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书本而存在

奥尔罕•帕慕克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作家：他把文学视为表现生活的最终（可能也是唯一的）手段，由此他能创造和构筑起一个新的世界。进入这个文字迷宫，实际上就是进入他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别样的色彩》这本看似主题散漫的集子虽然谈的是“关于生活、书籍与城市”，但其实都关于他的文学，因为它们都借由文学而得以表现并获得永恒。

当一名作家并不是他早年的理想——在七到二十二岁之间，他渴望的是成为一名画家，直到这种对绘画的痴迷转移到写作上来。这两种兴趣的一个主要相似之处是：它们在土耳其都意味着艰难的生活。他自己也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艺术家了无兴趣的国家”，虽然诗人在传统中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但说到现代作品，人们长期以来都相信报纸专栏就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到他二十多岁开始发表作品时，他在文坛上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属于任何文学组织。他只是不停地在书桌边每天写十个小时，不断将他的生活和想像转变成一个文字构筑的世界，“就像一个在玩玩具的小孩儿”。最终，“我在一个房间内工作了二十五年，才能作为作家在土耳其生存下来”——这句话既像是陈述，又像是控诉。

中国读者应该不难想像（因为有些地方就像是在述说当下的中国），在这种处境下，选择文学道路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迥异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我生活的国家里，人们不读书算是正常，而看书的人，反而会被认为多少有些毛病。”写作和生活对他来说因此成了同义词，他在笔下解放自我，写作既使他痛苦，也是他自我治愈的方法和快乐之源，“每一个日子都是艰难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它将会愈发艰难。”他得以以文学为理由，让自己过一种双重生活：既成为自己，又能把自己包装成另一个人，过一种别样的生活。那个写作的房间即便不大，也已足够，因为他要的只是与自己的思绪单独相处。

他一辈子都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生活和写作也大抵和这座城市有关。这里的大街小巷、废墟、一段往事、渡船、岛屿、海洋，乃至一场地震，都变成了他构筑的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就像福克纳在发现“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一辈子也写不完”之后，用近20部小说来构筑起一个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一样。帕慕克也反复地写到伊斯坦布尔，既有对它的时事评论（一场地震中的谣言与批评），也有对它的想像（虚构的帝国往事或自己充满哀愁的城市回忆），有时不免让人感觉，作家不必拥有全世界，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故乡就已经够了。他用一种对母亲依恋式的口吻说：“我无法想像，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但我相信，即便他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也会自己发明一个。

伊斯坦布尔，这座横跨唯一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正是土耳其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隐喻。曾经在此定都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徽章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这种隐喻：一头望着东方，一头望着西方。近一百多年来，这已经成为土耳其生活中的常态：人们既无法完全抛弃自己的东方传统，又不能离开西方。这种既渴望把欧洲视为自己未来又怕遭到拒绝的复杂心态，酿成一种深沉、复杂、混乱的情感：羞耻。帕慕克虽然本人是个西化论者，但并不回避这一点，而且他事实上深深地意识到，这也已经成为他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并最终渗透到了他的写作之中。

在他的一生中，本国的所有日常习惯都受到过系统的批判，连传统的服装也被视为野蛮和不文明的，因为“欧洲是那样做的”。自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以来，整个国家的集体梦想事实上就是“成为另外一个人”，而那个文明人的形象是通过对欧洲的梦想建构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努力又带来了新的挫败和耻辱，不止因为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难以实现，还因为他觉察到了他人的炫耀和排斥。这就像一个乡下青年竭力想模仿城市时尚，渴望被认作是一个城市人，但别人鄙夷的眼光又激发起他内心混杂着自尊和自卑的强烈情感，让他意识到自己仍然被视为一个乡下人。

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在他的政治批评和小说中，帕慕克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弥漫在全民族心中的焦虑。他批评那种自相矛盾的民族国家逻辑（他甚至曾因“公开诋毁”土耳其认同而被起诉），但又意识到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的认同、欲望和悲痛所困扰——包括他本人在内，他清醒地意识到，“我在世界和生活中的位置，都和在文学中的位置一样，我的基本感觉是，我没有处在中心”，“我的世界是本土——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体”。对他来说，欧洲既象征着梦想，一种对未来的想像，又是一种威胁。

不过，这也可以成为一种财富。人们可以不必为两种精神、属于两种不同文化、有两个灵魂而感到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只剩下单一的精神比精神分裂症更糟糕。在他的小说《白色城堡》中，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威尼斯人最终互换了身份，这也是帕慕克式的表达——在他看来，身份的认同至少应该是一种文学自由，因为“事实上，所有作家渴望的，就是变成另一个人。”仅仅只有这一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够的。“边缘”的意思，就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但能自由地出入不同世界。

帕慕克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清醒（“我越来越不相信作家的永恒性”、“文学是百无一用的职业”），他相信两百年后，今天的书或许仅能有五本存活下去；另一方面，他又相信文学不但是生活力量的源泉，就是全部生活，甚至还能超越生活——他说，如果你能乐在其中，写作就可以超越一切悲哀；即便想到自己不免一死，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他甚至感到很享受。他确实是一个执着而有耐心的讲述者，因为他相信马拉美的格言，“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书本而存在。”他的文字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