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青春元年
青春元年（意犹未尽版）
韩松落
将近三十，回过头看，记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没得到的东西，没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应该的时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五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考小学，老师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十道数学题给我做，唯一没做出来的一道，至今我也记着，是13+7等于多少。尽管后来还是考上了小学，但我把这事记了许多年，始终耿耿于怀，恨不能乘个时光机器回到1980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个“20”上去。
还比如，小学二年纪，有一天，爸爸似乎心情特别好，一定要带我去书店买书，而且一定要买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给我，而我偏偏就要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爸爸最后是买给我了，但是非常不痛快，一个下午不和我说话。因为得到的不痛快，所以我也一直记着，那套连环画是三块四毛三，而《西游记》是三块四毛二，我坚持要，却没有便宜多少，所以更心虚了，一记就是二十二年，现在又为自己的一直记着，多了些不好意思，更会一直记下去了。
没有得到的东西，还多着。那时候家里的环境还算好，家里订着许多杂志，《大众电影》、《当代》、《报告文学》、《青年一代》、《八小时之外》、《生活与健康》等等，妈妈还会零星地买些《春风》、《十月》、《科幻世界》回来，属于我的杂志，有一本《看图说话》，后来是《好儿童》。但是，我就非常想要一本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的《巨人》杂志，妈妈嫌贵，更不相信我能看得懂，始终没有订给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学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须当场看完，所以耿耿于怀地一直记着那杂志的价钱，当时是八毛三分钱一本，而当时的鸡蛋是两分钱一个，我用今天鸡蛋的价格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块钱，的确是不便宜。没得到的，就记着，也真是有点贪。
《巨人》上面，通常都是些长篇的儿童题材小说，我记得的有一个，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找妈妈的故事，那孩子叫“黎明”，似乎吃了很多苦，但最可恨的是，那小说似乎是连载的，我没看到后面的，就一直不知道他找到妈妈没有。二十多年了，即便真有这么个叫“黎明”的孩子，恐怕也做了别人的爸爸了，但我就是一直惦记着他找妈妈的事情。
《看图说话》至今我也记得，非常沉厚美丽的一本书，里面的图片非常疏朗，文字也淡淡的，大大的宋体字，一撇一捺都有种特别的韵味。大概那时候的房子不挤，又不要钱，所以画画做版的人心境也宽敞，一页大纸上，有时候只放一张画，却非常耐看。有时候他们也用故事讲道理，但绝对不冬烘，有一期里，画的是三个孩子，在路上捡到了西红柿和黄瓜，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没有洗了吃掉，而是追上失主，还给了他。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都用浓浓的颜色，画得非常大，不成比例，却不突兀，三个孩子，捧着颜色那么好看的果实，走在宽敞无人的路上，路两边尽是用水墨画出来的疏淡的树，有种萧萧的秋意。而那杂志，似乎永远有那么一种疏淡的、温暖的秋意，那是那一代的书生身上的秋意，他们老了，走了，这秋意就再没了，我们这一代，也算是书生吧，却不得不个个都张牙舞爪的，像日光灯，不得不亮晃晃地挺着，刺目，紧张，难堪。有一期《看图说话》的封面，是两个女孩子，裹着红头巾，站在在一棵长满手掌形的红叶子的树下，往篮子里装红叶子。采红叶子做什么？二十多年后我也还是不知道，但我活多久，就有多久忘不掉。
妈妈一点不担心我们会学坏，家里的杂志都放开给我们看，根本不像别人家那样藏着掖着。那时候闹小说荒，《当代》上的小说，无论长短，过不几天就会给改成电影，我记得的有丛珊演的一个《恋爱季节》，是拿《春夜，那双凝视的眼睛》改的，电影里她穿着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又加了一件浅色风衣，不系扣子，从长满古树的林荫道上走过去，背后配着钢琴曲，典型的八十年代那种沉着的浪漫。电影里，她演一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子，去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遇到了个生性开朗的普通工人，却犹豫着该不该和他在一起，最终还是决定抛开一切世俗成见去找他了。大概那时候，工人和读书人的地位刚刚开始有了掉头的苗头，而且这读了许多书的，还是个女人，更加值得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电影电视，因为刚知道浪漫，不得要领，格外张狂，一旦要点情调，格外偏爱海边，动不动就虚构出一个“滨海市”来发展故事，年轻的归国女华侨（有的时候是女特务），穿着一身的白，系着红纱巾，戴着遮着半个脸的太阳镜，在海边走来走去，终于给她遇到一个在海边写生的男画家，两个人在慢镜头里追来追去，挥着红纱巾，白皮鞋也沾满了沙子，男的永远追不上女的，最后跑不动了，往往又能及时地摘到一支野花噙在嘴里。因为非要穿着白衣服在海边追逐，有时候就不得不以丧失真实性为代价，上一个镜头还分明是在北方，下一个镜头就到了海边，这种场景终于因为太虚假造作，非常被人诟病，终于渐渐消失掉了。八十年代以后的的电影电视，就略微务实些，挪到大多数地方都有的林荫道上去，依旧是追来追去，但是这一次是在树林里，有了苍黑古朴的树干做底子，终究沉着些。《恋爱季节》等等电影，还有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外国音乐》，画面就常常是在林荫道上，而且常常是秋天，满地的黄叶子，而且会有一个穿风衣的人踩着叶子走过去。
我妈妈留下的照片里，也有这么一张，是1966年她到北京去照的，照片里，她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微微地笑着，背后尽是松树柏树，光线很暗，但是还可以看到那些粗大的古树一棵棵排列着，一直延伸到很远很深的地方去。她跟我说，那照片是在中山公园拍的，当时他们是一大群中学生，走累了，在那里休息一下，就拍下了那照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也有这么一段，写的是过去的北京，还宽敞凉爽的年月，林荫道上漫天漫地的金黄的叶子。所以，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浪漫”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条秋天的林荫道，金黄的叶子落下来，被风吹着，又像潮水一样袭上去。路边又有空空的长椅，在那金黄的叶子上，走一生一世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当。所以我买了许多件风衣，长的短的，黑蓝的米黄的，却难得有穿的机会。首先是林荫道太少，其次是我不够壮，穿着风衣，空荡荡地走在这务实的年代里，像是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也不是不可以，恋物狂，紧张症，跟得上时代的，都可以被原谅，但绝对不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而林荫道、风衣、沉静、理想，似乎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没药治，也再没营养来补充，像是杜冷丁上了瘾，那药却再也不生产了，心里痒痒的，却没个挠处。
而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想自己的喜好会不会在将来变成人人暗地嘲笑的落伍习惯，因为先看过小说了，我们全家都非常得意，一定要告诉别人，那电影是什么小说改的。似乎我们看过的小说改成的电影还格外多，《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等都是，我们一看到电影杂志上有介绍，说电影已经拍成了，就立刻把小说原著翻出来再温习一遍，看电影的时候，也格外理直气壮，似乎自己和这电影已经提前发生过什么关系了。
《春风》上，也常常有些好文章，有那么几期，长篇大论地讨论《女俘》，因为里面写了所谓的“人性”，所以，十几年后，我上了大学，看到我们的教材上还在讨论“人性”该不该写，就非常不耐烦，逃课到图书馆去自己看书和写小说，再也没进过课堂，大概因为老师也有几分欣赏我，而班长也暗地里替我遮掩着，所以我的逃课始终也没东窗事发。《春风》上，我记得的还有一篇非常惆怅的文章，叫《女友阿蛇》，写的是旧社会的事情，里面有个苦命的女孩子，非常深沉抑郁，她母亲生病，没有钱治，她和“我”听了别人的传说，把铜钱埋在地下，指望着能一个变俩，再挖出来的时候，却还是那么多，那阿蛇颓然地说了一句我至今也忘不掉、至今也在咀嚼的苦涩的话：“几个小钱，也救不了命。”偶然她也展露孩子的的天性，把菜地里的一棵葵花头打掉，然后就会生出两个头来，再打掉，就会生出四个来，终于，一株葵花就变成了一个花头累累的怪物。因为我在农场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直记得。
《青年一代》是上海的杂志，非常骄傲，算是那些年的“小资”刊物，登些明星故事、美化居室、养花集邮收集火花的文章不说，还经常会有“上海滩黑帮”、“今日霞飞路”一类的明目张胆的怀旧文章，王安忆《长恨歌》的故事，在那时候就被人写出来过，题目好似叫“上海小姐之死”什么的，有时候，也触目惊心地登着《姑娘！你要警惕》一类的案例。杂志的最后几页，还会有读者来信和漫画，有一期，有热心的读者建议说，现在电影里人倒下的场面实在太难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么样子，他建议了一个姿势，并且绘了图，详细地描绘了倒下时应该先放哪只胳膊，然后另一只胳膊放在身体的哪一侧。大概因为是在一种“复苏狂欢”般的气氛里，所以，那里面有一种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诚态度，如今想起来，就像在头脑的黑暗荒野里打着雪亮的探照灯扫了一扫，一霎那光芒里，什么都比现在鲜活，争着吵着要涌到那光线里，声音扰嚷，却不敢说是心酸。
我看到的，也不尽是杂志，妈妈在图书馆里有借书证，经常借些名著回来，别的我都不耐烦看，所以都不记得了，不过，有一次她借了本《情仇》没有还，因为一直看见，那书我倒是记着。那个小说后来也拍成了电影，就是张金玲演的《黄英姑》。还有一本《括苍山恩仇记》，里面我唯一记着的一段，就是富豪把复仇的农民捉了去，倒吊起来，血都聚到那人头上，终于把那人给折磨死了。
不能不说《大众电影》。自从它复刊，家里就一直有，我所记得的那个时代的明星，都是从那里看来的。每个月《大众电影》来的那天，等于是小型的节日，大家都隐隐地有种欢喜，因为有《大众电影》可以看，全家通通看过后，妈妈就收回去，临睡觉前，点着床边的灯，再细细看一遍。妈妈这临睡前看《大众电影》的习惯，我一直觉得有种难言的优雅和自信在里面，但是学也学不来。
周末的时候，妈妈还搞些聚会，南疆的汉人少，所以非常团结，又没有什么娱乐，经常找些理由聚在一起，野餐，春游，打猎，包第一顿韭菜饺子，或是水果下来了，或者是晚上有新电影，都是聚会的好理由，妈妈人缘好，一叫就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谈的无非是刘晓庆，《我的路》，《画皮》，各自老家的旧事，新来的《大众电影》和《当代》就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新疆天黑得晚，大约九十点钟却也就散了，送客出去的时候，天边还隐隐地有点晚霞的红黑的灰烬，各自道着别，在晚风里，声音似乎很远了，不过送个客，转个身，一会儿的工夫，天一下就黑了，清凉顿至。那情景我一直记着。后来我们流离失所，频频搬家，住在内地的乡下，经常要和村妇吵架，再也看不起电影，环境很差了，妈妈也用一只大木箱子把以前的杂志统统装着，花了运费运到一万里外的新家来，而且，又开始省吃俭用地订着《大众电影》和《当代》，有人要借，她也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偶然丢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开心。这里面依然有种优雅和镇定，我能体会，说不出来，也学不来。
1999年妈妈去世，留给我们一大箱子《当代》和《大众电影》。
2004年，我接到《大众电影》的约稿，开始给他们写稿子，对我来讲，这是荣誉。妈妈要知道，不知多高兴。
后来“法制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同学手里都是那种卖两块五一本的杂志，封面都是一式的粗陋花哨的图，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登。但是，毫无疑问，我被这杂志迷住了，那里面那些谋杀故事、民间恐怖传说，那种浓郁、阴郁、黑色、疯狂的气氛，即便是和后来我听到的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相比，也毫不逊色。我至今也在地摊上搜罗着这些旧杂志，又怕脏，戴着乳胶手套看。
那些杂志上的故事，文笔都好，又懂得营造气氛，很少有哪个是直奔主题的。印象最深的有个短篇，写的是知青故事，开篇引了一首民歌叫《紫花地丁》，故事讲的是两个知青，在乡下插队的时候，女的被支书强奸，愤而跳崖，男的多年后重返乡村，用离奇的手段复仇，从头到尾都不忘记描写落日下的紫花地丁和小乡村的阴暗压抑的生活。还有个故事叫《猩红的姐姐梅》，也是谋杀案起头，随后，小县城里的有头脸的人都牵扯进来，又有个女心理医生，给嫌犯心理分析，爆出他当年和母亲乱伦的经历，也是有景色描写，落日照着那种叫姐姐梅的花，血一样的红。还有些好看的民国故事，最有气氛的是写两个大家闺秀，郊游的时候迷了路，夜里远远地看见一座楼房亮着灯，敲门求宿，就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举着蜡烛来应门，睡到半夜，就有惨叫声、木门吱呀声、磨刀声，四处一看，却原来这楼房住的是个心理变态的医生，为避开仇人远走它乡留学，回来之后大开杀戒，先杀仇人，逐渐什么人都杀，楼房里尸体内脏堆积如山，后来的故事是好莱坞恐怖片里常有的，年轻女孩子跌跌撞撞到处逃跑，终于跑了出去。带着人再回来，小楼房却已经火光冲天。这些故事根本不讲道理，也不寻求什么意义，里面的人物要么面目性格模糊，要么故意有个俗套的形象，不过用来承载一个故事，用这故事完成一个气氛，在读的人心上留下些印记。如果要拍成电影，大概只有于仁泰能拍出那气氛来。
那一类的杂志当年实在是多，几乎是铺天盖地，所以书商大概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多的作者来写，有时就把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和《三言》《二拍》拿出来登上一段，最早看到的琼瑶小说《六个梦》，就是在一本这样的杂志上。
还有就是些案例选，最早是刊登在那种很厚的报纸上，专门卖给坐火车的人看。当年频繁搬家，经常乘坐火车的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没少买过。最早看到的一篇，写的是青海的一个高干子弟枪杀不肯就范的女友的案子，文章标题是《黄河边那座哭泣的坟茔》，因为离兰州实在近，所以看了以后一直记着。后来这类东西也成了灾害，过不两天，就出来一本《当代奇案选》，我还记得些标题，什么《追捕“二王”》、《鱼网里的女尸》、《雨夜狂魔》、《5·31特大碎尸案侦破记》，里面的杀人狂，动不动就把大卸八块的尸体装在一只有着“上海”字样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后来我一看到黑色人造革皮包，就有反胃的感觉，却忍不住浮想联翩。多年后，看斯蒂芬·金的小说，发现他也有对这一类物件和颜色的难言的喜好，他笔下的人，总是穿着颜色犯冲的衣服，红头发就配绿衣服，再不就穿嫩黄的橡胶雨衣，而最经常出现的，就是黑色的橡胶制品。
有些故事非常奇特，例如一个杀人狂，专门谋杀肉联厂的女工。还有一个，一个深山乡村的男人新婚之夜，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几经追查，终于知道这女人先后跟五个男人半推半就地有过关系，其中一个还是这女人的弟弟，于是他把这五个男人骗了来，灌醉，运到山上，绑在松树下，用雷管统统炸死，因为实在是真实，所以作者尽管并不十分有写作天赋，只是一一道来，就写出了深山里那种幽闭沉闷和近亲相奸的混乱，尤其是那女人那种苍白、寡淡、无知、柔顺，那男人的暴虐、有心计。我的小说《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和将要写的《怒河春醒》就是这个故事。看过的案例里，最恐怖的是一个简单而荒寒的故事，里面的杀人狂是个小村子里的光棍，先后把十几个贩卖杂货的女人杀死，然后扔在深山的枯涧里。那案例写得非常简单，却有种西北阴天下土时候昏沉沉、土苍苍、严峻寒凉的感觉。
爸爸也借这些杂志，又在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借些欧文·华莱士、谢尔顿的书回来，他把这些书偷偷藏在柜子顶上，我装做不知道，等他一走了，就拿下来看。又要提防着爸爸突然回来，所以看得飞快，一本三百页的书，我至多看一个多小时，跟同学借看他们租来的武侠小说，也是有时限的，这就练就了我，现在在书店里遇上那些不值得买但又想弄清楚怎么那样畅销的书，我都通常是坐在那里一口气看完，一下午看完十本也不是问题，因为不花钱，又学习到了畅销书的诀窍，格外觉得有得赚。
有件事情我也一直记着。那时候我十一岁，我的几个舅舅正在纷纷谈恋爱，有一次，有人给我三舅介绍了个对象，他就带着我到那户人家相亲去。大概带个孩子显得不那么赤裸裸，而且孤男寡女在一起，有个孩子在一边，既是个共同话题，也等于是个不那么难堪的监管，不要让温度一下升得过快。但是他们一旦谈得入港，我就被合理地打发出去，不是看电视，就是给看连环画，而那一次，我是给领到那女子的哥哥屋子里去，那男人非常高大英俊，说话也爽爽朗朗的，穿件鸡心领的白毛衣，在那里捣鼓航模，他们给我一堆连环画，但我其实早不看那些东西了，应景地翻了一下之后，我就开始看这男人屋子里的杂志，《海外文摘》、《大众电视》、《健与美》，还有好些男性服装书和那些年难得一见的港台杂志，不知道怎么带回来的，但是，几乎每本杂志里，都会有大量英俊健壮男人的照片，还有《国外同性恋一览》、《同性恋的悲剧》这样的文章，每本都有，而且，每种杂志都只有一两本，显然不是订的而是零碎地买回来的。我看着看着，再看看眼前这男人，就有点明白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母亲还在那里向我三舅感叹：“你看，他哥哥三十的人了，一点也不着急，光我们在这里瞎操心，你说可怎么办？你说说看！”我默不做声地听着，真是觉得他们都没我聪明。
所以，有我做例子，我是一点也不敢小看小孩子，前天，小豹和我到公园去划船，他带着他的外甥女，我们在一起，通常要谈些犯禁的话题，而我一旦问清楚这女孩子都十岁了，说话就万分小心。万一她有天长大了，也写作，或者弄个博客什么的，把我们的谈话写进去可怎么好？如今这世道。
哪个年代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曲折别致，风华盎然，也没有八十年代这样果断干脆，悲哀决断，在这个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悠然地收住了尾，连一点余韵都没留下，让下一个十年没一点点铺垫，因此显得没头没脑，嘈杂苍白。八八年，八九年，张蔷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了，《八七狂热》满街都是，西北风开始流行，欧文·华莱士《玫瑰梦》给禁掉了。但是，有一天夜里，刚满十三岁的夜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悸动惊醒，梦境还有点残留，身体的潮湿也还温热，我没有害怕，我看过杂志，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青春甜蜜地、诗意无从压制地呼啸而至。
韩松落
将近三十，回过头看，记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没得到的东西，没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应该的时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五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考小学，老师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十道数学题给我做，唯一没做出来的一道，至今我也记着，是13+7等于多少。尽管后来还是考上了小学，但我把这事记了许多年，始终耿耿于怀，恨不能乘个时光机器回到1980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个“20”上去。
还比如，小学二年纪，有一天，爸爸似乎心情特别好，一定要带我去书店买书，而且一定要买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给我，而我偏偏就要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爸爸最后是买给我了，但是非常不痛快，一个下午不和我说话。因为得到的不痛快，所以我也一直记着，那套连环画是三块四毛三，而《西游记》是三块四毛二，我坚持要，却没有便宜多少，所以更心虚了，一记就是二十二年，现在又为自己的一直记着，多了些不好意思，更会一直记下去了。
没有得到的东西，还多着。那时候家里的环境还算好，家里订着许多杂志，《大众电影》、《当代》、《报告文学》、《青年一代》、《八小时之外》、《生活与健康》等等，妈妈还会零星地买些《春风》、《十月》、《科幻世界》回来，属于我的杂志，有一本《看图说话》，后来是《好儿童》。但是，我就非常想要一本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的《巨人》杂志，妈妈嫌贵，更不相信我能看得懂，始终没有订给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学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须当场看完，所以耿耿于怀地一直记着那杂志的价钱，当时是八毛三分钱一本，而当时的鸡蛋是两分钱一个，我用今天鸡蛋的价格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块钱，的确是不便宜。没得到的，就记着，也真是有点贪。
《巨人》上面，通常都是些长篇的儿童题材小说，我记得的有一个，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找妈妈的故事，那孩子叫“黎明”，似乎吃了很多苦，但最可恨的是，那小说似乎是连载的，我没看到后面的，就一直不知道他找到妈妈没有。二十多年了，即便真有这么个叫“黎明”的孩子，恐怕也做了别人的爸爸了，但我就是一直惦记着他找妈妈的事情。
《看图说话》至今我也记得，非常沉厚美丽的一本书，里面的图片非常疏朗，文字也淡淡的，大大的宋体字，一撇一捺都有种特别的韵味。大概那时候的房子不挤，又不要钱，所以画画做版的人心境也宽敞，一页大纸上，有时候只放一张画，却非常耐看。有时候他们也用故事讲道理，但绝对不冬烘，有一期里，画的是三个孩子，在路上捡到了西红柿和黄瓜，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没有洗了吃掉，而是追上失主，还给了他。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都用浓浓的颜色，画得非常大，不成比例，却不突兀，三个孩子，捧着颜色那么好看的果实，走在宽敞无人的路上，路两边尽是用水墨画出来的疏淡的树，有种萧萧的秋意。而那杂志，似乎永远有那么一种疏淡的、温暖的秋意，那是那一代的书生身上的秋意，他们老了，走了，这秋意就再没了，我们这一代，也算是书生吧，却不得不个个都张牙舞爪的，像日光灯，不得不亮晃晃地挺着，刺目，紧张，难堪。有一期《看图说话》的封面，是两个女孩子，裹着红头巾，站在在一棵长满手掌形的红叶子的树下，往篮子里装红叶子。采红叶子做什么？二十多年后我也还是不知道，但我活多久，就有多久忘不掉。
妈妈一点不担心我们会学坏，家里的杂志都放开给我们看，根本不像别人家那样藏着掖着。那时候闹小说荒，《当代》上的小说，无论长短，过不几天就会给改成电影，我记得的有丛珊演的一个《恋爱季节》，是拿《春夜，那双凝视的眼睛》改的，电影里她穿着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又加了一件浅色风衣，不系扣子，从长满古树的林荫道上走过去，背后配着钢琴曲，典型的八十年代那种沉着的浪漫。电影里，她演一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子，去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遇到了个生性开朗的普通工人，却犹豫着该不该和他在一起，最终还是决定抛开一切世俗成见去找他了。大概那时候，工人和读书人的地位刚刚开始有了掉头的苗头，而且这读了许多书的，还是个女人，更加值得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电影电视，因为刚知道浪漫，不得要领，格外张狂，一旦要点情调，格外偏爱海边，动不动就虚构出一个“滨海市”来发展故事，年轻的归国女华侨（有的时候是女特务），穿着一身的白，系着红纱巾，戴着遮着半个脸的太阳镜，在海边走来走去，终于给她遇到一个在海边写生的男画家，两个人在慢镜头里追来追去，挥着红纱巾，白皮鞋也沾满了沙子，男的永远追不上女的，最后跑不动了，往往又能及时地摘到一支野花噙在嘴里。因为非要穿着白衣服在海边追逐，有时候就不得不以丧失真实性为代价，上一个镜头还分明是在北方，下一个镜头就到了海边，这种场景终于因为太虚假造作，非常被人诟病，终于渐渐消失掉了。八十年代以后的的电影电视，就略微务实些，挪到大多数地方都有的林荫道上去，依旧是追来追去，但是这一次是在树林里，有了苍黑古朴的树干做底子，终究沉着些。《恋爱季节》等等电影，还有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外国音乐》，画面就常常是在林荫道上，而且常常是秋天，满地的黄叶子，而且会有一个穿风衣的人踩着叶子走过去。
我妈妈留下的照片里，也有这么一张，是1966年她到北京去照的，照片里，她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微微地笑着，背后尽是松树柏树，光线很暗，但是还可以看到那些粗大的古树一棵棵排列着，一直延伸到很远很深的地方去。她跟我说，那照片是在中山公园拍的，当时他们是一大群中学生，走累了，在那里休息一下，就拍下了那照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也有这么一段，写的是过去的北京，还宽敞凉爽的年月，林荫道上漫天漫地的金黄的叶子。所以，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浪漫”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条秋天的林荫道，金黄的叶子落下来，被风吹着，又像潮水一样袭上去。路边又有空空的长椅，在那金黄的叶子上，走一生一世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当。所以我买了许多件风衣，长的短的，黑蓝的米黄的，却难得有穿的机会。首先是林荫道太少，其次是我不够壮，穿着风衣，空荡荡地走在这务实的年代里，像是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也不是不可以，恋物狂，紧张症，跟得上时代的，都可以被原谅，但绝对不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而林荫道、风衣、沉静、理想，似乎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没药治，也再没营养来补充，像是杜冷丁上了瘾，那药却再也不生产了，心里痒痒的，却没个挠处。
而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想自己的喜好会不会在将来变成人人暗地嘲笑的落伍习惯，因为先看过小说了，我们全家都非常得意，一定要告诉别人，那电影是什么小说改的。似乎我们看过的小说改成的电影还格外多，《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等都是，我们一看到电影杂志上有介绍，说电影已经拍成了，就立刻把小说原著翻出来再温习一遍，看电影的时候，也格外理直气壮，似乎自己和这电影已经提前发生过什么关系了。
《春风》上，也常常有些好文章，有那么几期，长篇大论地讨论《女俘》，因为里面写了所谓的“人性”，所以，十几年后，我上了大学，看到我们的教材上还在讨论“人性”该不该写，就非常不耐烦，逃课到图书馆去自己看书和写小说，再也没进过课堂，大概因为老师也有几分欣赏我，而班长也暗地里替我遮掩着，所以我的逃课始终也没东窗事发。《春风》上，我记得的还有一篇非常惆怅的文章，叫《女友阿蛇》，写的是旧社会的事情，里面有个苦命的女孩子，非常深沉抑郁，她母亲生病，没有钱治，她和“我”听了别人的传说，把铜钱埋在地下，指望着能一个变俩，再挖出来的时候，却还是那么多，那阿蛇颓然地说了一句我至今也忘不掉、至今也在咀嚼的苦涩的话：“几个小钱，也救不了命。”偶然她也展露孩子的的天性，把菜地里的一棵葵花头打掉，然后就会生出两个头来，再打掉，就会生出四个来，终于，一株葵花就变成了一个花头累累的怪物。因为我在农场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直记得。
《青年一代》是上海的杂志，非常骄傲，算是那些年的“小资”刊物，登些明星故事、美化居室、养花集邮收集火花的文章不说，还经常会有“上海滩黑帮”、“今日霞飞路”一类的明目张胆的怀旧文章，王安忆《长恨歌》的故事，在那时候就被人写出来过，题目好似叫“上海小姐之死”什么的，有时候，也触目惊心地登着《姑娘！你要警惕》一类的案例。杂志的最后几页，还会有读者来信和漫画，有一期，有热心的读者建议说，现在电影里人倒下的场面实在太难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么样子，他建议了一个姿势，并且绘了图，详细地描绘了倒下时应该先放哪只胳膊，然后另一只胳膊放在身体的哪一侧。大概因为是在一种“复苏狂欢”般的气氛里，所以，那里面有一种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诚态度，如今想起来，就像在头脑的黑暗荒野里打着雪亮的探照灯扫了一扫，一霎那光芒里，什么都比现在鲜活，争着吵着要涌到那光线里，声音扰嚷，却不敢说是心酸。
我看到的，也不尽是杂志，妈妈在图书馆里有借书证，经常借些名著回来，别的我都不耐烦看，所以都不记得了，不过，有一次她借了本《情仇》没有还，因为一直看见，那书我倒是记着。那个小说后来也拍成了电影，就是张金玲演的《黄英姑》。还有一本《括苍山恩仇记》，里面我唯一记着的一段，就是富豪把复仇的农民捉了去，倒吊起来，血都聚到那人头上，终于把那人给折磨死了。
不能不说《大众电影》。自从它复刊，家里就一直有，我所记得的那个时代的明星，都是从那里看来的。每个月《大众电影》来的那天，等于是小型的节日，大家都隐隐地有种欢喜，因为有《大众电影》可以看，全家通通看过后，妈妈就收回去，临睡觉前，点着床边的灯，再细细看一遍。妈妈这临睡前看《大众电影》的习惯，我一直觉得有种难言的优雅和自信在里面，但是学也学不来。
周末的时候，妈妈还搞些聚会，南疆的汉人少，所以非常团结，又没有什么娱乐，经常找些理由聚在一起，野餐，春游，打猎，包第一顿韭菜饺子，或是水果下来了，或者是晚上有新电影，都是聚会的好理由，妈妈人缘好，一叫就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谈的无非是刘晓庆，《我的路》，《画皮》，各自老家的旧事，新来的《大众电影》和《当代》就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新疆天黑得晚，大约九十点钟却也就散了，送客出去的时候，天边还隐隐地有点晚霞的红黑的灰烬，各自道着别，在晚风里，声音似乎很远了，不过送个客，转个身，一会儿的工夫，天一下就黑了，清凉顿至。那情景我一直记着。后来我们流离失所，频频搬家，住在内地的乡下，经常要和村妇吵架，再也看不起电影，环境很差了，妈妈也用一只大木箱子把以前的杂志统统装着，花了运费运到一万里外的新家来，而且，又开始省吃俭用地订着《大众电影》和《当代》，有人要借，她也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偶然丢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开心。这里面依然有种优雅和镇定，我能体会，说不出来，也学不来。
1999年妈妈去世，留给我们一大箱子《当代》和《大众电影》。
2004年，我接到《大众电影》的约稿，开始给他们写稿子，对我来讲，这是荣誉。妈妈要知道，不知多高兴。
后来“法制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同学手里都是那种卖两块五一本的杂志，封面都是一式的粗陋花哨的图，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登。但是，毫无疑问，我被这杂志迷住了，那里面那些谋杀故事、民间恐怖传说，那种浓郁、阴郁、黑色、疯狂的气氛，即便是和后来我听到的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相比，也毫不逊色。我至今也在地摊上搜罗着这些旧杂志，又怕脏，戴着乳胶手套看。
那些杂志上的故事，文笔都好，又懂得营造气氛，很少有哪个是直奔主题的。印象最深的有个短篇，写的是知青故事，开篇引了一首民歌叫《紫花地丁》，故事讲的是两个知青，在乡下插队的时候，女的被支书强奸，愤而跳崖，男的多年后重返乡村，用离奇的手段复仇，从头到尾都不忘记描写落日下的紫花地丁和小乡村的阴暗压抑的生活。还有个故事叫《猩红的姐姐梅》，也是谋杀案起头，随后，小县城里的有头脸的人都牵扯进来，又有个女心理医生，给嫌犯心理分析，爆出他当年和母亲乱伦的经历，也是有景色描写，落日照着那种叫姐姐梅的花，血一样的红。还有些好看的民国故事，最有气氛的是写两个大家闺秀，郊游的时候迷了路，夜里远远地看见一座楼房亮着灯，敲门求宿，就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举着蜡烛来应门，睡到半夜，就有惨叫声、木门吱呀声、磨刀声，四处一看，却原来这楼房住的是个心理变态的医生，为避开仇人远走它乡留学，回来之后大开杀戒，先杀仇人，逐渐什么人都杀，楼房里尸体内脏堆积如山，后来的故事是好莱坞恐怖片里常有的，年轻女孩子跌跌撞撞到处逃跑，终于跑了出去。带着人再回来，小楼房却已经火光冲天。这些故事根本不讲道理，也不寻求什么意义，里面的人物要么面目性格模糊，要么故意有个俗套的形象，不过用来承载一个故事，用这故事完成一个气氛，在读的人心上留下些印记。如果要拍成电影，大概只有于仁泰能拍出那气氛来。
那一类的杂志当年实在是多，几乎是铺天盖地，所以书商大概一时也找不到那么多的作者来写，有时就把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和《三言》《二拍》拿出来登上一段，最早看到的琼瑶小说《六个梦》，就是在一本这样的杂志上。
还有就是些案例选，最早是刊登在那种很厚的报纸上，专门卖给坐火车的人看。当年频繁搬家，经常乘坐火车的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没少买过。最早看到的一篇，写的是青海的一个高干子弟枪杀不肯就范的女友的案子，文章标题是《黄河边那座哭泣的坟茔》，因为离兰州实在近，所以看了以后一直记着。后来这类东西也成了灾害，过不两天，就出来一本《当代奇案选》，我还记得些标题，什么《追捕“二王”》、《鱼网里的女尸》、《雨夜狂魔》、《5·31特大碎尸案侦破记》，里面的杀人狂，动不动就把大卸八块的尸体装在一只有着“上海”字样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后来我一看到黑色人造革皮包，就有反胃的感觉，却忍不住浮想联翩。多年后，看斯蒂芬·金的小说，发现他也有对这一类物件和颜色的难言的喜好，他笔下的人，总是穿着颜色犯冲的衣服，红头发就配绿衣服，再不就穿嫩黄的橡胶雨衣，而最经常出现的，就是黑色的橡胶制品。
有些故事非常奇特，例如一个杀人狂，专门谋杀肉联厂的女工。还有一个，一个深山乡村的男人新婚之夜，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几经追查，终于知道这女人先后跟五个男人半推半就地有过关系，其中一个还是这女人的弟弟，于是他把这五个男人骗了来，灌醉，运到山上，绑在松树下，用雷管统统炸死，因为实在是真实，所以作者尽管并不十分有写作天赋，只是一一道来，就写出了深山里那种幽闭沉闷和近亲相奸的混乱，尤其是那女人那种苍白、寡淡、无知、柔顺，那男人的暴虐、有心计。我的小说《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和将要写的《怒河春醒》就是这个故事。看过的案例里，最恐怖的是一个简单而荒寒的故事，里面的杀人狂是个小村子里的光棍，先后把十几个贩卖杂货的女人杀死，然后扔在深山的枯涧里。那案例写得非常简单，却有种西北阴天下土时候昏沉沉、土苍苍、严峻寒凉的感觉。
爸爸也借这些杂志，又在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借些欧文·华莱士、谢尔顿的书回来，他把这些书偷偷藏在柜子顶上，我装做不知道，等他一走了，就拿下来看。又要提防着爸爸突然回来，所以看得飞快，一本三百页的书，我至多看一个多小时，跟同学借看他们租来的武侠小说，也是有时限的，这就练就了我，现在在书店里遇上那些不值得买但又想弄清楚怎么那样畅销的书，我都通常是坐在那里一口气看完，一下午看完十本也不是问题，因为不花钱，又学习到了畅销书的诀窍，格外觉得有得赚。
有件事情我也一直记着。那时候我十一岁，我的几个舅舅正在纷纷谈恋爱，有一次，有人给我三舅介绍了个对象，他就带着我到那户人家相亲去。大概带个孩子显得不那么赤裸裸，而且孤男寡女在一起，有个孩子在一边，既是个共同话题，也等于是个不那么难堪的监管，不要让温度一下升得过快。但是他们一旦谈得入港，我就被合理地打发出去，不是看电视，就是给看连环画，而那一次，我是给领到那女子的哥哥屋子里去，那男人非常高大英俊，说话也爽爽朗朗的，穿件鸡心领的白毛衣，在那里捣鼓航模，他们给我一堆连环画，但我其实早不看那些东西了，应景地翻了一下之后，我就开始看这男人屋子里的杂志，《海外文摘》、《大众电视》、《健与美》，还有好些男性服装书和那些年难得一见的港台杂志，不知道怎么带回来的，但是，几乎每本杂志里，都会有大量英俊健壮男人的照片，还有《国外同性恋一览》、《同性恋的悲剧》这样的文章，每本都有，而且，每种杂志都只有一两本，显然不是订的而是零碎地买回来的。我看着看着，再看看眼前这男人，就有点明白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母亲还在那里向我三舅感叹：“你看，他哥哥三十的人了，一点也不着急，光我们在这里瞎操心，你说可怎么办？你说说看！”我默不做声地听着，真是觉得他们都没我聪明。
所以，有我做例子，我是一点也不敢小看小孩子，前天，小豹和我到公园去划船，他带着他的外甥女，我们在一起，通常要谈些犯禁的话题，而我一旦问清楚这女孩子都十岁了，说话就万分小心。万一她有天长大了，也写作，或者弄个博客什么的，把我们的谈话写进去可怎么好？如今这世道。
哪个年代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曲折别致，风华盎然，也没有八十年代这样果断干脆，悲哀决断，在这个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悠然地收住了尾，连一点余韵都没留下，让下一个十年没一点点铺垫，因此显得没头没脑，嘈杂苍白。八八年，八九年，张蔷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了，《八七狂热》满街都是，西北风开始流行，欧文·华莱士《玫瑰梦》给禁掉了。但是，有一天夜里，刚满十三岁的夜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悸动惊醒，梦境还有点残留，身体的潮湿也还温热，我没有害怕，我看过杂志，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青春甜蜜地、诗意无从压制地呼啸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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