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相得益彰
黄金十年，蜜月十年。
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一些光看一眼题目，就觉“语出惊人”“新颖独特”，如《缀珍录》《闺塾师》，煞是吸引眼球，不得不翻看几页为快，以了解海外汉学，张耳倾听不同声音。这本《新政革命与日本》也不例外。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抗战胜利到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中日近当代关系似乎从未与“黄金”“蜜月”沾上一丁点边。甚至在2010年国人嗡嗡耳闻到的，依旧是中日关系走下坡路，日本对中国好感下降，日本右翼于中国使馆门前抗议，诸如此类。
然，当世人对中日关系展望最为低落之际，本书著者任达带来了怡乐和平的福音——中日关系存在过“黄金十年”。这个“十年”，近的不是中日冷战期间破冰建交，远的不是奈良、平安时代大唐与大和的友好往来，而是1898-1907年，这个被世人遗忘得几乎只剩下残垣断瓦的时代。
这十年，大概要从百日维新失败算起，到1900年义和拳运动后，慈禧不得不发起书中所称的“新政革命”。此前如果从1874年算起，中日军事对抗有规律的每十年爆发一次：1874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中日朝鲜爆发冲突；1894中日甲午战争。然而戏剧性的是，仅仅三四年时间，中日彼此却成了朋友，用任达的话言“甚至差不多是盟友了”，“出人意料的融洽”，“有建设性”。
毕竟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怎么会瞬间即可化作盟友伙伴，即是是表面上的。这样的悖论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丝毫不难理解。但著者任达于本书内虽无忽略但并不着墨于此种现实主义利益考量与分配，而是指给后”世患有历史遗忘症的人看，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热情的”，是“唇齿辅车”的；而中国无疑也是得益者，只要看看为今人熟知的东亚同文会、彼时膨胀的留日学生潮，以及法律、行政、文学对日语术语大量引用等等，即可了解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能遗忘日本的功劳。
1905-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最多，虽不同版本记载不同，然此间少则也有7283人，多则达到12000人。其中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汤化龙等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旅日留学。相应地，1909年于中国的日本教习与教育顾问达549人，袁世凯家的长子，后来所谓的“大太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即是日本人。
彼时，清末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日语成了获得西方知识的捷径。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也特别看重日文著作。清末这些译书在植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也将大批日语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众所周知，“哲学”“科学”“数学”“美术”“抽象”等即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词汇，再由中国人改造而成。而“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则纯粹源于日语对原有汉字的组合。
清末的警察与军事改革亦以日本为蓝图。早在1897年湖南就首先把保甲连坐制改称为“巡捕”警察系统。席卷晚清的军事改革，是仿效日本建立新型军队，包括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建立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计划，等等。彼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因翻译日本版本而得以于中国面世。
世易时移，彼时的学生已成为此时的先生，彼时的先生倒成为今日之学生。不可否认，日本频频提醒晚清政府存在共同利益，借此共同抵御欧美渗透，打着如意算盘坐大远东。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在功利主义的掂量上亦丝毫不输给日本。张之洞于《劝学篇》中直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只不过是垫脚石，有利中国更为便捷和便宜走向西方现代化之路。后来事实也印证，中日蜜月关系薄如蝉翼。
黄金十年，十年蜜月，其实并非是“新颖”概念，充其量不过是相互得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先帕麦斯顿那句老掉牙的话“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连著者任达任其多么浪漫主义多么理想主义也没在书中加以否认。
其实，聪明的任达虽不否认，也无妄自拍案下结论，所做的不过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定量定性双管齐下分析日本对晚清影响，史实为证，读者自作分晓。这一举，既是难得，亦属明智。
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一些光看一眼题目，就觉“语出惊人”“新颖独特”，如《缀珍录》《闺塾师》，煞是吸引眼球，不得不翻看几页为快，以了解海外汉学，张耳倾听不同声音。这本《新政革命与日本》也不例外。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抗战胜利到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中日近当代关系似乎从未与“黄金”“蜜月”沾上一丁点边。甚至在2010年国人嗡嗡耳闻到的，依旧是中日关系走下坡路，日本对中国好感下降，日本右翼于中国使馆门前抗议，诸如此类。
然，当世人对中日关系展望最为低落之际，本书著者任达带来了怡乐和平的福音——中日关系存在过“黄金十年”。这个“十年”，近的不是中日冷战期间破冰建交，远的不是奈良、平安时代大唐与大和的友好往来，而是1898-1907年，这个被世人遗忘得几乎只剩下残垣断瓦的时代。
这十年，大概要从百日维新失败算起，到1900年义和拳运动后，慈禧不得不发起书中所称的“新政革命”。此前如果从1874年算起，中日军事对抗有规律的每十年爆发一次：1874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中日朝鲜爆发冲突；1894中日甲午战争。然而戏剧性的是，仅仅三四年时间，中日彼此却成了朋友，用任达的话言“甚至差不多是盟友了”，“出人意料的融洽”，“有建设性”。
毕竟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怎么会瞬间即可化作盟友伙伴，即是是表面上的。这样的悖论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丝毫不难理解。但著者任达于本书内虽无忽略但并不着墨于此种现实主义利益考量与分配，而是指给后”世患有历史遗忘症的人看，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热情的”，是“唇齿辅车”的；而中国无疑也是得益者，只要看看为今人熟知的东亚同文会、彼时膨胀的留日学生潮，以及法律、行政、文学对日语术语大量引用等等，即可了解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能遗忘日本的功劳。
1905-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最多，虽不同版本记载不同，然此间少则也有7283人，多则达到12000人。其中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汤化龙等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旅日留学。相应地，1909年于中国的日本教习与教育顾问达549人，袁世凯家的长子，后来所谓的“大太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即是日本人。
彼时，清末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日语成了获得西方知识的捷径。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也特别看重日文著作。清末这些译书在植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也将大批日语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众所周知，“哲学”“科学”“数学”“美术”“抽象”等即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词汇，再由中国人改造而成。而“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则纯粹源于日语对原有汉字的组合。
清末的警察与军事改革亦以日本为蓝图。早在1897年湖南就首先把保甲连坐制改称为“巡捕”警察系统。席卷晚清的军事改革，是仿效日本建立新型军队，包括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建立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计划，等等。彼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因翻译日本版本而得以于中国面世。
世易时移，彼时的学生已成为此时的先生，彼时的先生倒成为今日之学生。不可否认，日本频频提醒晚清政府存在共同利益，借此共同抵御欧美渗透，打着如意算盘坐大远东。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在功利主义的掂量上亦丝毫不输给日本。张之洞于《劝学篇》中直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只不过是垫脚石，有利中国更为便捷和便宜走向西方现代化之路。后来事实也印证，中日蜜月关系薄如蝉翼。
黄金十年，十年蜜月，其实并非是“新颖”概念，充其量不过是相互得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先帕麦斯顿那句老掉牙的话“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连著者任达任其多么浪漫主义多么理想主义也没在书中加以否认。
其实，聪明的任达虽不否认，也无妄自拍案下结论，所做的不过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定量定性双管齐下分析日本对晚清影响，史实为证，读者自作分晓。这一举，既是难得，亦属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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