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被革了命——读《南渡北归·离别》
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是一套很厚重的书，他用极为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上个世纪活跃在神州大地上的那一批文化大师的命运。其中《南渡》和《北归》分别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后这一大背景下的故事，这两部读来比较沉重，因为我们会看到大师们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这两部虽然沉重，但也时有让人捧腹和激情澎湃的场面出现。
然而，到了作为大结局的《离别》，则只剩下了沉重，甚至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因为这一段主要记录的是“文化革命”这一大背景下的大师、以及文化被残酷摧残的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离别》比《南渡》和《北归》加起来还要沉重，因为一个“文化革命”（这里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十年浩劫”，也包括其前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对于文化的“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破坏比日军侵华和内战这两大灾难加起来还要大。正如《离别》当中记录的吴宓先生所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造成的。”而“文化革命”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对着我们的文化挥刀砍去，大闹“革命”，真理要让位于口号，自由要让位于统一，几千年的传统要让位于一个外来的哲学体系，于是，十几年下来，我们的文化打翻砸烂，而文人更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直脚永世不得翻身。正如岳南在书里说的那样：“而更令陈氏(寅恪)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延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陈寅恪那个时候就在感叹懿德敦敏不复存在，而到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懿德敦敏”又剩下多少呢？
现在人们都在诟病这个社会坏，有人把这归因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会让人唯利是图，但是，利益如果被道德和文化制约，不仅不会让社会更坏，反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这道德和文化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然而，在中国社会，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三四十年前被完全斩断，“文革”完全把国人心中的文化、道德、良知清空，紧接着又来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空空如也的良心又被经济所填满，于是地沟油色素馒头毒大米就横溢满街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没有文化基础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可怕恶果。
由于长时间来对文化的轻视、漠视甚至蔑视的惯性，又加上“以经济为中心”，现在的“相关部门”依然不在乎文化事业的保护和发展，《离别》里记载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在“文革”中的遭遇虽然让人扼腕，但毕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不能挽回，而该书记载的另一件事却是让人着实心里不安，因为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的2004年，一座明代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除，梁从诫舒乙等老一辈文人的传人联名保护依然未果。可见，“文化革命”远远没有在1976年结束。
十年浩劫，十几岁的红卫后把六七十岁的人打翻在地再踏脚再用宽宽的皮带抽打用热油往身上浇直到该人“自绝于人民”才耀武扬威地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并进行下一次“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逐渐成了社会的主体，于是可以想像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人已经老去，但是那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就此完结。当“西门大城管”对着手无寸铁靠卖几个脆梨为生的郓哥大动拳脚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极权主义的惯性，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权力对一个人道德的侵蚀。
《南渡北归》一书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话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之语，它是这个时代的悲鸣。“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早就被“统一思想”所取代，学术研究的方向早与个人的经济利益与得失挂钩，人生的荣辱要用到多少岁赚多少钱来衡量，清华大学开始“招商引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万恶的“文革”，“文革”把有思想的都革掉，而剩下来的就是那些在自己的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为了避嫌而不去看一眼而到了“春天来了”之后又把父亲的遗作拿出来作为自己经济和政治和学术的资本大捞好处的经济市侩和政治投机家。于是，中国再无大师。
温家宝总理说过现在社会有两种毒，一种是封建思想、一种是“文革”思维。而对于“文革”，我觉得无论怎么揭露、充斥、控诉和批判都不过分。只有我们认清并正视这种毒害，它的破坏力才会越来越小。而当我们敢于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后，我相信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会崛起，中国不会永远都没有大师，至少我们曾经有过。
2011年6月6日
然而，到了作为大结局的《离别》，则只剩下了沉重，甚至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因为这一段主要记录的是“文化革命”这一大背景下的大师、以及文化被残酷摧残的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离别》比《南渡》和《北归》加起来还要沉重，因为一个“文化革命”（这里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十年浩劫”，也包括其前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对于文化的“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破坏比日军侵华和内战这两大灾难加起来还要大。正如《离别》当中记录的吴宓先生所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造成的。”而“文化革命”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对着我们的文化挥刀砍去，大闹“革命”，真理要让位于口号，自由要让位于统一，几千年的传统要让位于一个外来的哲学体系，于是，十几年下来，我们的文化打翻砸烂，而文人更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直脚永世不得翻身。正如岳南在书里说的那样：“而更令陈氏(寅恪)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延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陈寅恪那个时候就在感叹懿德敦敏不复存在，而到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懿德敦敏”又剩下多少呢？
现在人们都在诟病这个社会坏，有人把这归因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会让人唯利是图，但是，利益如果被道德和文化制约，不仅不会让社会更坏，反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这道德和文化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然而，在中国社会，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三四十年前被完全斩断，“文革”完全把国人心中的文化、道德、良知清空，紧接着又来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空空如也的良心又被经济所填满，于是地沟油色素馒头毒大米就横溢满街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没有文化基础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可怕恶果。
由于长时间来对文化的轻视、漠视甚至蔑视的惯性，又加上“以经济为中心”，现在的“相关部门”依然不在乎文化事业的保护和发展，《离别》里记载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在“文革”中的遭遇虽然让人扼腕，但毕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不能挽回，而该书记载的另一件事却是让人着实心里不安，因为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的2004年，一座明代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除，梁从诫舒乙等老一辈文人的传人联名保护依然未果。可见，“文化革命”远远没有在1976年结束。
十年浩劫，十几岁的红卫后把六七十岁的人打翻在地再踏脚再用宽宽的皮带抽打用热油往身上浇直到该人“自绝于人民”才耀武扬威地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并进行下一次“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逐渐成了社会的主体，于是可以想像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人已经老去，但是那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就此完结。当“西门大城管”对着手无寸铁靠卖几个脆梨为生的郓哥大动拳脚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极权主义的惯性，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权力对一个人道德的侵蚀。
《南渡北归》一书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话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之语，它是这个时代的悲鸣。“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早就被“统一思想”所取代，学术研究的方向早与个人的经济利益与得失挂钩，人生的荣辱要用到多少岁赚多少钱来衡量，清华大学开始“招商引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万恶的“文革”，“文革”把有思想的都革掉，而剩下来的就是那些在自己的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为了避嫌而不去看一眼而到了“春天来了”之后又把父亲的遗作拿出来作为自己经济和政治和学术的资本大捞好处的经济市侩和政治投机家。于是，中国再无大师。
温家宝总理说过现在社会有两种毒，一种是封建思想、一种是“文革”思维。而对于“文革”，我觉得无论怎么揭露、充斥、控诉和批判都不过分。只有我们认清并正视这种毒害，它的破坏力才会越来越小。而当我们敢于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后，我相信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会崛起，中国不会永远都没有大师，至少我们曾经有过。
2011年6月6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