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还是大众文化?

Ben
2011-06-08 17:18:32 看过

前言

可曾见过封建宫廷里那种华丽的舞蹈?身穿华服的贵妇人,衣冠楚楚的公子哥,踏着标准的舞步,一切都那么合拍,一切都那么有序,可让人羡慕呢,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标准”!可是,看看那他们的脸,只有旗帜般的礼仪性表情,千篇一律,每个人都好像华丽的木偶,跟着歌声跳啊舞啊,却看不出一点属于舞蹈的激情,找不到属于生命的活气。最标准的,最合适宜的,最不会出差错的,却有多少真正打动人心?
外表光鲜的木偶。舞!舞!舞!只不过是踏着早已约定好的步点罢了,谁若跳的与大家不一样,就会被嘲笑,被抛弃,谁若大喊一声“这样的舞蹈真无聊!”更会被其他人惊恐地毁灭。
以上两段是我大一时写的一篇名为《革命之路》文章的开头,当时的我奉法兰克福学派为圭臬, 沉浸在60年代青年的革命幻想中;如今读到霍克海姆,那个年代、那种词语激昂的批判又出现在眼前。然而情随事迁,两年来的阅历让我对大众(媒介)文化的批判有了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做一个整理。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
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承接这一思想旗帜,大声呐喊:人已经被工具思维、文化工业的包围,人是“知识论述”的对象,从而沦为权利的靶子。知识不但告诉人们哪些事情做的正确或错误,而是规定了人们应该做或不该做哪些事情,现代人文学科实际上是塑造和宰制现代人主体性的知识论述系统,它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通过知识论述机器,训练成符合该社会正当化标准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要培训的个人主体,实际上就是能:
  按照理性的语法逻辑原则说话;
  靠理性科学和法制精神进行劳动,创造和积累财富;
  以自然科学知识调理和管理自己的生命。

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没有权力使人死,而是为了使人活,越来越有权力干预生活的方式、干预“怎样”生活。对身体进行惩罚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消灭身体,而是相反,为了更多的开发、占有和控制身体的资源,这是种对于有生命的身体进行的投资,以促使这种生命的不断增殖以及对于其力量的分配性的管理。
总结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看法,就是“即先进的技术的统治,它成了大众骗术,变成了束缚意识的手段。它妨碍自主、独立、为了自己而自觉作出判断和决定的个体的发展⋯⋯它阻止时代生产力所允许的、人类为之准备着的解放”(《启蒙辩证法》),在启蒙的光环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肯定性思维占了上风,其结果是把大众变成一个个“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种人不再有能力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而传媒集团更掌握了话语论述权,不断将特殊利益打着“启蒙”的幌子包装成普遍意义,传销给大众。他们制造受众的需求,掌控他们的趣味,以至于整个人生范畴都被他们涵盖,买某种杂志,看某导演的电影,听某种类型的歌,不仅仅是对其内容的选择,更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这,按霍克海姆的话来说,不过是种“大众欺骗”。商品的符号便能建构一个人生,一种符号代表一个约定俗成的含义。宝马、阿玛尼、Dior...代表了品味、名声、成功,人沉迷在追逐社会立定的目标之中,沉迷在社会的规范之中,别人的目光、别人的评价,远远比自己心灵的呐喊要重要,这注定不是一个产生意义和获得超越的过程,它最终表现为诗意的沦丧、想象的消逝和超验性的终结。


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无疑是非常有力的,不论是在学术影响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盛极一时。然而他们的声音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绝望和激进,文化工业是否如他们所说的这么单一和危险?大众是不是对文化工业的轰炸毫无抵抗力?人们是否真的在变成单向度的人?决定我们人生的到底是环境(包括媒介环境)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会娱乐至死吗?
也许我们要重新审视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心中毫无自主性的大众文化,在他们眼中,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机器精心操纵的结果,两手空空而分散的受众只有乖乖束手就擒,跳入为他们准备好的坑洞——电视、唱片、服装、电子游戏、语言——这些资源承载着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的利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力量架构——这是霸权式的,并支撑着现状。但霸权之所以必要,仅仅因为抵制的存在,所以这些资源也必须承载对立的力量架构。
假如文化商品或文本不包含人们可以从中创造出关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他们自己的意义的资源的话,它们就会被拒绝,从而在市场上失败。它们也就不会被广为接受。想让社会成为严丝合缝的一个铁板,没有那么容易。
想想看,我们庞大的广告业的主要职能就是确保经济商品的文化传播——也就是为了生产者的经济利益而挖掘商品的文化向度。但文化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它们的传播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文本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这些文本放在与其它文本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来理解。也就是说,文化工业并不能完全赋予自己的产品以它们想要的符号价值,这个符号必需由受众,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来解读,这就决定了受众仍有相当的主动权和阐释权。
人们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强调的“媒介即意识形态”在此就有存疑——符号的解读是灵活的,语言并没有贫乏到只有一个向度的程度。比如说,我们的文化(主要是网络文化)充满着诸如“和谐”、“人肉”和“草泥马”等双关语,其意义成倍增加,并避开了社会秩序的各种准则,蔑视了规范。双关语的泛滥为戏拟、颠覆或逆转提供了机会;它直白、表面,拒绝生产有深度的精心制作的文本,这种文本会减少其观众及其社会意义;它无趣、庸俗,因为趣味就是社会控制,是作为一种天生更优雅的鉴赏力而掩饰起来的阶级利益;它充满了矛盾,因为矛盾需要读者的生产力以从中做出他或她自己的理解。它经常集中于身体以及知觉而不是头脑以及意识,因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式的、解放性的实践——在批判学派眼里这是文化堕落的表现,但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是一片文化霸权触及不到的区域。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产品本身就有既定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工业产品消费的交接部位创造了大众文化,这里有一个互动的场域,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原来专业人士才可使用的高端技术渐渐平民化,现在人人都可以很小的耗费录歌、拍电影,并有传播性良好的平台如博客、微博和播客等;大众传媒集团一手遮天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能说它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很大,但也正在渐渐分散。

总结
  
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制造的麻醉剂,用来“欺骗大众”,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暗指一种不同的文化会唤起激进的社会变革,这种假定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结其实就是他们一直批判的“启蒙”。而我相信人们并没有丧失超越的能力,自古以来就有精神麻痹的和意志卓越的两种人。正如波兹曼和媒介环境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媒介的影响力在于它构造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但归根到底,塑造媒介的还是人类自己,制造生活环境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决心。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类正在丧失“想象的能力”,我刚刚说启蒙是他们的心结,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在某一个时间点,人类是充满想象力的,是自由解放的;而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时代,一定有部分人充分拥有这样的能力,但不可能是所有人;以不同方式思考的能力不会轻易获得,也不会轻易被剥夺。



参考文献

霍克海姆,《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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