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花朵

马掰掰
2011-07-11 看过
凡论起张爱玲,总有炒作之嫌。这跟祖师奶奶的名气不无关系。反观整个现代文学史,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张爱玲这样被反复提起,经久不衰。而在所有对张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多标签:文娼、汉奸妻、反gong文人、天才作家……无论用政治化的眼光还是纯文学的角度极端地去评论这朵文坛上的奇葩,都是不客观的。虽然在同时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能与张的地位相抗衡,但在以张为代表,包括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一代女作家的迅速崛起,却构建了一副奇异的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图景,她们像是开放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艳丽花朵。

在被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上海文化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塑,形成了独特的战时文化。这群女作家以其在乱世中的经历建构了战争时期的叙事。她们写作、出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写道:“我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文学生涯真正辉煌鼎盛也不过1943-1945两年,可就偏在这两年集中迸发的文学,放到其他哪个阶段都是不适的。五四有它的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有它的阶级斗争,到了抗战时期抗日救亡自然就是主流。张爱玲自己说:“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正是她这种“打铁趁热”的心态,使她及其他女作家抓住了上海沦陷时期这个机遇。她早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惘惘的威胁”。她眼光超前,预见性地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国内战火依旧未停,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更大的破坏”已然不可避免。张爱玲这群女作家的舞台,也正缓缓落下了幕布。

上海沦陷时期女作家的成功也许被指摘成为“中日合作的象征和传播‘泛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正是这样,她们才能构建出一种更具隐喻性也更切入现实的个人化的战争叙事。文学从来难以轻易撇开政治,既然不可避免,反而不必消极待之。黄心村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中评价张爱玲苏青施济美们的才华所在:不谈政治,却无处不介入。

黄心村在文中引用傅葆石的话:“抵抗与合作的简单两分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历史叙事,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它定义了中国人在战时的生活;而从具体意义上来看,它也决定了人们对沦陷区电影的一贯看法”、“沦陷中国的历史体验是多变而繁复的,不可能以民族主义话语非此即彼的二元主义来一概而论”,批判了无论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都是陈旧呆板的模式。将这种传统的法国诠释模式套入到沦陷时期的上海以评价女作家们必定是苍白无力的。黄心村明确指出,《乱世书写》所讨论,将模糊所谓“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她把“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释放,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审视上海沦陷时期的女性文化活动。在历史特殊背景下,张爱玲也许受到许多不公的评价,但是随着历史嬗变,当下对张爱玲的评价,无疑是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最大肯定。

三十年前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时至今日,我们便可发现,我们没有等太久,以张为首的众多女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像是开在历史深幽地底下的花朵,透着沁人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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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书写 乱世书写 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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