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气息和历史真实

“俗世威尔”这个译名和《莎翁情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把一个近乎神明的莎翁拉到了喧嚣扰攘的尘世，和贩夫走卒之类的民众发生了审美趣味上的同一性。这反倒贴切：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把莎士比亚奉若神明，也不想给他写一本福音书。虽然格氏对莎士比亚之独钟，使得他经常用莎翁来做他理论体系中的基石。例如他的《文艺复兴的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以下简称“造型”），就把莎翁作为他考察“自我塑造”这一的六位作家之一。这本书当然也是奠定他莎学专家地位的著作之一；《俗世威尔》中展开的许多史料和思路，在此书的相关部分都有雏形。
格氏在该书中宣称：“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一种文化诗学。”在发明“新历史主义”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词后，格林布拉特很快又把“文化诗学”作为新的追求。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力图揭示“历史的文本性”，如格氏曰“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莎士比亚的驱魔师》）及其与文本的历史性间的交错，那么文化诗学则更侧重于人类学式的思考，把文学现象放到一个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中研究。“较多地关心某一社会中的成员在经验中所应用的阐释性构造，而不是去研究习俗与机构的制动关系。”也就是在文学的本质论倾向和社会文化阐释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在环境与作品间，关键的环节还是作者。格林布拉特对文学作家所投的关注和热情是否出自他对这个走钢丝式的理论体系微妙平衡的热爱呢？盯紧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的流通和商讨中，似乎可以投射出一切在作品文本上的影子。格氏在《造型》中说，“我们所探问应答的是一种个人气质。”我们可以看到，《俗世威尔》依然走着这条道路，从连篇累牍的史料——看看书尾长达11页的参考文献说明——中钩沉锱铢，拼贴出莎翁禀赋与气质来源的一幅幅图像。
为什么是“拼贴”？在传统史家的眼里，史实应当是确凿不疑的。也许《俗世威尔》中太多的“也许”，招致了许多饱学之士的怀疑。《莎士比亚通讯》编辑托马斯•彭德尔顿称，该书“表面是谨慎的学术成果和经过慎重思考所做出的评价，实则几乎都是无根据的推测”。的确，类似“也许他已逐渐厌倦了自己的走红，或是开始追问它的价值”等语，放在传记里既不可靠，又近乎废话。然则，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或许这才接近历史真实。
在《造型》一书中，格氏力图勾勒传奇一生的莫尔大法官之“个人气质”。但他的开端，却和莫尔相去甚远。他详细描写了小霍尔拜因的名画《外交家》，其中隐藏着一个反面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可以看见两位外交家桌上一个清晰的骷髅。由此，他揭示英国彼时一种深刻的时代性悖论，并引导到莫尔的性格、他的乌托邦与英格兰之关系。其实史料是现成的，经过格氏的拼贴连缀，另一种“真实”得以呈现出来。
“如果莎士比亚确实在兰开夏……他肯定吸取了关于危险以及谨慎、隐藏和谎言之必要的深刻教训。”这一推测性的结论，是在详细描写了伦敦桥上的恐怖风光后得出来的。桥上的柱子钉着异教和叛逆犯的首级，有30多个；莎士比亚的远亲爱德华•阿登和阿登的女婿约翰•萨默维尔的首级“在相对的柱子上裂口而笑。”格氏魔鬼般的笔法绘声绘色地把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高压统治的气氛献给读者。由此，对于莎翁抒情诗中宗教、道德、政治等观点的表达，何以犹抱琵琶，读者一定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而天主教和英国新教间，关于仪式所引起的冲突和力禁，也为老哈姆莱特的“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罪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之前就一无准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之恨恨作了绝佳的注解。
当然，这些并非格林布拉特的独自发现。他只是用生花妙笔把当时的社会尽可能铺陈而已。书中并没有太出尘脱俗的、如同《造型》中对莫尔所作的天才式解读，但文本的组合连缀仍揭示出许多历史的可能。
《俗世威尔》可以看作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又一实践，也是他钻研莎学数十年的集成之作。不止这些，格氏的文学才华也使本书有些才子书的性质。笔法跌宕起伏，叙述惟妙惟肖，可以说他在撰写一部人间正剧。然则，和大部分的莎翁传记不大一样，剧中主角莎士比亚只是一根时隐时现的暗线。虽然所有叙述其实都围绕他展开，但格氏时时宕出数笔，去精雕细刻他的时代，扰攘喧嚣、乌烟瘴气的伦敦城。对于大学才子这个和莎翁紧密相关的团体，格氏毫不吝惜笔墨，把马洛、纳什、格林等几个才华横溢又飞扬跳脱的家伙，写得穷形尽相。这里有些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非但所写的内容，与主题有着莫大关系，而且这些内容本身，也足以飨读者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