了两张签名照

墨西哥人和枪形影不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导演在拍戏,腰间别着一支枪,我很纳闷,问他为什么到片场拍戏还带着枪,他说:你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
还有一次我为一部电影配音,那天天气很热,有30个乐师来奏乐,他们一来就统统脱掉外套。结果我定睛一看,四分之三的人身上都配着枪,蔚为奇观。
我有一位墨西哥作家朋友告诉我,他说1920年代初期,有一次他去见教育部一位秘书,和他开会讨论墨西哥的传统问题。他跟那位秘书打趣说:除了你我之外,这里似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枪。那位秘书回答他:不,你错了。说完撩开外套,亮出他身上的左轮手枪。
墨西哥人对枪的崇拜到了泛滥地步,事端层出不穷。
有一位墨西哥导演,叫费南迪,因为“使用枪支不当”锒铛入狱,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年,他参加戛纳电影节,得了最佳摄影奖。回来后,他在墨西哥市的别墅开记者会,席间他们大谈这次电影节的一些八卦。突然,费南迪坚持说,他这次得的不是最佳摄影奖,而是最佳导演奖。记者们都不信,费南迪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大叫的飞奔上楼去拿奖牌做证。这时有人说,他上楼去恐怕不是拿奖牌,而是去拿枪。
大家一听不妙,一夥人拔腿就跑。
费南迪这时就从二楼窗口拿枪不断射击他们——有一个跑的慢的被射中了胸口
(求此大神导演资料)

我在墨西哥所拍的电影中,自己最喜欢的应该是《娜塞琳》

我很爱看萨德的小说,记得25的时候第一次看他的《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过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是我去看罗兰•杜亚尔,在他的图书室里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珍藏本,原书主是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

我很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从一条安达鲁儿到欲望的隐晦目的,我曾在好几部电影里用过他的音乐。我下半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耳朵聋了,这个毛病绵延了我二十年

坦白讲,我对瞎子一直没好感。阿根廷的名作家博尔赫斯是我所不喜欢的一个瞎子,不可否认,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小说写的好的不乏其人,我们并不会因为某人小说写的好就一定非喜欢他的人不可。
大约60年前,我见过他两三次,他那时候给我感觉就是矫揉造作,喜欢自我吹捧。他的言谈举止带着学究气,很喜欢表现自己,跟许多别的瞎子一样,说话滔滔不绝。他每次跟新闻圈的人交谈,最后话题总会扯到诺贝尔文学奖上,因为每年许多人都认为他呼声最高。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我每次总会同时联想到博尔赫斯和萨特,前者始终巴巴的盼着这个奖,后者得了这个奖,却嗤之以鼻,拒绝接受

我极讨厌卖弄学问和卖弄专业术语。譬如有时候在《电影手册》上看到一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我都会啼笑皆非不知所谓。
以前我当墨西哥市电影研究中心名誉董事的时候,有一次去那里参观访问。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教师,其中有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见人脸红的年轻教师,我问他教什么课,他说是“间歇性痉挛影像符号学”,我当时当场就想把他给杀了

我很喜欢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费里尼的《罗马风情画》《大路》《卡比利亚之夜》和《甜蜜的生活》,但很遗憾,一直没机会看他的《骗子》,他的《卡萨诺瓦》我看了一半就受不了退场了,我觉得他早期的电影更吸引人。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费雷里的《极乐大餐》(肉欲的悲剧,极乐主义论的告白),还有克莱芒的《禁忌的游戏》,我还喜欢弗里茨•朗早期的作品,还有无声时代巴斯特•基顿和马克斯兄弟等人的喜剧电影。还有哈斯改编波多奇小说的《萨拉戈萨手稿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16907/》,我看了三遍,打破了我看电影的记录。还有,我也喜欢让•雷诺阿战前的电影,伯格曼的《假面》。我跟德•西卡很熟,我很喜欢他的《擦鞋童》《风烛泪》和《偷自行车的人》,我也喜欢冯•施特罗海姆(贪婪导演)和冯•斯坦伯格(蓝天使导演)这两个人的电影,我不喜欢《乱世忠魂》。瓦依达的电影我也喜欢,我没见过他,多年前他在戛纳电影节上说他因为受了我早期电影的影响而激发了想拍电影的决心,这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对弗里茨•朗电影的崇拜而走上电影道路。谈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和导演,是讲不完的。我喜欢的电影还有克鲁佐的《情妇玛侬》,让·维果的《亚特兰大号》,弗拉哈迪的《南海白影》,以及一部英国的短篇集锦片《死亡之夜》,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名气很大,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休斯顿的《碧血金沙》,这部电影的外景是在墨西哥拍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导演,为人亲切热诚,记得我的《娜塞琳》拍好后,他刚好在墨西哥,看了以后,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到欧洲,安排这部电影参加戛纳电影节,后来这片子得了评委会奖。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的电影我也喜欢,他是我亚拉冈省的老乡,不过,我已经很久没看他的电影了,事实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

《泯灭天使》中的某些情节来自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以前在纽约参加一个宴会,女主人喜欢在宴会中设计一些小节目来娱众。比如,一个仆人端菜上来,突然坐在地毯上睡着了——这一招我在电影里如以炮制了。还有,女主人突然牵着一头熊,两只羊进来——这一招我也照搬了。后来某些影评家说,这个场面饱含了很强的象征意味,他们说那头熊代表布尔什维克,正伺机要攻击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早已被自己的矛盾冲突搞的快瘫痪了云云

西尔贝曼跟我讲起一件发生他自己身上的真事。
有一次,他请几个朋友来家里吃晚饭,却忘了告诉夫人。结果,那天晚上朋友都来了,他自己又不家,他太太根本不知道有客人来,早早吃过晚饭换了睡袍,正准备上床睡觉——这件事后来成了《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一片的开场。
一年后,这片子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那时我正在墨西哥筹拍另一部片子。有一天,四个墨西哥新闻记者跑来采访,他们问我《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会不会得奖。
“当然会,”我一边吃午饭一边讲,“奥斯卡他们要的二万五千块钱,我已经如数照付,美国人虽然有一大堆毛病,但他们从来不会黄牛的。”结果几天后,墨西哥几大报纸头条都登着我用红包收买奥斯卡的新闻。洛杉矶那边弄得一头雾水,许多人打电话来问,西尔贝曼更是从巴黎搭飞机过来兴师问罪,我说那完全是开玩笑,谁知道他们当真了。这事闹了好几天,三个星期后,奥斯卡还是把外语片奖给了《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自由的幻影》这片名在《银河》里已经出现过,片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已。我用这个做片名是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开头“有一个幽灵,正在欧洲大陆上徘徊——这就是共产主义”致敬

1977年10月16日,《欲望的隐晦目的》在旧金山丽奇影院上映,结果被人炸了,有人乘乱偷走四卷影片,还在墙壁上留下这么一句话“你这次做的太过火了”,事后调查这次事件是一夥同性恋干的。我不理解的是,就算不喜欢这部电影,也没必要这样干啊

我慢慢接近我的最后一口气,这时候,我常常想着一个最后的笑话——
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召来一群跟我一样的无神论朋友,同时还请来一位神甫,为我做临终告解。我的无神论朋友们一定诧异不已——我要向神甫忏悔并请求宽恕,最后浑身涂油,然后我翻一个身,歇气了
问题是,真到那个时候,我还有勇气开这个玩笑么

虽然我很讨厌新闻界,但是我死后,每隔十年我就从坟墓里爬出来,出去买些报纸,然后夹着这些报纸,静静溜回我的坟墓。在另一段长眠前,好好读一下这些报纸,看看这个世界这些年来又发生了哪些灾难,而我此刻正躺在我的棺材里,即安全又舒服

路易斯•布努埃尔1983年7月29日肝硬化死于墨西哥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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