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
一
半个多月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奖授予了耄耋之年的齐邦媛,获奖作品是《巨流河》。授奖词说:《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这一段话我觉得颇为恰当。《巨流河》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个人最喜欢的是前半部分,乱世背景下的个人离乱,一叹三喟,哀而不伤的惆怅笔调,非常惊讶时过境迁的数十年后,齐邦媛竟然还能对早年的一草一木、一字一语、当年的气味、声音,历历在目。书的后半部分涉及到太多有关台湾文学的发展,我已很久不亲近文学了,除了钱穆和编订教科书事件外,我基本上是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将王德威的评论仔细读了一遍,这篇评论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王也是名家,点评很到位,难怪要作为后记了。
然而今天主要想说的并非齐邦媛和她的《巨流河》,而是其父齐世英。我是先读完《齐世英口述自传》,再回头读《巨流河》的。两本书一硬一软,恰可对读。一是铮铮铁骨男儿,蜗居海岛,回首半生奋斗历程,在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后,仍是语多含蓄,点到即止。当然,其硬还可能是因为它的口述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访问的,这种访问立意就较为注重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于儿女情长殊少着墨,又加上齐世英“恬淡自处,可称为隐者”的性格,“硬”就难免了。
而另一方,却是温婉细腻,柔肠百结的女子,在耄耋之年,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举一个比对的例子,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就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女儿。而在其女的回忆中,乱世流离颠沛的苦痛哀乐,父母亲的一言一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再加上她天生多愁善感,又是学文学的,于雪莱济慈颇得三味,下笔自然哀婉动,满是惆怅了,“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了。
二
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齐世英”这个名字。算起来他还是赵本山的老乡。两人都是辽宁铁岭人。齐氏是当地的大族,其父供职张作霖部。而齐世英早年受官费资助,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饱受新思想洗礼。归国之后,结识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引为知音。郭松龄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在力劝张作霖不要入关逐鹿中原,安心经营东北不果后,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慨然加入。但可惜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及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齐世英在流亡之中,因渐渐地跟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觉得国民党颇有朝气,于是应邀入党。“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齐世英四处奔波,多次密访日本,穿针引线,折冲外交,朝野侧目。因为党务关系,他与陈立夫相交甚深,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党务,对东北抗日事业多有助益,算是CC派一员大将。他还曾接办东北大学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为史家注重的可能是他与张学良的恩怨,这些书中都有详述,亦可参照张学良口述比读。反正我对张学良这厮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两人过节有党务原因,也有私人性格。书不在手边,记性不好,就不扯了。
齐世英在台时,因电费案得罪最高当局,被开除出党。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齐世英一生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介石,终生称他为蒋先生,他个人一生也几乎没有治私产。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三
考察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内忧外患,国势日弱,自清末日俄染指东北始,到国民党大败于辽沈战役,东北这块丰饶的土地饱经沧桑,多少好男儿为求国家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能回去。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诚如此,今人读史,千万不能以粗鄙的成败论英雄。
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一个不断提出的假设是,假如当年其父能够渡过“巨流河”,能够打败张作霖,历史会不会改写,这其实上也是其父晚年不停反躬自问的假设。齐世英对于东北之失去,在书中做出了种种检讨。
想起历史学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分析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时,举出了种种理由,分析了国民党的腐败。在全书的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不是俄国人在对日战争之后对东北的介入,国民党政府的当权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它认为东北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的影响却很少得到认真的重视。他举例说,“假使俄国人没有进入东北,并由此而像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中国关内地区的基地,那么,国民党也许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不得不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样一个假定的结果将是重大的”。……
四
东北失去之后,齐世英最愧疚的可能就是当年那批跟随他的兄弟了。东北收复之时,未能及时抚恤,战事吃紧之时,力劝他们南撤,却因种种原因多难以成行。以致齐世英初去台湾时因病住院,一夜自噩梦中惊醒,梦中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在齐世英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意念。晚饭的时候,齐邦媛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反反复复地念叨当年的抗日同志,“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当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也随之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深挚动人,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歌中有一句是“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齐世英的妻子去世后,埋葬在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他常去目前坐着,看那些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然而对于齐世英来说,事实是,他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
六
口述史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给读者带来的历史现场感,细节的丰富与鲜活所透露出来的历史隐秘真相,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一部口述史成败的关键。试举一例,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其与张学良的恩怨也是造成西安事变的一大主因。其口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张学良之幼稚无知,可能会令海峡这边长期受“民族英雄”教导的读者瞠目结舌: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再举一例,郭松龄兵败后,部下作鸟兽散:
林长民是与李孟鲁坐一辆大车走的,路遇骑兵,枪一响他们避于大车下,及枪声停止,李说:“宗孟,走吧!”毫无回音,一看胸前都是血,才知道他已经被流弹打死了。
这段记述可说是平淡无奇。林长民与李孟鲁也并非何等大人物。但对于我这样的八卦读者来说,这段记述却有别样的意味。我真正注意林长民,是在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时。曹汝霖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奸”,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被游行学生痛揍的就是他。然而,在曹的回忆中,五四运动的起源,却是与林长民密不可分的:
我以为学潮(五四运动——引者按)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认识(姑隐其名——原注),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买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槃槃)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这个街头演说之人即是林长民。不难想见,对于此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汝霖一定是非常郁闷的。记得当初我读到“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这一段时,不禁想到曹汝霖在写下这一段时,心中一定仍有快慰产生。而林死去的细节却不期然在齐世英自传中读到。
当然,这还不是正题:林长民并非大人物,但他的女儿和女婿却是大名鼎鼎,近人熟知的:林徽因、梁思成。
七
当然,在运用口述史的材料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口述者的一个小错误。在该书的64页,齐世英在怀念当年助他逃亡的日本人金井房太郎时:
另有一插曲就是在北平他家的那天晚上,他问我想不想见殷汝耕,我说:「可以吗?他在什麼地方?」结果殷汝耕就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殷住金井家,怕我不肯见他,故最初未出来),多年不见,殷还有一套救国救民的理论,但我听不进去。
但到了该书的173页,问他想不想见殷汝耕的“金井房太郎”却表成了他问“殷汝耕的太太敏慧”:
我打听到金井在北平,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以后我曾托北平警察局周济仁科长招呼他。不久,殷汝耕的太太敏慧也出来了,我问她:「亦农在什麼地方?」她说:「您想不想见他?」我说:「愿意。」结果没几分钟殷汝耕就出来了,原来他就躲在金井家裏。他毫无悔意,大谈其所为是为国为民的苦肉计,我只好听听,不好说什麼。他要托我带封信给张岳军,我当然答应,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以后我回重庆把它带给岳军,岳军说:「亦农这种事还有什麼办法呢?」
半个多月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奖授予了耄耋之年的齐邦媛,获奖作品是《巨流河》。授奖词说:《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这一段话我觉得颇为恰当。《巨流河》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个人最喜欢的是前半部分,乱世背景下的个人离乱,一叹三喟,哀而不伤的惆怅笔调,非常惊讶时过境迁的数十年后,齐邦媛竟然还能对早年的一草一木、一字一语、当年的气味、声音,历历在目。书的后半部分涉及到太多有关台湾文学的发展,我已很久不亲近文学了,除了钱穆和编订教科书事件外,我基本上是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将王德威的评论仔细读了一遍,这篇评论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王也是名家,点评很到位,难怪要作为后记了。
然而今天主要想说的并非齐邦媛和她的《巨流河》,而是其父齐世英。我是先读完《齐世英口述自传》,再回头读《巨流河》的。两本书一硬一软,恰可对读。一是铮铮铁骨男儿,蜗居海岛,回首半生奋斗历程,在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后,仍是语多含蓄,点到即止。当然,其硬还可能是因为它的口述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访问的,这种访问立意就较为注重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于儿女情长殊少着墨,又加上齐世英“恬淡自处,可称为隐者”的性格,“硬”就难免了。
而另一方,却是温婉细腻,柔肠百结的女子,在耄耋之年,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举一个比对的例子,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就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女儿。而在其女的回忆中,乱世流离颠沛的苦痛哀乐,父母亲的一言一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再加上她天生多愁善感,又是学文学的,于雪莱济慈颇得三味,下笔自然哀婉动,满是惆怅了,“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了。
二
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齐世英”这个名字。算起来他还是赵本山的老乡。两人都是辽宁铁岭人。齐氏是当地的大族,其父供职张作霖部。而齐世英早年受官费资助,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饱受新思想洗礼。归国之后,结识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引为知音。郭松龄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在力劝张作霖不要入关逐鹿中原,安心经营东北不果后,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慨然加入。但可惜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及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齐世英在流亡之中,因渐渐地跟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觉得国民党颇有朝气,于是应邀入党。“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齐世英四处奔波,多次密访日本,穿针引线,折冲外交,朝野侧目。因为党务关系,他与陈立夫相交甚深,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党务,对东北抗日事业多有助益,算是CC派一员大将。他还曾接办东北大学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为史家注重的可能是他与张学良的恩怨,这些书中都有详述,亦可参照张学良口述比读。反正我对张学良这厮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两人过节有党务原因,也有私人性格。书不在手边,记性不好,就不扯了。
齐世英在台时,因电费案得罪最高当局,被开除出党。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齐世英一生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介石,终生称他为蒋先生,他个人一生也几乎没有治私产。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三
考察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内忧外患,国势日弱,自清末日俄染指东北始,到国民党大败于辽沈战役,东北这块丰饶的土地饱经沧桑,多少好男儿为求国家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能回去。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诚如此,今人读史,千万不能以粗鄙的成败论英雄。
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一个不断提出的假设是,假如当年其父能够渡过“巨流河”,能够打败张作霖,历史会不会改写,这其实上也是其父晚年不停反躬自问的假设。齐世英对于东北之失去,在书中做出了种种检讨。
想起历史学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分析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时,举出了种种理由,分析了国民党的腐败。在全书的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不是俄国人在对日战争之后对东北的介入,国民党政府的当权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它认为东北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的影响却很少得到认真的重视。他举例说,“假使俄国人没有进入东北,并由此而像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中国关内地区的基地,那么,国民党也许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不得不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样一个假定的结果将是重大的”。……
四
东北失去之后,齐世英最愧疚的可能就是当年那批跟随他的兄弟了。东北收复之时,未能及时抚恤,战事吃紧之时,力劝他们南撤,却因种种原因多难以成行。以致齐世英初去台湾时因病住院,一夜自噩梦中惊醒,梦中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在齐世英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意念。晚饭的时候,齐邦媛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反反复复地念叨当年的抗日同志,“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当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也随之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深挚动人,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歌中有一句是“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齐世英的妻子去世后,埋葬在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他常去目前坐着,看那些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然而对于齐世英来说,事实是,他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
六
口述史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给读者带来的历史现场感,细节的丰富与鲜活所透露出来的历史隐秘真相,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一部口述史成败的关键。试举一例,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其与张学良的恩怨也是造成西安事变的一大主因。其口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张学良之幼稚无知,可能会令海峡这边长期受“民族英雄”教导的读者瞠目结舌: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再举一例,郭松龄兵败后,部下作鸟兽散:
林长民是与李孟鲁坐一辆大车走的,路遇骑兵,枪一响他们避于大车下,及枪声停止,李说:“宗孟,走吧!”毫无回音,一看胸前都是血,才知道他已经被流弹打死了。
这段记述可说是平淡无奇。林长民与李孟鲁也并非何等大人物。但对于我这样的八卦读者来说,这段记述却有别样的意味。我真正注意林长民,是在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时。曹汝霖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奸”,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被游行学生痛揍的就是他。然而,在曹的回忆中,五四运动的起源,却是与林长民密不可分的:
我以为学潮(五四运动——引者按)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认识(姑隐其名——原注),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买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槃槃)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这个街头演说之人即是林长民。不难想见,对于此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汝霖一定是非常郁闷的。记得当初我读到“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这一段时,不禁想到曹汝霖在写下这一段时,心中一定仍有快慰产生。而林死去的细节却不期然在齐世英自传中读到。
当然,这还不是正题:林长民并非大人物,但他的女儿和女婿却是大名鼎鼎,近人熟知的:林徽因、梁思成。
七
当然,在运用口述史的材料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口述者的一个小错误。在该书的64页,齐世英在怀念当年助他逃亡的日本人金井房太郎时:
另有一插曲就是在北平他家的那天晚上,他问我想不想见殷汝耕,我说:「可以吗?他在什麼地方?」结果殷汝耕就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殷住金井家,怕我不肯见他,故最初未出来),多年不见,殷还有一套救国救民的理论,但我听不进去。
但到了该书的173页,问他想不想见殷汝耕的“金井房太郎”却表成了他问“殷汝耕的太太敏慧”:
我打听到金井在北平,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以后我曾托北平警察局周济仁科长招呼他。不久,殷汝耕的太太敏慧也出来了,我问她:「亦农在什麼地方?」她说:「您想不想见他?」我说:「愿意。」结果没几分钟殷汝耕就出来了,原来他就躲在金井家裏。他毫无悔意,大谈其所为是为国为民的苦肉计,我只好听听,不好说什麼。他要托我带封信给张岳军,我当然答应,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以后我回重庆把它带给岳军,岳军说:「亦农这种事还有什麼办法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