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孩子的名义——读《审视中学语文教育》(转载)

无为丁
2011-06-05 看过
 沙蕙

  近来读了一本奇怪的书,是由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关照,带着主观的精神优 势,以知识精英的姿态自居,于是感到尴尬——不忍目睹的怪现状,令人难堪和忧虑的语文教育前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名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五年时间的青年教师,我有义务向广大的读者,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一、“这是一本批判的书”?

  编者对于“一本批判的书”是这样解释的:“批判的对象不是老师,批判的方式不是谩骂。”这几位谦谦君子在接下来的时间又会对老师们说些什么呢?“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失去了‘人民教师’应有的气度和耐心,你们表现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我想,旁观者很容易看清楚这非但已经超出了谩骂的范畴,简直可以认为是诽谤或者人身攻击了。这也从一个方面暴露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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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蕙

  近来读了一本奇怪的书,是由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关照,带着主观的精神优 势,以知识精英的姿态自居,于是感到尴尬——不忍目睹的怪现状,令人难堪和忧虑的语文教育前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名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五年时间的青年教师,我有义务向广大的读者,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一、“这是一本批判的书”?

  编者对于“一本批判的书”是这样解释的:“批判的对象不是老师,批判的方式不是谩骂。”这几位谦谦君子在接下来的时间又会对老师们说些什么呢?“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失去了‘人民教师’应有的气度和耐心,你们表现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我想,旁观者很容易看清楚这非但已经超出了谩骂的范畴,简直可以认为是诽谤或者人身攻击了。这也从一个方面暴露出编者对于语文教育界现状乃至语文教育工作者现状的无知。
  尽管“可怜”的我们,在近年来对语文教育口诛笔伐的浪潮中真的会有不知所措的茫然、无奈甚至麻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相互鼓励着,坚持在原本即已步履维艰的教育改革道路上顽强地跋涉。我们需要的是具体和明确的指导、善意的探讨、积极和有效的建议。在才子们的书中除了已经司空见惯的攻击和指责,几乎一无所获。至于说到“语文教学界都是些迂腐的老朽”,实在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仅以 我所在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来说,每年要进十几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填补退休和离职人员的空缺,年轻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80%左右。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成长的脚步刚好赶得及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喜欢听MARYIACARRY、BONJOVY、JOHNLENNON,听反町隆史、小室哲哉、华原朋美,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欣赏《高山流水》、《汉宫秋月》、《十面埋伏》。我们喜欢看《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性》,我们也喜欢舒婷和海子。我们熟悉金圣叹、孔尚任和脂砚斋,我们也了解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瓦雷里和马尔库塞。在文化多样的时代,我们尽情地享受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懂得去粗取精的原则,简言之,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生活在时尚和潮流之中,周末我们会去COFFEESHOP品尝星巴克,到“天上人间”或者“巴那那”蹦迪。在网上我们是一只可爱的“菜青虫”,会在约定的时间探访学生的网址,交流探讨各种彼此 感兴趣的话题。教育者始终要服务于教育对象的,教师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学。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获得学生的信任,才能有效地进行教育实践、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这不仅仅依赖于教育手段,更重要的是,心中有爱,对于学生的爱,对于教育事业的爱。因为心中有爱,我们常常会督促自己更加努力地学习,响应“终身教育”的号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时代发展。因为心中有爱,我们会
平等地与学生相处,用心地倾听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声音,与他们共同面对成长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一心想的是如何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我们怎么会仅仅“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就把老鼠讲成猫”?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又怎么舍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我们可以容忍类似“迂腐” 和“老朽”之类的曲解,我们也不屑于理睬对于教师形象的恶意丑化,但我们决不
能允许对于这人世间最美好、最纯真的师生感情的肆意践踏。

二、“这是一本控诉的书”?

(一)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控诉的被告究竟是谁,控诉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先来看看控诉的过程:“语文课入选内容的标准是什么?”(请注意这段“义正辞严”的自问自答。)“入选标准交代得再清楚不过:它要能够使学生‘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培养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所以入选现代文限定如下一些内容:一类是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一类是帮中国共产党讲‘敌人’的坏话,而
她的‘敌人’是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因此得骂臭。如此强烈的火药味,距离当代的‘和平环境’有多遥远!学生能从中获得什么样‘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呢?难怪许多学生读着它要头脑昏昏!”“世界如此广阔,人的心灵如此丰富,学生的好奇心如此强烈,但是我们提供出来的东西却如此狭隘、陈旧、片面、僵化,它窒息的不仅是学生的想象力、思想,而且是活鲜鲜的灵魂、灵气!靠这些东西岂能不贫血?”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时总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受,如果是以曾经的中学教师自居的话,那么这番貌似公允的批评之中漏洞百出的外行话实在要贻笑大方了,也就难怪不少中学教师对此书采取一笑置之的态度,大抵认为孩子一样的言行是可原谅的。而如果是以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自居,那么不仅有辱同门师兄弟的荣耀(编者们常以同为王瑶先生的徒子徒孙骄傲),简直可以认为是砸了自家的牌匾。对于从诸
如“讲坏话”和“骂臭”这样的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匮乏和审美情趣的低俗,我们暂表同情,但作为中文系的博士对于本校所编纂的最基础的文学史教材居然一无所知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此我在这里特意引用著名诗人、学者、北大知名教授林庚先生所撰写的《中国文学简史》的有关内容(该书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一,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与博士们商榷。林庚先生在这
部文学史的《导言》中明确指出:“优秀作品,历来就因其不是虚伪的、屈从的;而是真实的、解放的,从而形成一个宝贵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其中含着痛苦的伤痕,那也是勇敢的、骄傲的伤痕。我们骄傲于这些作品,热爱这些作品,正如同我
们对于祖国的骄傲与热爱一样。”“在长期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正是这样满怀着信心,为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而斗争着,因此所创造的文化永远不该是阴暗的、低沉的、无望的呻吟;相反的,乃是鲜明的、开朗的、富于生命的高歌;这永远是光辉的、健康的、为世世代代所骄傲的文化。”
  这几段文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正是有着深厚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他们也因此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那种在血与火的历炼中诞生的文字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带给人们的感受是历久弥新的。正因为如此,语文教材的编选者把“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定为入选课本的标准并将其放在重要位置,才真正体现出学习
语文课的目的和意义。我们的孩子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新中国,一个崭新的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舒适的安逸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国家。他们在骄傲之余,也热切希望了解共和国缔造的艰辛历程。
  当他们学习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梅岭三章》、《七根火柴》、《周总理,你在哪里》、《记一辆纺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文章之后,他们的自豪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们把最“痛苦的”然而也是最“勇敢”、最“骄傲”的“伤痕”揭开给孩子们看,不是为了展示斗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而是让他们铭记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让他们真切地感受革命者将一切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读着这样在战争的洗礼中冒着枪林弹雨写成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你会感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精神品质。在作品中,他们与我们亲切地对话,你同时也会感受到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灵魂,甚至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他们虽然“距离当代的‘和平环境’”的确已经遥远,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精神一刻不曾离开过,他们始终关注着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孩子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不仅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同时得到了健康高尚的审美享受。正如林庚先生指出的:“历史是过去的事迹,却意味着未来的明天。”
  在这里我很想与读者分享我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那是我工作第二年的六月,受领导的指派,带领学校的优秀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站少年先锋岗的活动。孩子们被编成几队,轮流在纪念碑的基座上站岗。当时的天气相当炎热,每一岗一站就是半小时,我很为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孩子们担心。但是他们的表现出人意料地精神抖擞。趁他们换岗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看着在广场上穿流不息的人群,还有那些背着摄像机的外国游客,开始很紧张,我们甚至想到,万一他们要采访我们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就在心里背起刚学过的课文:‘三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背过之后,心里感到相当自豪,并不感觉时间很长。”这样的回答令我十分意外,但同时它也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荣耀,我们通过作品教给孩子的不仅是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品质和审美体验。
  对照《审视》一书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压在心上的坟”的说法,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在纯真善良的孩子们看来,纪念碑是树立在他们心中的不朽丰碑。那么何以在《审视》一书的作者们看来竟如此阴暗和狭隘。其实仔细读下去答案就会找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象征的中学语文教材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成了压在我心中的一座坟垒,这辈子再也搬不掉。”读者可不要被这故作玄妙的评述
乱了方寸,其实说这话的人根本对这篇课文久已忘却了,甚至在写作此文之前也没有来得及把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耐心地读一遍。题目首先就搞错了,周定舫写于1958年刊发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题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实,这篇文章和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叶永烈的《太空医生》以及《食物从何处来》等一起被安排在初中语文第三册说明文单元里,可见,教材的
编者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此文熟悉说明文的有关常识。在这一单元的单元提示中说得十分明确:“学习本单元,要在前一单元的基础上侧重研究说明事物或事物的顺序和方法,同时进一步体会说明文语言准确、简明的特点。”而具体到本篇文章,提示里则强调:“本文通过作者观察位置的移动,从不同角度按空间方位的变换和时间的推移来说明事物。仔细体会,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说明顺序。”客观地说,这原本就是一篇相当标准的说明文,尤其是介绍纪念碑浮雕的部分,更是将时间顺序与空间顺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说明文。这样一篇说明文,又如何建构了某种特殊的“话语体系”而成为“坟垒”的,除非他不喜欢说明文,否则就只能归于一种政治偏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剥夺孩子们学习一种重要文体的权利呀?!
  其实除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名家经典之作遭到了《审视》一书作者的恶毒攻击,《一件珍贵的衬衫》、《记一辆纺车》、《白杨礼赞》、《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均榜上有名。凡是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赞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都视为陈旧过时的、片面僵化的;宣传党的优良传统的,更被莫名其妙地指责为窒息学生的想象力和灵魂。该书作者称:“最可怕的是,我刚才说的
这两类构成中学语文教材主体的文章,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文的两极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作为一名了解语文教材同时更加了解学生心理特点的中学语文教师,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最可怕的”问题不在构成教材的文章以及组织教材的编者,而在于《审视》一书的作者们的用心。他们居然不允许我们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和革命的精神品质,甚至不许他们具备作为人起码所应具备的明辨是非、分清真伪的能力,这根本不是对学生、对社会、对我们祖国未来采取的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却偏偏要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
  为了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对于语文教材有个清醒的认识,我在这里仅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谁是最可爱的人》两篇课文为例,摘引几则我们学校初中学生在日记和作文中所谈的真实想法。对《人民》一篇,孩子们这样说:“本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碑文,它具有启发性和鼓动性,让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急于报效祖国的冲动。”(张小雪)
  “让我自问,别人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换来今天,而今天的我们又为别人付出了什么?让我理解什么是英雄,谁才能称为英雄!”(李文华)
  “再看纪念碑时,总让我产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历史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我要知道它、了解它、记住它,并且从中明白些道理。”(黄婉琼)
  “纪念碑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英雄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而付出一切的精神象征,它屹立于天安门广场,每次一看到它,就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想到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就会激励自己奋发。”(陈思)
  “我学过课文之后觉得纪念碑是民族的骄傲,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纪念。”(刘晓)
  “这篇课文本身其实更像一篇‘迷你’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也可以让外国人认识我们的奋斗精神。或者也可以当导游词来读,可以打印出来作为解说词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可以让游客们都来看。”(陈倩)
  对于《谁是》一文,孩子们这样说:
  “只有最真诚最热情地帮助别人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刘凯)
  “让我感到心中有一种正气,我从小在军营长大,身边就是军人,只是他们平日里不畏惧严寒酷暑坚持早晨出操一点就让我很佩服,从本文可以联想到战场上他们的英勇。”(王岱)
  “让我们了解了子弟兵的生活。以前我只认为一个伟大的人就是像雷锋、董存瑞这样的英雄人物,而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一颗颗火热的爱国心。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事迹也并不是家喻户晓。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个信仰一个愿望就能奉献出生命,是歌里面唱的真心英雄。”(梁云)
  “在人潮汹涌的都市里我们或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在与敌人斗争时,在抗洪抢险时,我们都会发现一片绿色在闪动,那是我思想上的指示灯。”(张京徽)
  “有关松骨峰战斗的那个事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我们志愿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让我联想到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撞沉吉野时的那一个最为辉煌和悲壮的瞬间。松骨峰战斗与威海卫战斗相似,都令人热血沸腾。”(于晨)
  “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真正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感情。那种的的确确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的文字很能激发起我心底某种待要燃烧的热情。”(孟雪)
  当我们的孩子们用他们最为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他们最真实的感动,我不知道《审视》一书的写作者们将如何自圆其说。既然一切是为了孩子,那么倾听孩子的声音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了。
  当我就教材的改革征求他们意见时,一个孩子这样写道:
  “《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两篇都好,如果不让学了,我们就会忘记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那我们将来也不会做得更好,教材再删也不应该删这两篇。”(张蓓蓓)
  看起来尊重孩子不仅意味着给他们平等发言的机会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常常喜欢自以为是的成年人静下来思考和学习,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孩子们所真正需要和喜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尽管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谓的话语体系,但他们用独特的少年的语言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善的、美的作品才是最能够培养他们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才是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美好情感、鼓舞他们健康成长的作品。所以,在审视之前应当倾听!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勉强原谅审视者们对于像茅盾、魏巍这些现代作家的不满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偏见,对于教材的不理解是由于对教育的无知和对孩子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却无论如何不可以接受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优秀作品的随意歪曲和批判。在《审视》一书的序言,题为《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钱理群先生这样说:“几十年以来我们实际 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
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如果说那几位审视者们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问题写起东西来喜欢哗众取宠的话,那么作为他们的老师,钱先生虽然口若悬河,但似乎多少有点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究竟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的作品呢?我们先来看看国际友人对于这位伟人的评价。
  1974年至1981年间担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坦尔·德斯坦1993年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曾经说过:“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受尊敬的。毛泽东在他们当中的威望很高,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很美,诗歌在法国很有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伟大的决策力。”“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民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
人知道他、敬仰他。……法国人认为他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之于行动。这正是我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求,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成为格言。”
  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说:“说毛泽东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党的领袖,从纯粹意义讲,对于几亿中国人来说,他是导师、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 一流诗人、人民英雄、家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
  看起来,这些不怀有政治偏见的国际友人对于我们的领袖有着比钱理群等人更为深刻和真实的了解。我想如果这些国际友人知道中学的语文教材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作品,一定会明白编者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毛泽东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并且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造福于人民的哲学思想。而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使我们常常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一位著名诗人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雄伟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当学生们齐声颂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学生们在气壮山河的诗句中得到的是雄浑豪迈的审美享受。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本无法理解自己会被这样的好诗歌和好文章而“洗脑”,至于指责毛泽东对孩子们处心积虑地进行“息封灭资”的“心理专政”,则完全是钱先生一厢情愿的一家之说。

(二)

  为了更好地了解造成审视者们尴尬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前文研究了“控诉”过程的基础上,对“控诉”的对象及结果进行探讨。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主要编者之一的余杰的话:“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除高尔基之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竟无一人入选。”
  我反复计算,也没能搞清楚12本教材中外国作家作品比例8%这样的数据从何而来。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要求在中国的语言文学教材中外国作品“照理应占30%~40%”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作者参照的是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在这里闪烁其辞?甚至于中国语文课讲中国文学作品倒成了“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的心态”。这些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并且也无从考证的稀奇古怪的名词的确令我们这些
整日忙于教育工作的人眼花缭乱,但可喜的是,仍然还有不少人保持着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在他们的分析中我们渐渐重新拾回了自信。
  在1999年7月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有一篇署名为汪禄应的文章,题目是《民族化:语文教育的灵魂》。作者说:“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我们借鉴他人发展自己的同时,却不能不慎重考虑‘留住’属于自己的东西,保持自己的个性。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许多值得后人好好继承的东西。它们当中很多是我们民族教育的精华,是我们本应该 非常熟悉,感觉非常亲切的——特别是在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警觉。
  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祖国语言、民族语言的同时,熟悉我们民族的历史,增强我们的民族感情,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
  我们看到这里,心里安静下来。因为在“汉族中心主义”这样陌生的字眼后面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抱着琵琶遮遮掩掩的似曾相识的老面孔,这就是对于民族主义的“控诉”。
  记得一部青年学者写的书中提到:“民族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原则而不是政治原则,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表现,在中国现阶段,是以爱国主义进行表征的。事实上,我们正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才表现出这种原则的。它是果而不是因,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西方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所威胁压迫的结果。”
  对这一段话最好的诠释是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小说表现的是普法战争中,被占领的法国阿尔萨斯某镇接到不准教法语的通知后,一所普通的小学里人们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是作者借法语老师韩麦尔先生向法国人民说的一番话:“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这同时也是当时千千万万法国人民的心声。这篇小说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许多国家选它作为传统教材。可见,热爱祖国和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情感是人类相通的情感。写到这里,又想起人们在谈论艺术时常常喜欢用的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其实情况并非真如余杰所说,“20世纪外国作家一个没有”,仅看初中的前四册书中,就不仅编选了早一些时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自然和人生》中的两篇优雅清新的散文,更有近至90年代的美国琳达·里弗斯登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散文《眼睛》。
  至于指责获世界重要文学奖的作品未曾收入中学教材,实在是试图把大学文学专业的课程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学习混为一谈,让人倍感忧虑。
  最后,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次“控诉”的结论究竟是什么?《审视》一书编写者们究竟试图把中学语文教育引向何处?
  “问题在于,用政治来强奸语文教学。”“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已作出许多成绩,在许多问题上有了突破,但这些突破基本上没有反映到中学语文教育上来。……我们知道,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人联署,在1985年公开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成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新的范式的宣言。—— 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学术界走了这么长的路了,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还不敢公开谈论人性,不敢讲人道主义,不敢谈一个人理应得到的尊严——是不是要把一些自由主义作家、思想家一棍子打死?”
  读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接着我们彼此会心地一笑,审视者们煞费苦心布的一个局我们至此已经了然于胸了。原来教材最致命的“错误”是没有渗透进编写者的师父、师叔以及师兄弟的意志。我们不想就那篇“长文”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我们只想问,将学术界的争论引进九年义务教育,让学生们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承受学者之间各家各派的争论对他们是否公 平?谈到教材中缺乏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关注的问题,编写者又脱离课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
  我在这里只举初中第二册的一篇小文就足以说明问题。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写的800字的小小说。通过一个女乞丐三年间的变化,表现了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人性的丧失、人的尊严的丧失。三年以前这个女人说:“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我也是大学毕业的。”三年以后,她说“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作者正是基于对人
性和人的尊严的关怀,写下此文,题为《人,又少了一个》。
  审视者义正辞严地质问教材编者是否要将自由主义作家一棍子打死时,我们也不禁要反问一句,是否要将民族的革命作家置之死地呢?难道在革命的宣传阶级斗争的文章中就不可能“公开谈论人性”,就“不敢讲人道主义”了吗?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一言堂”和“垄断主义”,我们需要让审视者们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在复旦大学知名教授章培恒、骆玉明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阶
级社会里,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人性总不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阶级性乃是客观的存在,要排斥也排斥不了。”“具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只要是优秀的总这样或那样地体现出人的一般本性,从而能与其他阶级的读者相通。曹雪芹并非工人阶级的作家,但他的《红楼梦》却受今天许多工人的喜爱;被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高尔基,其作品也使许多非无产阶级的读者深受感动”。我们再一次重复,审视之 前先要学会倾听,在审视语文教材之前应当倾听其它学校、其它学者的观点,否则坐井观天,很容易妄自尊大,写出来的文章也只能是“陈旧的、片面的、僵化的、狭隘的。”

三、“这是一本伤心的书”?“这是一本拯救的书”?

  现行的语文教育模式固然存在种种弊病,需要跟随时代脚步适应时代发展,但其中也有不少经过总结经过实践的宝贵的经验。孩子们在“萌芽杯”中的惊人表现,正是语文教师现阶段的成果展示,他们的语文表达能力不是在一夜之间突如其来地产生的,是一点一滴培养出来的,他们得益于中学语文教育。
  但是《审视》一书的作者根本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只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固有模式,自言自语地进行盲目的攻击和指责。“今天的语文课成了艺术的屠宰场,成了情感的死囚牢。拯救语文,就是拯救中华文明,就是拯救炎黄子孙圣洁的心灵和智慧的大脑。”《国际歌》里面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语文教育不需要拯救,语文教育仅仅需要改革,而改革的重担对于那些居高临下的审视者们是绝不屑于一顾的,教育改革要有全社会所有真正关心教育、愿意对孩子们负责、对祖国的未来负责的人们共同承担,最终的任务还要由教育工作者脚踏实地地完成。
  我作为一个年轻教师,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年轻人,对于教育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向有朝气的孩子们学习,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对我们来说,改变教材倒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的关键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在最后我还想引用前面提到的汪禄应的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近百年来,约五六代文学家、语文教师为 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语文教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参与教改的人员一年多于一年。他们的成果是可喜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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