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位制度的起源

维舟
2011-07-31 看过
中国人应该都不会对“单位”感到陌生,尤其对于那些在1990年代之前度过青春期的城市居民来说,那几乎和他们的生活世界重合: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甚至开办幼儿园、学校(常冠以“某某子弟学校”之名)、电影院、商店、乃至电视台,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几乎所有生活需求。这种无所不包的、行政化的单位体系,常被认为是1949年后出现的典型社会主义组织模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单位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人所共知、影响巨大,但却没清楚这个组织模式是怎么来的。长期以来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它是在1949年后的某个时期突然出现的,并从此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确实也有人试图追溯这个制度的起源,而流行的结论一般认为这是受苏联模式深刻影响的结果,另一些人则将单位的起源追溯至延安时期之自由供给制、工人运动之遗产、大民营银行之管理方式以及劳工管理制度之演变。卞历南的结论则与所有人都不同,在他看来,“单位”的出现事实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入侵的全面危机而造就的一种制度变迁。

中国近代最早推行工业化的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全面危机的产物,只不过当时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洋务运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官办、最初建立的工厂绝大多数都是兵工厂。在清王朝崩溃之后,中国曾出现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那时是以纺织为龙头的现代轻工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日本入侵更使集聚在沿海地带的中国民营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随后的八年抗战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资本家。与此同时,以往极其薄弱的军事工业(1919年中国兵工厂全年所造的枪支还不够武装一个师)却在战争期间获得空前的支持,产量大增,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国内生产的武器弹药装备已经“几乎完全可以弥补作战部队在重机枪、迫击炮、枪、掷榴筒以及手榴弹等类武器弹药的损失”。

这和国营单位的出现有何关系?关系十分重大。在日本全面入侵之前,中国的工业中心一直在沿海地带和华中地区,但战争中这些地方都沦为被占领区,这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工厂内迁。其结果,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90%的工厂迁到重庆周围)几乎在一夜时间跃升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在短短几年内涌现出许多工矿企业,因为要赢得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而武器制造必依赖于现代制造业和工矿业,这又要求大规模的电力建设。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由于迁入的西南地区当时许多地方缺乏现代设施和发达的市场支持,许多企业开始自行向员工提供从幼儿园到公墓的各种社会福利,每一个都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应对战争的迫切要求使国家在战时体制下统合所有资源来为赢得战争服务。卞历南列出各种数据来证明那时发生的巨大变迁:1937年全国重工业仅占工厂总数14.8%、资本总额的18.3%,工人总数的5.5%,而国营企业又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国营企业在所有指标中都有了急剧提升,相当一部分重工业产品的制造从一开始就被国营工业所垄断,在中国工业中,国营重工业已牢固确立了支配和主导地位。

变化的不仅仅是工业品的产量,那必然也意味着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剧烈变动。卞历南认为,这场持续的全面危机导致了一个中央计划官僚机构的成立、改组,国营重工业的迅速扩张不过是其自然的结果。由此出现的全新国营企业制度呈现出三大特征:“官僚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当然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官僚化大多不同程度的存在,德国的一些企业中高层也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民营企业之官吏”,甚至美国的大公司到1920年代也具备了官僚企业的特征,但无疑地中国的国营单位具有某些相当不同的地方:如企业中的行政单位还包括提供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福利的组织,并经常通过内部竞赛的方式组织劳动生产。

吊诡的是,“单位”这个一向被认为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组织,其名称本身居然出自美国学者Leonard D. White所著的《公共管理学入门》。卞历南考证认为最初是在甘乃光1920年代末逗留芝加哥期间接触到这些新的概念,并使这一术语成为国家行政官僚机构合理化的思想资源。这些都证明了全书的主要观点:在面临生存状况急剧变化的时刻,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包括从国外汲取新的制度资源)设法克服原有制度的限制,从而达成制度变迁。

这诚然是一个连贯而又逻辑的推断,作者由此反复强调中国国营单位的根本特征都可以归因于对70年前那一次持续全面危机的回应,但这并未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单位制度中那种“终生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囊括工作、家庭、邻里、社会存在以及政治身份的关系网络”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就已在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不论是南通大生纱厂、天津的大纺织厂,还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大银行中。当然,这是制度变革时的“现存制度资源”,但如果说战争只是促成和刺激了单位制度的重大发展和扩张,重要的是制度的逐渐演变,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其资源追溯到更早、更深的社会结构中去。同时,虽然某些根本特征到1945年已经奠定,但无疑1949年后它也已添加了某些新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初那些雇佣了数万人的大型国营单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基层社区。犹如英国学者科大卫所说的,“那样的工厂几乎相当于一个市镇,厂长也扮演着镇长的角色。”正因此,人们对一个好厂长的期望也常常与一个仁慈的地方官相去不远: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员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不管是老人生病还是孩子上学难),连夫妻口角都要“闹到单位”(让人想起民间纠纷去找父母官仲裁)。1945年钱昌照曾说:“我国工业建设要是失败,不会失败在技术上,而是失败在管理上。管理比技术难。管理的对象是人,技术的对象是物。我们要想工业化,必须特别着重管理。”这也是数十年后中国单位制度转型的根由,但问题在于:单位制度的成功与否,首先就要看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了:是工业化的成功?企业的利润率的竞争力?还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这些不可能同时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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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本书由作者本人翻译,有几处应系笔误:
p.7:叶文欣(Yeh Wen-Hsin):当作“叶文心”
p.87:基江铁矿:按“綦江”
p.181:贺晓(Gail Hershatter):当作“贺萧”
p.206:距玉门油矿最近的东部城市九泉:按应系“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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