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史料说话”

五湖废人
2011-06-12 看过
三联书店最近刊行余英时先生的新作《中国文化史通释》,董桥作序,金耀基题写书名。这不仅让我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句话:“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书虽定价奇高,还是入手一册。

《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闻名已久。此前,董桥的序文曾收入他的文集《记得》,题为“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余英时先生的后记曾收入《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都曾拜读过。

董桥在序言中说:

“我这一代人旧籍涉猎太浅,西学也难博通,远离校门以来尽管不敢一日不读书,成绩毕竟卑微得可笑,追求余先生那样又博又约的大学问已然是奢望。”

“我对文史哲的爱重虽然不在人后,却也从来没有下过切实的功夫:天天读书只为满足贪慕虚荣之心,工余写作只为排遣乱世无聊之情。”

董桥的话深得吾心,怪不得我喜欢他的文字呢。

《中国文化史通释》收12篇文章,涉及中国的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内容,故曰“中国文化史通释”。用《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的编者何俊的话来说,这属于余先生“想做什么与为什么做”的文章,而余先生的专著属于“如何做的”。

这12篇文章有很多已经多次收入余先生的其他文集中。例如第一篇“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就先后收入了《人文思想民主》、《史学研究经验谈》、《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而这三部书我已先后购得。

这篇文章无疑属于大儒小品、高屋建瓴之作,每收入一本书中,我都会一读再读,至今读了差不多有10遍了,每次读依然都有收获。

以前跟一位同事聊天,说现在越来越不知道啥叫学问了,谁做的学问才叫真正的学问。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做的当然是真的学问,可我们现在连读他们的书都费劲,何言接着做?我的意思是说,别动不动就把这些前辈学人挂在嘴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读得下去的、读得懂的、还能效法的真学问。我觉得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就属于我这个意义上的真学问。

这段时间用功读了余先生的十几本书,收获颇丰,仿佛又读了几个学位。收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细节,三是治学方式。

从内容上来说,余先生的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余先生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他几乎在中国历史的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专书,从各个层面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于我有纠偏作用。

从细节上来说,从余先生引用的文献语句中,也往往有启发,省却了我再读原书,这也算余先生替我读书,比如余先生的文章引用的丘处机的话:“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见得成坏?”

从治学方式上,正如董桥说言:“余先生一生讲究专业精神,名山事业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字无着落。”余先生说,自己是史学家,不能光凭感觉,不能凭空立说,必须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我把余先生的这种方法总结为“让史料说话”。后来还真在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这句话。

余先生认为思想史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时候要注重“内史”,也就是“内在理路”,如《论戴震和章学诚》;有时候要注重“外史”,也就是“历史脉络”,如《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也经常引用国外学者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而只是用来启发自己,相互印证,并随时指出其缺陷。例如,余先生经常引用韦伯的作品,但他也指出,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式本身实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免是会犯严重的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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