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设计的副产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

在海边
2011-06-12 看过
社会科学有时会被人说成是没用的学科,理由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煞费苦心得出的结论都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就犹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发现自己又回到起点一般。真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人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是越来越集中的——大地主统治剥削着底层贫农,但通过对古代继承制度和生育传统等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地权实际上是逐渐分散的;再比如,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这一短语几乎成了中国大众口中的套话,但事实上,小农经济不是欧洲庄园,不可能样样生产,必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小农经济天然不能自给自足。
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再次给出了与大众观念相异的城市化观点。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随着时间推移的逐渐提高似乎不言自明,但一个观点只要没有经过实实在在的考察和深入严谨的分析,就是可能只是拍脑瓜的想当然。赵冈先生通过对多种文献和数据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其独特性,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是一条先提高,在南宋达到顶点,其后又逐渐衰落的倒U形曲线。
赵冈先生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城市化研究,要避免城市史研究圈常见的细致有余而综合不足的问题,要“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上来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和特殊问题”。大家都知道,问题越大往往越难以把握,但赵冈先生通过简明的学术语言和清晰的逻辑链条将他对城市化的独到见地深入浅出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既然是“史论集”,全书各篇都是独立的文章,但各篇文章的关联,排列顺序也经过精心考虑,其逻辑链条是十分清晰的。全书首先通过说明书中所采纳的对城市的定义明确了全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前提,即,常住人口超过2000人,且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为城市。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推力与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化也如此:推力大于阻力,城市化水平就提高;阻力大于推力,城市化就停滞或下降。赵冈先生抓住这一点,把城市化的动力和制约因素分离开来,通过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的现象。其中,城市化的动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可能动因;制约主要有二,城乡人口流动性和城市粮源问题。这是展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分析的基础和全书采纳的分析路径。
概括地讲,全书的逻辑就是:首先,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倒U形曲线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地,具体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其中,作为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中的政治动因;然后,对中国城市化的制约进行了分析,由于中国古代城乡自由流动,不存在户籍制度上的屏障,因此城乡人口流动性问题在中国古代不会对城市化造成制约,故重点分析了余粮率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制约作用,这样就通过对城市化动力和制约双方面的力量对比获得了对倒U形曲线的理论解释。此为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宏观分析。
基于以上,赵冈先生补充了三个相关主题的讨论:1)相较欧洲城市史,中国城市史的特色;2)都城与漕运问题;3)市镇的发展。简单的概括就是,中国城市化以其明显的政治动因在城市化的早期就凸显出人工的城市化的特征,而经济和农业因素在都城选址中的缺位则带来了初建都城时所未曾预想到的巨大漕运压力;人口的压力则使得农村通过以副助农来消化过剩的人口,因此与传统以收购粮食为主的市镇相区别,以收购副业产品为主的新型市镇在农村周围兴起。因此,中国的市镇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仅没有通过工商业拉动国家城市化,反而大有吸纳城市人口的势头。可见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两者的正相关是以一定前提条件为基础的。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现象的话,那么这背后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的则是其独特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能断言这就是根源的话。
中国城市发展在不断变化中前进着,又衰退了,但一以贯之的是这一进程中处处可见的政治设计的烙印: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是独特的政治制度之投影。城市化的政治设计基调肇始于周代分封制,早期的城市只是周朝统治者为实施殖民统治所划定的武装殖民集团聚居点。这也使得中国的城市一开始在意涵和功用上就更倾向于“城”而非“市”,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定位来讲,中国的城市先天上就存在功能上的“偏科”。因此新型市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中国城市功能上的不全,是制度空间以外社会安排上的一种自发调整。
这种城市发展顺应政治需求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中国政治中央集权逐渐加深的过程中。汉朝时皇权与相权分立,当时的宰相作为政治领袖负责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而皇帝则作为国家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汉朝地方政府仅设郡县两级,因此中央政府也并没有显得特别高高在上。因此有“汉朝吏治,永世称美”之说。进入唐朝,则渐入中央集权,不仅地方官的人用权归中央所有,到最后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检察权的观察使反而成了最高地方长官。再从宋朝宰相与军权的分离;到明朝废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中国的中央集权一步步发展到顶峰。整个古代城市化就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有利于实现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控制,消除政治上军事上的潜在威胁则成了统治者选择都城时第一位的考虑。所以,即使北京无险可守,无粮可用,也还是被明朝统治者坚定地选为都城,即使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困难。不能不承认,无论城市发展状况如何,作为一种实际结果,它仅仅是政治设计的副产品。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另外一套政治上的逻辑,中国的城市发展可能走的就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了。
最后,想补充一点对于赵冈先生这本书的问题供进一步探讨。首先,赵冈先生虽然讲的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城市发展的历史,但全书有对元朝的城市化程度给出正面的回应。在南宋城市化的高峰之后,元朝的城市是否就是中国城市化衰落的开始?还是仍然维持了一个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其次,为何会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呢?二战后的婴儿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爆炸的原因很明显,然而,在余粮率不足,农业生产水平下降的情形下,人口却仍在增长,这种恶性循环的该如何解释?另外,余粮率的确制约着城市可能的最大规模,但余粮率不必然决定人口的流动方向。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个人和家庭选择是否向城市流动,要考虑城市是不是有吃的,但也有跟吃饭一样重要,甚至比吃饭更重要的事。而且余粮率是否真的下降了也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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