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情感的塑造:古今亦同理

BBpanda
2011-07-14 看过
1935年11月,施剑翘在天津佛堂刺杀孙传芳之事堪称民国奇案。事后,举国媒体皆起而响应,不仅各类或真或假的新闻报道充斥版面,而且围绕此案件相继出现了许多杜撰小说、评书乃至戏剧。如作者所言:在一个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她的复仇得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

在当日的媒体笔下,施剑翘被塑造为“女中豪杰”、“复仇侠女”等威武不屈之形象。与之对照的孙传芳则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下野军阀。随着案件的审理以及媒体舆论的不断造势,社会民众对施剑翘刺杀行为渐生同情,亦对其为父报仇的动机给予理解。最终,此事以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而收场。

北伐之后,党国体制初始,南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适用于中国威权体制。但在另一方面,1930年代前后同样也是市民社会快速发展跃进的岁月,尤以层出不穷的各类报刊媒体为代表。本书作者林郁沁便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点间的微妙联系,试图以施剑翘刺孙案前后发展为线索,进而考察公众情感与社会政治事态间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作者自己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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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施剑翘在天津佛堂刺杀孙传芳之事堪称民国奇案。事后,举国媒体皆起而响应,不仅各类或真或假的新闻报道充斥版面,而且围绕此案件相继出现了许多杜撰小说、评书乃至戏剧。如作者所言:在一个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她的复仇得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

在当日的媒体笔下,施剑翘被塑造为“女中豪杰”、“复仇侠女”等威武不屈之形象。与之对照的孙传芳则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下野军阀。随着案件的审理以及媒体舆论的不断造势,社会民众对施剑翘刺杀行为渐生同情,亦对其为父报仇的动机给予理解。最终,此事以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而收场。

北伐之后,党国体制初始,南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适用于中国威权体制。但在另一方面,1930年代前后同样也是市民社会快速发展跃进的岁月,尤以层出不穷的各类报刊媒体为代表。本书作者林郁沁便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点间的微妙联系,试图以施剑翘刺孙案前后发展为线索,进而考察公众情感与社会政治事态间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作者自己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谓西方意义上公共领域”的问题,而是希望说明如下这点: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能成为比哈贝马斯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并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

总体而言,作者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应算是成功的。至少为旁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集体情感构建、传播及保存的全新角度。同时,她很巧妙地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情”、“法”关系与1930年代前后种种社会事态相勾连,透过对舆论报道方式、辩护措辞等话语的文本分析来诠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众情感的起承转合。作者专注于大众同情在此事件中所发挥批判作用,但她也指出当时新兴的大众舆论也有着极易受到操控的特征。不过,可惜的是未能在方面加以展开,以至让人觉得作者忽略了其他层面尤其是当时各类政治势力的影响。

案发后,便有人揣测施剑翘背后恐有蒋、冯之流的奥援。孙传芳的密友,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的杨文凯便称:“之所以敢于从容杀人,料到事后必被赦免其罪,不言而喻,她是有强有力的背景的。”实际上,施剑翘本人便与蓝衣社成员如张克瑶等有过接触,甚至加入过蓝衣社旗下的暗杀组织。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南京政府之所以颁发特赦令乃是为了响应舆情并希望借此扩展政府对于市民社会的影响力。而作为革命政权,国民党政权对于暴力文化也常持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但是,此类解读可能过于简单化,未能梳理事件与媒体背后的实际政治网络。另若究其本源,似乎还是未能摆脱党国史观的阴影,很大程度上仍是继承国民党对北洋时代的解读。

此外,该著作中所描述的媒体生态与集体情感的塑造完全可与当下中国社会实态相对照。当时的南京政府绞尽脑汁地招架层出不穷的报刊媒体,正如今日政府千方百计地应对网路新媒体的崛起。同样是都是一种威权体制与新崛起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各类今日社会事件中,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造、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新兴报刊、电台等媒体在“施剑翘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若我们在多年后重新审视今日的诸多网络事件时,除了关注文化传播层面的话语分析以外,或许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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