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入武侠”到“武侠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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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读到钱基博先生的《武侠丛谈》,以前只知道他老先生写经学通志,写现代文学史,写近百年湖南学风,没想到还能把笔记小说写得如是之好,恕我孤陋了。
转念一想,这又似乎不仅是我的孤陋,查阅介绍钱基博的文字,也极少有人提及他作武侠小说这一节,哪怕是他自己。上溯到1935年,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应《江苏教育》之请作自传,开列的著述清单中也没有《武侠丛谈》这一部。只是提起十五六年前与林纾结怨,林氏“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属商务不印拙稿”,让人隐约想到所指大概就是《武侠丛谈》中的一些篇什。彼时他读到林纾《技击余闻》,而作《技击余闻补》数篇,“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即林纾——笔者案)出人头地也”,林老前辈不服这口气,也可理解。这段恩怨无需详表,钱先生不以这些不让林纾出一头地的武侠小说为荣,倒是可以想见的。而个中玄机,竟然就在1916年商务初版的《武侠丛谈》的序文中。那是一本以钱基博的小说为主体(48篇中的32篇)的小说集,恽铁樵编(署笔名冷风)并序,钱基博作跋。日后以中医教育著称的恽铁樵明知学士高人会怎么评价这作品,干脆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假想敌。“或曰:‘今日以往,为科学时期,书中所言,多荒诞不中理,类神话,毋乃不可。’”在此铺垫之上,恽铁樵假模假式地答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天下的道理太多了,“眼前事物,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我们这些人没有专门研究过拳艺,可以怀疑,但是,武当、少林那是“见于志乘”的,“天下之大,必犹有祖述而传习之者”。这论辩的构建和起而抗的姿态,表出了由“科学”而“唯科学”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从事武侠小说这样的“荒诞不中理”的“类神话”书写的文人们的处境。他还特标出“理”和“志乘”这两个范畴:武侠未能进入“科学”的视野,就是不符合“理”的神话,当然也就不能作为事实载入史册。于是,武侠不仅失去了现世研究的必要性,也一并被从历史中剔出,从而完全失去了在近代思想世界中的地位。苏珊曼曾问,中国妇女几千年都好好的,到近代中国却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妇女成为‘问题’”呢(此点昔日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叶汉明教授提示),为什么小脚、纳妾都成为中国通往现代的障碍呢?我们完全可以将她的发问移用于武侠:为什么武侠在中国被认为是非现代的荒诞?今日对武侠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而非历史,即是认其为虚构而不应进入事实场域。我动起读这本小书的念头,也是觉着文言的笔记体的武侠小说好看好玩而已,至于它与历史的关系,想起来还真是打了个冷战。
打冷战,是因为从书中读出了社会人情。书中写无锡的善技击者,多处是在南漕影响下的社会中演出。漕卒夙多魁硕横霸者,沿途停靠时,他们会登岸购货,到陶瓷业发达之地,即仗勇力擎巨缸敲诈店铺,自然有侠者斗勇震慑之;他们也会挟妇人游于市,市中少年戏之,即被擒归船上严惩,这时,乡众会在岸上围观哗骂漕卒,但只有邹姓和一游僧敢于登船夺人。这样的漕卒朝廷不会不监管,前明将军的家将、曾参与反清战斗的三山和尚竟然也会应南漕主管官员之邀巡逻捕击登岸滋事的漕卒。这就是很具体的历史情境,武侠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在漕运(包括监管机制、航运水平及为什么停靠、在哪里停靠等)、漕卒、市镇、陶瓷业、妇人、少年、乡众的态度(围观、指责)、合作者(乡民与僧人中的侠者互相帮助)、反叛者的归宿等等等等织成的大网中发生的。那么,这武侠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人多以“游侠”来写武侠的浪迹天涯,引读者无穷想象,实则不然,侠者往往不是“游”而是“住”的,他们确有神乎其技的,但也多有技不如人的时候。这就是平常生活中的武侠,虽有特异处,更多是日常的、生活的、不乏庸碌感的。号称“南杨北朱”的杨维宁对强敌“大刀子”时,援兵不至,也是心中“恟惧”,“不得已”只身出战。邹姓应邀截击盗匪,见来者出掌生风,着体若飚,更“不觉噤颤,自知不敌,亟敛手纵使逸去”。今日观来恐怕都不够英雄,但这就是正常的生活中的侠者。盗匪不会因武侠而失业,武侠也不能改写历史,那载舟过无锡、骄横索重贿且于船柱上捆打驿丞的宦官,莫懋不过是将其掷入水中,这发愤一击的“激昂大义”只能令阉党“夺气”而已。据说阉党未能把莫懋怎么样,莫懋肯定也没把阉党政治怎么着,这就是正常的历史,政治不会因武侠而改辙。武侠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地方的小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一个有武侠的社会、一种有武侠的生活、一段有武侠的历史,如果遮住与武侠关联这一节不表,还是不是完整的社会,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就非常难说。社会中不仅有武侠,“谈侠”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钱基博的武侠故事,有“华君”、“宗人子”、“会稽陶臬司”、“吾家老仆华老老”、“髫年塾师”讲给他听的,也有侠者“自述于吾友秦君崇实而相告”的,不一而足。谈侠是地方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谈者喜谈,听者乐闻,“辄为眉舞”;耳闻口传,生成不同版本,钱基博也深知“特出于传闻者详略之或有异夫”,凡此都是侠客故事的生成机制,抹去这一部分,怕也因失一隅而不见全局。钱基博写武侠,本身就是对他的生活世界的记录。
理或者道本来是存在于武侠之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武侠就与道相关。这道首先表现为得失胜负的辩证法,如前述邹姓就告诫儿子技击“非仁术也”,善技击会惹人嫉妒、招人争锋,与人较量则二者必丧其一。钱基博认为这就“类有道”了。甘凤池能“量敌虑胜,饬己自修”,钱基博也认为他“深有合于古人孟施舍养勇之旨,技也而进于道矣”。进而,则有盈虚的辩证法。钱基博举“呆若木鸡”的古例,说明习武类似训练斗鸡,历四阶段方能完成从“虚骄恃气”到“疾视盛气”,最终达到“望之似木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的境界。虚骄恃气者虽能速成,但“一鸣已变”,难免“败之崇朝”。生活于地方社会的侠者也自有其人生哲学。费大猷贩海蜇遇盗,以武艺退之,返乡却因群盗登门谢其不惩仁恩而被纤夫们诬为窝盗,大猷认为这些纤夫不过是垂涎他的资材,“全吾资于盗而失之里子弟,何害”!遂厚与其资材而免祸。钱基博认为大猷“视里子弟,亦犹之其视盗,不欲以力胜,而以其度胜焉”。这是“度”胜于“力”的高明之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哲学,上与“好勇斗狠,孟子谓非孝”的圣人教诲相通,下接各色人等杂居缠绕中的生存准则,是我们理解往昔社会的必经之道。这些精技击行侠义之士不仅自己遵奉儒家“服义自持,恂恂友于”、“谦谦君子”、“大勇若怯”的人生态度,儿孙也会为他们向文士求一篇传记,钱基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历史的:“皆实事,凿有据,告惇史。谁为传之,余小子博钱其氏。”这就不仅是在写历史,而且是在写中国史学传统浸润的蕴涵“传之”的意义的历史。由此而读每篇小说后面那一段“钱基博曰”,就能更加切实体会这些评论的体例结构和意义表达,而这已经化为作者的心事,正是他要表达的道和理。曾经,中国的社会和人心就是用这些道和理编织起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道和理曾陆陆续续地与武侠结合起来在社会中凸显,有波峰也有波谷,其间的起伏就是武侠的世运。侠与豪、侠风与绅权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在《闽僧》篇末,钱基博就以此逻辑满怀感慨地特写清代武侠的世运:明中叶以后,乡居绅士在地方蔚为大观,社会权势的伸张伴随着对异人剑客的豢养;明清易代之际,这些世家巨绅就率领家将侠客起义反清,清初压制绅权与此不无关系;在抑制绅权的总体政策之下,侠客没有社会势力可依靠,又受到严刑峻法的制裁,只得“相戒勿触禁网”,武侠之风遂一并成为社会的伏流。顺着这个逻辑说到晚清,世变启发世运,绅权重行崛起,武侠之风也再度张扬,读书人的豪侠化成为社会秩序调整的信号。四川华阳杨子牧、周亮臣“并以诸生行任侠,而用字显,上自官府,下至街弹细民,无不知此两人者”。其“平日所役黠桀少年,皆常数十人,横刀帕首,承侍左右,驱令之直如奴耳”,但“抗豪家、扶微弱、借交报仇之事不可胜计,人有所求,苟得其然诺,无问通都大邑、穷乡僻聚,挟一二寸纸,不裹粮,行数千里,望门投止,无不倾竭相济者。其尚侠为义若此,岂虚也哉?”到清季民初,这样的豪侠做派又与革命志士不成功便成仁的烈士精神相互鼓荡,与振兴国防的要求相一致,钱基博就希望借这些故事劝诫握兵权者“崇固有之国粹”而增强中华之武力。但当这世运再一转而以科学为救国之途时,武侠的风尚和言说又被压制。司马迁用韩非子的名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引出《游侠列传》,其实是偏正的语气,强调儒士仍受重用,游侠则世受贬抑。从以上的世运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文与武、儒与侠的复杂关系,豪侠、豪侠化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或深或浅地同伍的秘密社会促成了辛亥革命,共和后的知识分子却要以现代为名彻底实现从人心到社会政治的重整。他们从学习到擅长辨别科学和迷信、有用和无用、中学和西学,将那些难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找到位置的传统元素要么招安、要么送进博物馆、要么弃其糟粕,其中也包括被排出历史的武侠。就在“民俗”挟西潮裹卷之势成为一门学问的同时,真正的田间地头、怪力乱神却被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语言解释,无法解释的即斥为无稽,“知识分子”也渐渐地成为最“迷信”的一个群体。可惜,无论正统知识的当权派眼力如何,天地万物、世间百态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机理繁衍着,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中也包括武侠。
撇开武侠的世运不说,恽铁樵强调“眼前事物,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确是至理名言。当前,历史学正悄悄进入边界空前开放、格局无限延展的新时代,一系列史学实验逐渐走向成熟,“整体史”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我们也越来越觉得过往的事物、当时的逻辑必须得到平等的尊重,探讨“一整个儿的中国”和“中国的中国”日益成为可能。如果说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妙处之一在于援历史入武侠,从而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意蕴空间,今天的历史学也可以考虑补武侠入历史的问题了。从“史入武侠”到“武侠入史”,是知识和文化的权势立场的变换。如果说将武侠放入历史的脉络中,有史的武侠小说就有文化了,就登上大雅之堂了,那只能说明史高于侠的传统心态。如能将武侠以及越来越多的失语历史元素还给历史书写,则将是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和整体格局的新气象。当然,这需要两方面的平和心态:对当下生活的平和,对历史的平和。而如此,我们的历史认知也将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尚在窠臼之中;第二阶段,向社会史、医疗史、妇女史、物质的历史等新史学别求新境;第三阶段,以平常心对待现在和过往,“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随处皆是新境,春在枝头已十分。
1914年仲春,钱基博还未到而立之年,刚从那个时代的学士文人往往都要迈进一脚的“武行”撤出来,在无锡县立第一小学作文史地教员。他水平高,薪水少,校长怕他走。其实这位年轻先生正“杜门多暇”,怡然自得。那段好日子,他操心的不是经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几个村野匹夫。这样的乡间,这样的学人,就要落寞了,从残光余照中,从近百年前那平和通雅的文气中,我读到了渐行渐远的拳风剑影,夹着犬吠,伴着禾苗香。
转念一想,这又似乎不仅是我的孤陋,查阅介绍钱基博的文字,也极少有人提及他作武侠小说这一节,哪怕是他自己。上溯到1935年,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应《江苏教育》之请作自传,开列的著述清单中也没有《武侠丛谈》这一部。只是提起十五六年前与林纾结怨,林氏“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属商务不印拙稿”,让人隐约想到所指大概就是《武侠丛谈》中的一些篇什。彼时他读到林纾《技击余闻》,而作《技击余闻补》数篇,“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即林纾——笔者案)出人头地也”,林老前辈不服这口气,也可理解。这段恩怨无需详表,钱先生不以这些不让林纾出一头地的武侠小说为荣,倒是可以想见的。而个中玄机,竟然就在1916年商务初版的《武侠丛谈》的序文中。那是一本以钱基博的小说为主体(48篇中的32篇)的小说集,恽铁樵编(署笔名冷风)并序,钱基博作跋。日后以中医教育著称的恽铁樵明知学士高人会怎么评价这作品,干脆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假想敌。“或曰:‘今日以往,为科学时期,书中所言,多荒诞不中理,类神话,毋乃不可。’”在此铺垫之上,恽铁樵假模假式地答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天下的道理太多了,“眼前事物,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我们这些人没有专门研究过拳艺,可以怀疑,但是,武当、少林那是“见于志乘”的,“天下之大,必犹有祖述而传习之者”。这论辩的构建和起而抗的姿态,表出了由“科学”而“唯科学”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从事武侠小说这样的“荒诞不中理”的“类神话”书写的文人们的处境。他还特标出“理”和“志乘”这两个范畴:武侠未能进入“科学”的视野,就是不符合“理”的神话,当然也就不能作为事实载入史册。于是,武侠不仅失去了现世研究的必要性,也一并被从历史中剔出,从而完全失去了在近代思想世界中的地位。苏珊曼曾问,中国妇女几千年都好好的,到近代中国却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妇女成为‘问题’”呢(此点昔日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叶汉明教授提示),为什么小脚、纳妾都成为中国通往现代的障碍呢?我们完全可以将她的发问移用于武侠:为什么武侠在中国被认为是非现代的荒诞?今日对武侠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而非历史,即是认其为虚构而不应进入事实场域。我动起读这本小书的念头,也是觉着文言的笔记体的武侠小说好看好玩而已,至于它与历史的关系,想起来还真是打了个冷战。
打冷战,是因为从书中读出了社会人情。书中写无锡的善技击者,多处是在南漕影响下的社会中演出。漕卒夙多魁硕横霸者,沿途停靠时,他们会登岸购货,到陶瓷业发达之地,即仗勇力擎巨缸敲诈店铺,自然有侠者斗勇震慑之;他们也会挟妇人游于市,市中少年戏之,即被擒归船上严惩,这时,乡众会在岸上围观哗骂漕卒,但只有邹姓和一游僧敢于登船夺人。这样的漕卒朝廷不会不监管,前明将军的家将、曾参与反清战斗的三山和尚竟然也会应南漕主管官员之邀巡逻捕击登岸滋事的漕卒。这就是很具体的历史情境,武侠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在漕运(包括监管机制、航运水平及为什么停靠、在哪里停靠等)、漕卒、市镇、陶瓷业、妇人、少年、乡众的态度(围观、指责)、合作者(乡民与僧人中的侠者互相帮助)、反叛者的归宿等等等等织成的大网中发生的。那么,这武侠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人多以“游侠”来写武侠的浪迹天涯,引读者无穷想象,实则不然,侠者往往不是“游”而是“住”的,他们确有神乎其技的,但也多有技不如人的时候。这就是平常生活中的武侠,虽有特异处,更多是日常的、生活的、不乏庸碌感的。号称“南杨北朱”的杨维宁对强敌“大刀子”时,援兵不至,也是心中“恟惧”,“不得已”只身出战。邹姓应邀截击盗匪,见来者出掌生风,着体若飚,更“不觉噤颤,自知不敌,亟敛手纵使逸去”。今日观来恐怕都不够英雄,但这就是正常的生活中的侠者。盗匪不会因武侠而失业,武侠也不能改写历史,那载舟过无锡、骄横索重贿且于船柱上捆打驿丞的宦官,莫懋不过是将其掷入水中,这发愤一击的“激昂大义”只能令阉党“夺气”而已。据说阉党未能把莫懋怎么样,莫懋肯定也没把阉党政治怎么着,这就是正常的历史,政治不会因武侠而改辙。武侠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地方的小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一个有武侠的社会、一种有武侠的生活、一段有武侠的历史,如果遮住与武侠关联这一节不表,还是不是完整的社会,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就非常难说。社会中不仅有武侠,“谈侠”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钱基博的武侠故事,有“华君”、“宗人子”、“会稽陶臬司”、“吾家老仆华老老”、“髫年塾师”讲给他听的,也有侠者“自述于吾友秦君崇实而相告”的,不一而足。谈侠是地方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谈者喜谈,听者乐闻,“辄为眉舞”;耳闻口传,生成不同版本,钱基博也深知“特出于传闻者详略之或有异夫”,凡此都是侠客故事的生成机制,抹去这一部分,怕也因失一隅而不见全局。钱基博写武侠,本身就是对他的生活世界的记录。
理或者道本来是存在于武侠之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武侠就与道相关。这道首先表现为得失胜负的辩证法,如前述邹姓就告诫儿子技击“非仁术也”,善技击会惹人嫉妒、招人争锋,与人较量则二者必丧其一。钱基博认为这就“类有道”了。甘凤池能“量敌虑胜,饬己自修”,钱基博也认为他“深有合于古人孟施舍养勇之旨,技也而进于道矣”。进而,则有盈虚的辩证法。钱基博举“呆若木鸡”的古例,说明习武类似训练斗鸡,历四阶段方能完成从“虚骄恃气”到“疾视盛气”,最终达到“望之似木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的境界。虚骄恃气者虽能速成,但“一鸣已变”,难免“败之崇朝”。生活于地方社会的侠者也自有其人生哲学。费大猷贩海蜇遇盗,以武艺退之,返乡却因群盗登门谢其不惩仁恩而被纤夫们诬为窝盗,大猷认为这些纤夫不过是垂涎他的资材,“全吾资于盗而失之里子弟,何害”!遂厚与其资材而免祸。钱基博认为大猷“视里子弟,亦犹之其视盗,不欲以力胜,而以其度胜焉”。这是“度”胜于“力”的高明之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哲学,上与“好勇斗狠,孟子谓非孝”的圣人教诲相通,下接各色人等杂居缠绕中的生存准则,是我们理解往昔社会的必经之道。这些精技击行侠义之士不仅自己遵奉儒家“服义自持,恂恂友于”、“谦谦君子”、“大勇若怯”的人生态度,儿孙也会为他们向文士求一篇传记,钱基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历史的:“皆实事,凿有据,告惇史。谁为传之,余小子博钱其氏。”这就不仅是在写历史,而且是在写中国史学传统浸润的蕴涵“传之”的意义的历史。由此而读每篇小说后面那一段“钱基博曰”,就能更加切实体会这些评论的体例结构和意义表达,而这已经化为作者的心事,正是他要表达的道和理。曾经,中国的社会和人心就是用这些道和理编织起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道和理曾陆陆续续地与武侠结合起来在社会中凸显,有波峰也有波谷,其间的起伏就是武侠的世运。侠与豪、侠风与绅权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在《闽僧》篇末,钱基博就以此逻辑满怀感慨地特写清代武侠的世运:明中叶以后,乡居绅士在地方蔚为大观,社会权势的伸张伴随着对异人剑客的豢养;明清易代之际,这些世家巨绅就率领家将侠客起义反清,清初压制绅权与此不无关系;在抑制绅权的总体政策之下,侠客没有社会势力可依靠,又受到严刑峻法的制裁,只得“相戒勿触禁网”,武侠之风遂一并成为社会的伏流。顺着这个逻辑说到晚清,世变启发世运,绅权重行崛起,武侠之风也再度张扬,读书人的豪侠化成为社会秩序调整的信号。四川华阳杨子牧、周亮臣“并以诸生行任侠,而用字显,上自官府,下至街弹细民,无不知此两人者”。其“平日所役黠桀少年,皆常数十人,横刀帕首,承侍左右,驱令之直如奴耳”,但“抗豪家、扶微弱、借交报仇之事不可胜计,人有所求,苟得其然诺,无问通都大邑、穷乡僻聚,挟一二寸纸,不裹粮,行数千里,望门投止,无不倾竭相济者。其尚侠为义若此,岂虚也哉?”到清季民初,这样的豪侠做派又与革命志士不成功便成仁的烈士精神相互鼓荡,与振兴国防的要求相一致,钱基博就希望借这些故事劝诫握兵权者“崇固有之国粹”而增强中华之武力。但当这世运再一转而以科学为救国之途时,武侠的风尚和言说又被压制。司马迁用韩非子的名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引出《游侠列传》,其实是偏正的语气,强调儒士仍受重用,游侠则世受贬抑。从以上的世运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文与武、儒与侠的复杂关系,豪侠、豪侠化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或深或浅地同伍的秘密社会促成了辛亥革命,共和后的知识分子却要以现代为名彻底实现从人心到社会政治的重整。他们从学习到擅长辨别科学和迷信、有用和无用、中学和西学,将那些难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找到位置的传统元素要么招安、要么送进博物馆、要么弃其糟粕,其中也包括被排出历史的武侠。就在“民俗”挟西潮裹卷之势成为一门学问的同时,真正的田间地头、怪力乱神却被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语言解释,无法解释的即斥为无稽,“知识分子”也渐渐地成为最“迷信”的一个群体。可惜,无论正统知识的当权派眼力如何,天地万物、世间百态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机理繁衍着,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中也包括武侠。
撇开武侠的世运不说,恽铁樵强调“眼前事物,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确是至理名言。当前,历史学正悄悄进入边界空前开放、格局无限延展的新时代,一系列史学实验逐渐走向成熟,“整体史”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我们也越来越觉得过往的事物、当时的逻辑必须得到平等的尊重,探讨“一整个儿的中国”和“中国的中国”日益成为可能。如果说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妙处之一在于援历史入武侠,从而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意蕴空间,今天的历史学也可以考虑补武侠入历史的问题了。从“史入武侠”到“武侠入史”,是知识和文化的权势立场的变换。如果说将武侠放入历史的脉络中,有史的武侠小说就有文化了,就登上大雅之堂了,那只能说明史高于侠的传统心态。如能将武侠以及越来越多的失语历史元素还给历史书写,则将是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和整体格局的新气象。当然,这需要两方面的平和心态:对当下生活的平和,对历史的平和。而如此,我们的历史认知也将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尚在窠臼之中;第二阶段,向社会史、医疗史、妇女史、物质的历史等新史学别求新境;第三阶段,以平常心对待现在和过往,“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随处皆是新境,春在枝头已十分。
1914年仲春,钱基博还未到而立之年,刚从那个时代的学士文人往往都要迈进一脚的“武行”撤出来,在无锡县立第一小学作文史地教员。他水平高,薪水少,校长怕他走。其实这位年轻先生正“杜门多暇”,怡然自得。那段好日子,他操心的不是经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几个村野匹夫。这样的乡间,这样的学人,就要落寞了,从残光余照中,从近百年前那平和通雅的文气中,我读到了渐行渐远的拳风剑影,夹着犬吠,伴着禾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