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场历史的小概率事件

    概率论上把把概率很接近于零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件极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它本不会发生，却意外发生，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谁也不会想到在毫无准备和毫无组织的情况下，10月10日那天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传来的那阵枪声，会颠覆了统治中国长达267年的清王朝的异族统治，终结了自秦朝以来直至逊帝溥仪退位绵亘2132年的帝制，从此中国人再也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子子民，而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荏苒百年，再度回首，在那个激荡的辛亥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身处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究竟在做什么，张鸣先生这本《辛亥：摇晃的中国》试图给我们一种有别于过去脸谱化描写的全新的解读。

    老实说革命党人当时在中国没有多少影响力，一方面清王朝开始预备立宪，地方绅士这些乡土精英都成了立宪党人，整个知识阶层基本上都站在立宪派这一边，而另一方面革命党跟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的地下会党勾结在一起，利用他们的力量去反对清政府，如著名的萍浏醴起义就是会党组织的，像孙中山本人也加入过洪门，在传统社会会党就是坐姦犯科之徒，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革命党人自然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所排斥，普通民众亦不抱有好感。真正支持革命党人的除了会党秘密团体、以及南洋华侨，最大的群体就是留日学生和新军。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接连战胜中国和沙俄，成为远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又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求医治病的首选。接触到新式教育后发现传统中国科举制度的落后，这就为癸卯学制实行、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制度埋下了伏笔。新式学堂越办越多，留日学生也越来越多，光是1906年一年就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他们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和革命党人鼓吹的排满革命，受其鼓动很多人都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拥护者，如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他们学成回到国内以后成为革命的重要宣传者。再就是新军，新军不同于以往的八旗、绿营、湘淮军，不仅军饷高，而且对于士兵的要求也高，科举废除以后，许多知识人的进阶之路被封死，于是他们往往投军谋出身，而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没有出路，也只好投新军。据南京新军第九镇的军官何遂回忆，他所在的连队，一百二十六个人，居然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堂学生。这些人知识水平高，军营的学习氛围也高。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的时候，还在部队里建立随营学校，鼓励士兵边训练边学习、读书看报、成立学习社团。革命党人就利用这样的机会传播革命思想，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军人。像革命党著名的社团：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用这样的名目，吸引愿意接受新知和革命思想的军人加入其中。所以在武昌首义爆发前，由于形势不稳，镇守武汉的第八镇统制张彪甚至下命令给各营管带，凡是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可惜这样的觉悟已经太迟了。

    为什么说武昌起义是小概率事件呢？革命党人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这是不错，但是谁都没有把武汉这块四战之地当一回事，否则同盟会中的军事指挥黄克强也不会姗姗来迟，黎菩萨今后也做不上大总统。我们都知道湖北是九省通衢，交通便利的另一面就是那里没有战略纵深，不能长期作为革命的根据地，这是犯兵家大忌的。武昌起义前一天，革命党人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没做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把所有的革命党人的名册、文告、旗帜、武器、资金都给丢了，造成了全城大搜捕，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人一哄而散。本来是闹不起来了，可是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跟他祖上在鸦片战争给清廷捅了大纰漏的琦善一样不给力，他知道牵扯众多既没有把名册销毁安抚人心，也没有乘胜追击把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及时清除，这就给了还留在军营中的革命党人机会，于是他们就此起事，一举成功，瑞澂只得灰溜溜溜上长江上的楚豫舰。话说瑞澂若是不那么急着跑路，组织张彪他们继续抵抗，革命党人未必能成事，因为新军里不都是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新军最多也就千把人，还有一大半人处于观望状态。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由此可见，鹿死谁手还未知呢，可偏偏瑞澂鬼使神差地就跑路了，成就了革命党人的共和伟业。很稀罕的是，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里没有遭到任何一支清军的攻击，给革命党人喘息和蓄积实力的机会，周边各省见势也顺应形势，相继起事，到了北洋军来弹压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形势比人强，袁宫保就是再善于权术，也抵不住共和深入人心。革命虽然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但招兵买马也需要本钱和武器，武昌的革命党人幸运的是当他们打开藩库，居然发现里面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银币局存现洋七十万、银八十余万、铜圆四十万、官钱局铜圆二百万、官票八百万，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乱七八糟加在一起居然有四千万之巨。真是发了大财，由此可见，清末新政办得也是风风火火的，否则光是一个省哪有那么多银两。有了钱，也得有枪啊，枪杆子底下才能出政权。武汉是什么地方，张之洞在这里经营洋务二十余载，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就在汉阳，甭说几万只自家的汉阳造，最新式的德国的七九毛瑟枪、日本的六五步枪加起来也有两三万支、山炮、野战炮、子弹充足。有钱有枪，害怕什么，起义军在很短的事件就扩充到五个协，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武汉所有部队的两倍有余。正是有了那么大的本钱，加上袁宫保三心二意跟朝廷虚以委蛇讨价还价，武汉的革命军能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对峙长达三个月，在此期间内地十八省十四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本不报以希望的四战之地，结果四面开花，结成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果实，这能不是小概率事件吗？

    武昌起义成功最大原因不仅仅是革命党人有钱有枪一下变成阔佬，还跟立宪党人的加入密切相关，倘若没有立宪党人的入伙，这事能不能成还是一个问题。清末新政，立宪党人着实出力不少，地方谘议局、中央资政院都办得挺是那么一回事，要不是那班满族权贵急欲收权、闹得人心涣散，让这些要跟满人分享更多权力的立宪派中人彻底心寒，这历史的车轮究竟是往哪个方向前进也犹未可知。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之前准备不足，革命党人其实也没料到会那么顺利，黄兴等人还不知道在哪呢。一时间群龙无首，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张振武等人革命资历太浅、难以服众，在传统的中国还是一个以资历论人的社会，革命资历浅，那就看军队资历，统制张彪跑了，接下来就是协统黎元洪啦，这人海军旧军官出身，对革命不但没什么好感，在起义当天还亲手杀了一个起义士兵，按理说这样的反动军人应该是要掉脑袋的，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了武昌革命军政府的都督，这也真够吊诡的。可黎都督是被逼上梁山的，心里好不情愿，于是终日不语就变成了黎菩萨。正当革命党人手足无措的时候，立宪党人的代表、湖北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出面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也就是承担了新政府除军事外的全部运作。汤化龙可非等闲之辈，在晚清立宪派人物也算是佼佼者，中过进士，去日本留过学，新学旧学都通晓明畅，否则也不可能在当时名绅云集的湖北做上谘议局议长的位置。他对于清廷迟迟不肯正式宣布立宪，大搞皇族内阁、亲贵特权政治，尤为不满。而清廷宣布收回各省路矿权更是火上浇油，让他气不打一处出，估计也是被气急了，他于是毫不犹豫就搭上了革命党人这条贼船。像汤化龙这种有实际政治操作经验的立宪党人加入革命军当中，当然是不同凡响，当天他就命令通电各地要求响应，也在他的劝导下黎菩萨开始视事，在他的示范效应下，许多立宪党人加入了革命军政府，帮助维持地方政务和秩序，很多观望革命的人也开始支持革命。立宪党人加入革命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历来与汉口驻华领事的良好关系人脉，让西方各国宣布中立，不干涉中国内战，等于是承认了革命政府外交上的合法地位。冯友兰曾经在《独立评论》上撰文评述：“历史上一个大运动之发生，主持的人，对于他所主持者是怎么一件事，往往有不自觉的”，主事者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事后回想，才发现“我们原来做了这门一件事情”，对起义新军士兵来说如此，对黎元洪来说如此，对汤化龙们也是如此。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他们竟做成了这件砍头掉脑袋的大事。正是因为立宪党人的参与，辛亥革命变得相当温和和克制，不像中国历代王朝鼎革之际兵荒马乱草菅人命，正如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最好的革命也是最小的革命。有了理性因素的加入，才没有出现大动荡大屠杀，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也绝不是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造成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治就是妥协，不懂得妥协的政治带来的只有是暴力，暴力给民众的伤害是最大最深重的。如果二十世纪的国人真的能多保持几分克制，学会妥协，那么多不必要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样血淋淋的教训够叫人印象深刻了吧？

    在辛亥革命中媒体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不说是推波助澜，至少为革命党人扩大起义声势、放大影响力，这股舆论效应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从戊戌变法以来直至清末新政，报纸作为新兴的媒体力量日渐活跃。早在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就曾撰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谈及民众阅读报纸可以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他更进一步断言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正如梁任公预想的那样，仅仅过了十年，随着清政府报禁的解除，中国的报业开始迅速发展，在上海望平街报馆林立，不仅有《时报》、《申报》这些大报馆，鼓吹排满革命的《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馆也杂处其间。武昌起事，嗅觉明锐的新闻界立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新闻战，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消息源从北京和武昌获取战报，望平街更成了举世瞩目的消息枢纽。每天清晨报馆尚未开门，外面已经满是早早等候的报童和读报人，报纸供不应求，片刻即罄。在武昌战事正酣的时候，报馆往往先把获得的要闻先贴在外面的玻璃窗上，然后不断地发送传单，增发号外，通宵达旦，让急于获取消息的人们尽快了解信息。人们不但需要确切的消息，他们更需要了解武昌对整个时局的影响和判断。对于武昌起义，报业普遍表示同情和支持，有意无意夸大革命军的胜利，实力则竭力掩饰，各地响应，有则勉之，无则加之，结果闹得举国上下人心浮动，在京亲贵多有逃亡天津租界避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饯行，汉阳铁厂盛宣怀继张之洞后经营多年，他本人更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和大股东，他害怕兵革会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于是就特意嘱咐荫昌保护好汉阳铁厂，事成之后必有厚赏。荫昌叫盛宣怀放心，只管准备筹钱。结果被一旁的记者听去，添油加醋变成了军饷不继，导致北京多家票号、天津、上海等地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对这样的政治谣言无可奈何，出面辟谣结果更加剧社会的疑惑，正可谓是墙倒众人推。最让人称奇的是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在革命期间报道的假新闻，当时革命党人贿赂《循环日报》驻上海的通讯员，让他给香港的报馆发电说是“京陷帝崩”，香港方面信以为真，就登出了号外。全港震惊，老百姓上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英国的警察也无法控制。当时省港相通，香港的假新闻很快传到了广州，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只好逃之夭夭，胡汉民很快就宣布广东光复。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近代中国社会，颟顸的清政府对于新生媒体没有正确的认知，以致于社会舆论完全倾向于革命党人，殷鉴未远，足以为戒，历史总有吊诡的相似之处。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自日本返抵天津，结束了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他在报界欢迎会上发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并这样肯定报纸舆论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我们有人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乱世奸雄，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其实在当时人看，未必如此。就连孙中山都说袁世凯是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中国人一贯喜欢以后事论英雄，袁世凯若是没有称帝复辟的话，恐怕我们今天必须说他是中国的华盛顿。为什么他是众望所归，而不是孙中山，这也是有原因的。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是这样解读的：“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的。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再者，在个别一些地方，革命党人也闹得太不像话啦，激起很多地方士绅以及普通民众的反感。如湖南都督焦达峰，洪门中人，他在洪门是大哥，大哥当了都督，洪门里面做小弟的不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就做了十天都督，卖官鬻爵，满街司令师长，闹得乌烟瘴气，最后湖南人自己看不下去了，闹了兵变，推举后来的国民主席谭婆婆谭延闿做了都督。再如陕西，一省六都督，政出多门，根本无人理睬，最有意思的是哥老会的龙头大哥张云山他自拟官衔：“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怎么都觉得是戏文里的人物，想必平时看戏是看多了，记在心里了。整个陕西成了哥老会的天下，不仅满人遭到屠杀、一般平民百姓甚至外国人也难以幸免，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调查西安满城屠杀事件，“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而三天后革命军才下令停止屠杀。而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统计，“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两百多年前扬州、嘉定等地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直到袁世凯主政，陕西的会党才得以收敛。而处于江浙一带的绍兴也好不到哪里去，徐锡麟、秋瑾昔日的同志王金发从山上跑了下来，做起绍兴军分政府的都督，很快就比旧官僚还要堕落了，鲁迅在《范爱农》中这样写他“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不冷。”至于“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度，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鲁迅《这个与那个》）不仅如此，王金发还开征盐茶税收、横征暴敛，闹得民怨沸腾，为了平息异议，他成立了执法处，枪毙异己，前前后后杀了五十多人，反倒是秋瑾一案的告密者章介眉被他轻易放过。后来袁世凯当国，各地撤销军分政府，王金发带着几十万大洋跑到了上海，醇酒妇人，买了小洋楼，娶了名妓花宝宝，好不快活。正是有这样的革命党，才使革命声誉大受影响，革命者疏于律己，就会招人反感，授人口实。1915年同情革命党人的胡适在美国给他二哥写信，主张“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结果遭到他二哥痛斥，说他“丧心病狂”。时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正高。胡适二哥在4月22日回信告诉胡适革命党人在国内很不得人心，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孰好孰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普通民众、士绅阶层总是希望过上太平稳定的好日子，所以袁世凯也就成为了众望所归，而革命党人为什么在二次革命中拥有半壁江山却不得人心很快失去就是如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是袁世凯到了最后也应了孟子这句老话。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这样认为：“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维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按照钱宾四先生的理解，中国之所以要采取革命这一激烈形式来推动改革，全是因为出身异族的清王朝统治者阻梗，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立论多有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出发，回过头来从今天重新再去看，历史未必如此。虽然颟顸的满洲统治者一直对“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存有疑虑，但是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尤其是1905年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欧洲强国沙皇俄国之后，学习日本君主立宪，已经是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这其中不仅有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党人在海外的不断鼓吹，也有张謇、张之洞、袁世凯趋新士大夫的支持，就连奕劻、铁良、溥伦、载泽这些皇族亲贵也都如此认为。于是清廷就派出了载泽、绍英、端方、徐世昌、戴鸿慈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最终在1906年9月1日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梁启超先生明里暗里之努力，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新民”思想开启民智，宣扬改良，而1906年6、7月间，梁启超经熊希龄介绍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为清廷最高决策层决议实行预备立宪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当时仍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先生在1912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毋庸置疑，可以这样说没有梁任公就没有清末的改良立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无疑也要大打折扣的。陈寅恪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曾说：“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这用来形容梁任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也是十分符合的，张灏先生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1890-1907）》一书中这样评价梁启超：“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是为盖棺定论！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离世带来了政局的动荡，年仅3岁的溥仪成了王朝的末代君主，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秉政，袁世凯被开缺回到河南彰德洹上村成了洹上钓叟，但这并没有对预备立政有什么影响。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方针继续执行，作为立宪准备的各省谘议局、中央的资政院相继成立，舆论的尺度越来越大，工商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统计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立宪派提出提前实行宪政的要求，甚至也得到提前三年的回应，如果不是因为皇族内阁利令智昏，不断从地方收回路权矿权，引发地方立宪派不满，恐怕武昌起义连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中国就有可能向德国、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完全有可能规避了革命的风险。最近这些年来由于革命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而渐进式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有人重新审视革命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如法国大革命中对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仍值得肯定，但是暴力革命却受到严重的质疑。西蒙.莎玛 (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於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革命和改良之间并非由我们想象的那样距离遥远，也有可能是咫尺天涯，比如说晚清的这次失败的立宪，历史并不是没有给那个衰微的清王朝机会和时间，但是执政者没有好好把握住机会及时改革，结果稍纵即逝，王朝最终走向了覆灭。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周作人曾经说过“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告诉你又要这样了”一百年前一百年后如此相似，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就连当时的革命党人都意识到如果清政府立宪成功，那么他们之前之后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做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所以他们竭尽所能赶在清政府立宪前不断的组织发动起义暴动暗杀。从1905年光复会吴越暗杀留洋考察各国宪政五大臣，到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1907年的中越边境防城镇南关起义、皖浙起义，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黄花岗起义，起义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革命党人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在这场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百米冲刺的比赛中，清政府一度处于领先地位，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暴动似乎对它的统治并未产生威胁，甚至一些革命党人也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迷茫，但是就如龟兔赛跑一般，清政府并没有将这一优势转化成胜势，迭出昏招，得罪了大批对于宪政抱有幻想的立宪党人，结果最终出局。清政府之前的运气太好了，它没有意识到祸之福所倚、福之祸所伏，否极可以泰来，泰极自然否来，另一种概率就会在负极慢慢聚集，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辛亥革命。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降，特别是严复翻译郝胥黎《天演论》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中国就一直被进化论思想绑架了，盲目相信历史进步主义，笃信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的一切，结果在激进主义的这条不归路上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越走越偏。什么联邦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于虚无党人的无政府主义，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二十世纪的中国简直就是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的试验田，各种新式思想被急于求医问药治病救人的中国人病急乱投医，胡乱试用一番，初衷愿景是好的，结果却出乎意料，甚至超出了掌控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共产革命，激进主义在中国最终演变成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究根问底，推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根本性力量还是民族主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的知识人士大夫阶层普遍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忧患意识非常明显，孙中山标榜的三民主义头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最后才是民生主义，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还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并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它的自我定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革命，通过革命推翻异民族的统治，用明末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回忆勾起民族记忆，但是这场排满革命很快就变成了五族共和，民族主义在革命过程只是宣传的工具，一旦达成目的就自然地摒弃。而五四运动宣扬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则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先声，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北伐胜利则标志着民族主义到达了新的高峰。抗战的全面爆发维系全民族不分彼此抗战的动因依旧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但是中共恰恰也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在抗战胜利后调动中国人百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愤怒情绪。化“反日”为“反美”。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固然有其自身的用意，但可以看得出鼓吹的还是民族主义，否则也不用拿亡国三百年的大明朝说事。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经常能看到民族主义在不断抬头，在一个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民族主义无疑是一剂良药，一试就灵，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但是到了今天它带来了往往都是偏狭的民粹主义，更会被别有用心之徒利用，所以一定要对其始终保持警惕和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