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眼光
这是由费正清先生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主要集中于美国汉学研究中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偏重读海外中国研究作品，所以本书涉及的一些专题“至今已经觉不新鲜”，国外汉学家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读来，也已经不能带来冲击。但这本书仍是一本能提供借鉴的杰出的汉学研究著作，第一部分选取汉、隋、宋、晚明、清初、鸦片战争后这些在思想或政治制度面临大整合的时代来研究中国思想与国家权力的关联。
秦晖先生称秦汉为中华第一帝国，汉承秦成为大一统的帝国，知识界如何应用这样的变化来回答“汉以何德据有天下呢”“如何证明人间事上应天命呢”，当时的人是否真的相信天命，或是以“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汉代天文学及天文学家的政治职能》作者埃伯哈德选取《史记》《汉书》中有所出现的征兆与当时人认为这些天象或灾异所对应的人事，对比这两天经典史书中不同的说法，来证明所谓天命与人事的联系，多数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已，这些提出的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工具罢了。
《隋朝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作者分析隋朝在大乱之后为隋文帝为凝聚人心有利江山一统如何根据时势而利用儒、道、释三家的思想。
《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晚明东林运动》试图通过“庆历新政”与“东林运动”来分析儒家理想主义与中国君主专制权力结构上的不协调，儒家理想主义不可避免的失败悲剧。
《从17世纪看中国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仔细阐述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改革思想，对比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差异，指出黄的思想只不出是君主制度的理想的为民谋利的模式。
费正清主笔的《条约下的共治》令人惊喜，分析满清入关主政中国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与清政权合作共治的区别，前一种共治仍是使用儒家思想，后一种共治带来的西方的思想与制度却不可避免地消弱和分裂啦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可共存的矛盾体。可惜此文被阉割得太厉害，几乎看不出原貌。一个太监，我们仍知道他是男人，这篇文章，被割成碎片，不复成文。
此书的第二部分“社会秩序中的思想与官僚”分析中国士阶层与被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中国科举制诞生以来为达到地区均衡而使用的配额制、儒家与佛道思想的互相吸收，特别有趣几篇，角度选得非常巧的是是通过中国报恩思想来分析儒家的互惠思想、君子小人之分、通过汉赋的内容与突然兴趣与衰亡来分析“士”的不遇及不平则鸣，分析明清的画如何反映士大夫的际遇与思想。
文化的差异，所受学术训练的差异，带来不同于传统中国史学家方法，费正清又一直主张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这本论文集体现啦这一特色，这异域他者的眼光，有助于我们更深认清本国史的研究要脱离单纯的政治人物与事物，而将之放入与环境的互动中去分析。这也算老生长谈啦：）
除了“条约下的共治”这篇外，其他的论文多脱离不了对“士”这个阶层及其思想的研究。也许因为写书的人是知识分子，在分析的也不可避免着重于知识分子，就这点来看，不是他者，还是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
秦晖先生称秦汉为中华第一帝国，汉承秦成为大一统的帝国，知识界如何应用这样的变化来回答“汉以何德据有天下呢”“如何证明人间事上应天命呢”，当时的人是否真的相信天命，或是以“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汉代天文学及天文学家的政治职能》作者埃伯哈德选取《史记》《汉书》中有所出现的征兆与当时人认为这些天象或灾异所对应的人事，对比这两天经典史书中不同的说法，来证明所谓天命与人事的联系，多数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已，这些提出的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工具罢了。
《隋朝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作者分析隋朝在大乱之后为隋文帝为凝聚人心有利江山一统如何根据时势而利用儒、道、释三家的思想。
《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晚明东林运动》试图通过“庆历新政”与“东林运动”来分析儒家理想主义与中国君主专制权力结构上的不协调，儒家理想主义不可避免的失败悲剧。
《从17世纪看中国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仔细阐述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改革思想，对比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差异，指出黄的思想只不出是君主制度的理想的为民谋利的模式。
费正清主笔的《条约下的共治》令人惊喜，分析满清入关主政中国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与清政权合作共治的区别，前一种共治仍是使用儒家思想，后一种共治带来的西方的思想与制度却不可避免地消弱和分裂啦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可共存的矛盾体。可惜此文被阉割得太厉害，几乎看不出原貌。一个太监，我们仍知道他是男人，这篇文章，被割成碎片，不复成文。
此书的第二部分“社会秩序中的思想与官僚”分析中国士阶层与被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中国科举制诞生以来为达到地区均衡而使用的配额制、儒家与佛道思想的互相吸收，特别有趣几篇，角度选得非常巧的是是通过中国报恩思想来分析儒家的互惠思想、君子小人之分、通过汉赋的内容与突然兴趣与衰亡来分析“士”的不遇及不平则鸣，分析明清的画如何反映士大夫的际遇与思想。
文化的差异，所受学术训练的差异，带来不同于传统中国史学家方法，费正清又一直主张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这本论文集体现啦这一特色，这异域他者的眼光，有助于我们更深认清本国史的研究要脱离单纯的政治人物与事物，而将之放入与环境的互动中去分析。这也算老生长谈啦：）
除了“条约下的共治”这篇外，其他的论文多脱离不了对“士”这个阶层及其思想的研究。也许因为写书的人是知识分子，在分析的也不可避免着重于知识分子，就这点来看，不是他者，还是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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