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小摘要

江绪林
2011-06-09 看过
  [补充:Karl的立场是民主社会主义,在1944年这个危机时刻,诊断时代需要让市场(再度)从属于社会。Karl的“社会”一词应该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内涵而未做区分。2016年2月19日]


 
  Carl与同其弟弟Michael一样,都是一战前中东欧成长起来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都发展了自己独立特行的理论——这或许与其时中东欧的智识氛围较缺乏建制性支援,依赖知识个体及其小圈子的品味有关。化学家出身的Michael以迥异于数学或物理的化学为模本,发展了一种强调超规则的、发生学的知识理论: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理论据说深深地影响到改革宗神学家T.F.Torrence,以至后者写出了一本《神学的科学【theological science】》(1969)。Michael的思想至今还有人在研究,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郁振华先生。

   依据Stiglitz的新版导言以及严博非先生的评论,Carl在《大转型》中陈述了某种反对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倾向于福利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路径的理论。照这样看,Carl非常主流,但其独立特行的地方却在于:1、不完全沿着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却带有强烈的个体化写作,灵感、猜测、道德关怀、跳跃、经济史、文化人类学分析杂散其间;2、高度复杂的取态,一会儿看到了阻碍市场的代价是使得整个民族陷入了不道德的生存【1795年英国的Speenhamland Law阻碍劳动力市场的确立, p67】,一会儿却又要逾越市场,甚至激进地主张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置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之外。【p、213】,这些复杂取态的原因并非逻辑上的困难,而是诗人品质的表现。3.虽然如此,Karl的作品却是简洁的框架和笔触、渊博的经济学识、深沉的道德感融于一体的经典作品,而这个在现时代的经济学家中或许没人做得到:虽然著名的Sen是研究穷人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的,Rawls却曾向万俊人透露:Sen嗜好的红葡萄酒从来都是一瓶500美元起。

   Karl Polanyi著作中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精神。Karl的保守主义立场是这样的原理:“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过程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可能的话),以维护共同体的福祉【p.29】”。Karl赞许了英国历史中那些貌似注定失败的反圈地立法,“反圈地立法虽然没能全面阻止圈地运动,但也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确实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p.32】而且,Karl的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所抨击的对象刚好是向市场经济的激进转型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p.63】Karl的这种保守主义情愫在今日饱受急剧社会变迁之苦的中国无疑能激起强烈的回响:急剧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过度拥挤的都市,浮躁而匆忙的生活体验,物欲横流而灵性消隐…不过,在汲取Karl的保守主义资源时,我们务必小心翼翼:Karl认为,为了遏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性,需要通过诉诸民主政府、福利国家和保护性立法;而在中国刻下的现实中,减缓或逆转市场化进程,却更可能意味着权威政府更为压抑的权力渗透和控制。

    以下整理该书的具体思路,以免遗忘。
   
   1815-1914是和平的百年,其文明基于四种制度:实力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国家。在Polanyi看来,关键是建立在逐利动机之上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其国际表现金本位制。和平是市场和国际金融的利益所在。不过在20世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的努力终于导致了灾变:金本位的放弃、自由政权被独裁取代、经济自由被新政或法西斯取代。为了理解这一切,需要研究市场经济的沉浮史。【p.25】
   
   Polanyi从英国圈地运动回溯起,这其中关键的变化是,生存【subsistence】的动机被逐利【gain】的动机取代。但在19世纪之前,市场经济从来扮演的是社会的从属性角色,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40】。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从自利的角度去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相反,人们的行为原则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 conomia】。甚至Aristotle在《政治学》中就区分了家计和获利,逐利动机并不突出。这一切使得19世纪的转型更显突兀。
   
   传统上,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中;而市场控制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意味着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50】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59】。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61】,因为这意味着存在所要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于货物(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60】;将劳动力和土地囊括进市场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事实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只是虚构的商品,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相反,它们是人的命运、自然环境。将其从属于市场将会导致文化灾难和社会混乱,因此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应声而起,以克服市场的威胁。由此,19世纪的历史就成了一个双向的运动:市场的扩张以及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

   Karl分析了1795-1834年阻碍建立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该法令确立了对贫苦者的津贴,意味着提出“生存权”的要求。这一法令直到1834年地《济贫法修正案》才终结,后者被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排除了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阻碍。与济贫法的讨论塑造了Bentham, Godwin, Malthus, Richardo, Robert Owen, Mill等人的思想,在此,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而之前人们似乎忽视了它的在场。【73】这一新的现实以政治经济学进入人们的视野,涉及三个主题:赤贫化【pauperism】、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发现。

   Karl或许支持遏制市场的福利国家,但其著作的魅力却在于,意识形态的党性色彩让位于冷峻的历史分析,仅仅维系悲悯的道德底色。Speenhamland法令虽然是为了捍卫穷人和农民免受市场的侵袭,其后果却并不总是正面的:它促成了“大众的非人化,开始使整个国民生活失去了活力,并严重地束缚了工业自身的能量。”【85】人地形象被某种可怕的灾难玷污了。该法令的补贴,实际上使得穷人赤贫化,且造成普遍的道德退化。 “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人为地将他置于此种境地,这是speenhamland法令所造成的后果中最可恶的。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组织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85-86】在这种背景下,废除speenhamland法令是资产阶级的杰作,把社会转化为市场经济,也标志着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不过,在Carl看来,逃离噩梦不过是盲目地冲向市场经济乌托邦。

   18世纪的一个重大的主体就是:贫困化与进步密不可分,财富的巨大增长与巨量的穷人产生出来似乎成正比,揭露贫困的意义则是古典经济学的议题。Karl说,从Smith到Townsend之间存在某种分水岭。Smith虽然发现了“看不见的手”,但却仍是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框架内来分析经济,财富相对于公共生活仍是从属性的;而后者却从属于Richardo和Hegel的19世纪: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已经被发现。Townsend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将政治统治的基础奠定在自然法则之上:一个自由社会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有产者和劳动者;行政长官是不必要的,因为饥饿是一个更好的惩罚者。【99】Malthus的人口法则、Richardo的报酬递减率都基于Townsend这种生物性基础。一个新的社会浮现,这个社会就是市场体系。然而人也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原来的基础,有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被抽换了。【100】【Karl这里的社会概念(动物的)显然不同于前面的社会概念】因此,Malthus等的结论是,让大多数公民频临贫困是繁荣的必然代价。这些理论奠定了为speenhamland法令松绑的理论基础: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09】
Karl倒是对robert Owen情有独钟,认为只有owen意识到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也拒绝从动物的角度理解社会。新的经济原则正在破坏着他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embedded】其中的那些痛自然和人的关系。Owen呼吁立法干预和社会保护。不过Owen也没有料到,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不兼容。

   社会中的两种组织原则导致双向运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确立,另一种则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但这两条原则的冲突由与阶级冲突纠缠在一起,把危机变成了灾难。

   经济自由主义或laissez-faire有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在1830年代变成了好战的信条。但在1930年代则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而且反向运动具有自发的特征。Polanyi认为阶级利益不足以提供对社会长期进程的满意解释。经济事务与社会承认可能无法相提并论。在这里Karl使用了文化冲突的case,那些在优势文化入侵面前发生的文化退化和堕落现象远远不是经济解释得了的。

   社会保护运动分为三个部分:人、自然和生产组织。就人而言,有欧文主义运动【标志性特点在于坚持社会的方法,拒绝将社会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146】、宪章运动【失败及其原因,自由主义对全民政府的厌恶,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时候,中产阶级才会让步。】就自然而言,土地是栖息之所,是风景和季节。市场则试图使整个星球表面从属于工业社会的需要。对自然的保护则以农业关税壁垒和土地法表现出来。甚至生产组织也需要保护,而中央银行就是一种保护机构,但却正是这种保护机制最终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溃。【机制我觉得似乎有点牵强】。保护主义攻破了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金本位制,一系列新的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两者的冲突表现为:失业、阶级紧张;汇兑压力和帝国主义竞争。

   在冲突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有:constitutionalism取得新的含义,防范来自人民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干涉。在198页,Karl说,“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得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让人想起了Schumpter的思想。

   随后Karl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方案,“可被描述为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以根绝包括工业领域内和政治领域内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实现的。”【p.200】在此,显然的是,Karl对于Auschwitz的那种践踏人类尊严底线的法西斯主义邪恶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认知,其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仍然限于市场与社会的冲突框架之内。这只有在二战结束时才知晓,而该书却写于1944年。

   在最后一章中,Karl讨论了在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首先回答了开始的问题:19世纪文明的解体恰好是为了不被市场摧毁而采取的反向措施造成的。然后说19世纪的缺陷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212】。关键在于要保证社会对于经济体系的优先性【the primacy of society, 212】:市场体系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即便在原则上也不如此,因为它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很奇怪的是,Carl这里似乎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立场。他说,这一切意味着“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社会恢复”。【213】

   那么怎么理解和保护复杂社会的自由呢?有些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应该创设一些由牢不可破的规则保护起来的arbitrary自由领域”,“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216】。这听起来是消极自由的口吻。不过Karl接着又说“在这些有待承认的个人权利中,第一位的应该是在不断改善条件基础上的工作权,而不论他(或她)的政治观点或宗教观点,肤色或种族是什么”【217】。这听起来又是积极自由。
   
   到底如何?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是错误的【218】;人类意识中有三个基本事实:死亡的知识、自由的知识、社会的知识。第三个其实是通过工业社会的生活得来的。Karl Polanyi推崇Robert Owen,Owen发现了基督教中欠缺的社会概念。“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坚守。…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又是自由的重生。”【220】 Karl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让自己顺应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220】
江绪林 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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