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节与全节

zitsunari
2011-06-25 看过
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雨废登临。
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
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海藏楼诗集》前半部都较平平,自第七卷辛亥《续海藏楼杂诗》始每有佳篇,诗风一变而极沉痛、孤峭,直至其终。如果光看这部诗集,大概会被其贞风凌俗的情怀所打动。然而郑孝胥其人得到的评价则往往多为负面,即便一度与其交好的陈衍、陈三立晚年也纷纷斥其“丧心病狂”、“背叛中华,自图功利”。诗与人之间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分裂,究竟是如林庚白所指的那样“诗情多伪”,还是时人与后世都未能理解郑氏的僻苦之心?

他目袁世凯等人为“乱臣”,诋革命党为“贼子”,将辛亥称作“劫”,将民国建立比作“神州陆沉”(原句为“神州遂付百年沉”。百年之期云云,莫非郑有先见之明?一笑)。他斥辛亥后的中国是“妖乱相寻”“弃礼蔑义”。他自视甚高,明知已不被时代思潮所容,常为千夫所指,却越发固执地走自己的路,坚认自己才是气节化身。

吊诡的是,一个人如果做了明朝的遗民,不论是武装抗清、密谋反清,还是隐居、逃禅、不应科举,即便如黄宗羲那样私下为子孙计,怂恿他们出仕满清,也都能搏个人品高尚的名声。在这之前,宋遗民、元遗民,大抵也都如此。何以轮到满清亡国时却是非变易,孤忠之臣得不到时人的谅解,背上一世骂名,甚至直到百年后仍以冥顽不灵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电视剧中?(不过清遗民还不是最惨的,民国遗民是何下场,世所共见。)

假如仅仅是做终身遗民,至少他还有机会和陈三立一样保全名声。但正如郑孝胥自己所言,“自窜岂甘作遗老”,面对巨浪滔天的时代,他未肯接受既成事实,常怀复国之志。在隐居沪上多年之后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被陈宝琛推荐给溥仪。他力主借日本之实力复兴清室,这一计划后来果然实现:满洲国在日本扶持下建立,郑孝胥出任总理大臣,遂成其一生最大污点——在一般人看来,做清朝遗民只是顽固落后,投靠日本则只有用“失节”来定义。问题是,明末的朱舜水何尝不是多次东渡日本求援,希望日本出兵援明抗清?朱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然而其事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因其孤忠苦节而备受称颂。假如他成功了,明朝的士民会指他为“汉奸”么?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汤寿潜欲“自解其排满之说”而建朱舜水祠堂,请求郑孝胥为此作诗时,郑不留情面地复书讥刺道:

“吾辈不幸亦生亡国之际,欲使大节不愧古人,乃为善学柳下惠者。不然,舜水有知,必不引乱臣贼子为同志,其不为所严斥者几希矣。”

可以察见,在郑的道德观念里,华夷是第二位的,居首的原则是君臣。他宁愿与野心渐露的邻国合作以图复兴,也无法接受辛亥“乱党”所带来的新秩序。郑孝胥到底是否“失节”,如何评价,关键在于对“节”的定义。论“臣节”,他可谓完整,论“民族气节”,则难免有亏。问题在于,辛亥之后主流价值里只有民族而无君臣,提倡君宪的袁世凯都被举国声讨,此时仍一心忠于那个已被“推翻”的旧朝者,无异于自绝于时代。

顺便说两个八卦。第一,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预言:“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第二,满大街的“交通银行”四字正是他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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