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
一
半个多月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奖授予了耄耋之年的齐邦媛，获奖作品是《巨流河》。授奖词说：《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这一段话我觉得颇为恰当。《巨流河》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个人最喜欢的是前半部分，乱世背景下的个人离乱，一叹三喟，哀而不伤的惆怅笔调，非常惊讶时过境迁的数十年后，齐邦媛竟然还能对早年的一草一木、一字一语、当年的气味、声音，历历在目。书的后半部分涉及到太多有关台湾文学的发展，我已很久不亲近文学了，除了钱穆和编订教科书事件外，我基本上是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将王德威的评论仔细读了一遍，这篇评论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王也是名家，点评很到位，难怪要作为后记了。
然而今天主要想说的并非齐邦媛和她的《巨流河》，而是其父齐世英。我是先读完《齐世英口述自传》，再回头读《巨流河》的。两本书一硬一软，恰可对读。一是铮铮铁骨男儿，蜗居海岛，回首半生奋斗历程，在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后，仍是语多含蓄，点到即止。当然，其硬还可能是因为它的口述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访问的，这种访问立意就较为注重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于儿女情长殊少着墨，又加上齐世英“恬淡自处，可称为隐者”的性格，“硬”就难免了。
而另一方，却是温婉细腻，柔肠百结的女子，在耄耋之年，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举一个比对的例子，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就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女儿。而在其女的回忆中，乱世流离颠沛的苦痛哀乐，父母亲的一言一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再加上她天生多愁善感，又是学文学的，于雪莱济慈颇得三味，下笔自然哀婉动，满是惆怅了，“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了。
二
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齐世英”这个名字。算起来他还是赵本山的老乡。两人都是辽宁铁岭人。齐氏是当地的大族，其父供职张作霖部。而齐世英早年受官费资助，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饱受新思想洗礼。归国之后，结识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引为知音。郭松龄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在力劝张作霖不要入关逐鹿中原，安心经营东北不果后，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慨然加入。但可惜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及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齐世英在流亡之中，因渐渐地跟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觉得国民党颇有朝气，于是应邀入党。“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齐世英四处奔波，多次密访日本，穿针引线，折冲外交，朝野侧目。因为党务关系，他与陈立夫相交甚深，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党务，对东北抗日事业多有助益，算是CC派一员大将。他还曾接办东北大学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为史家注重的可能是他与张学良的恩怨，这些书中都有详述，亦可参照张学良口述比读。反正我对张学良这厮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两人过节有党务原因，也有私人性格。书不在手边，记性不好，就不扯了。
齐世英在台时，因电费案得罪最高当局，被开除出党。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齐世英一生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介石，终生称他为蒋先生，他个人一生也几乎没有治私产。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三
考察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内忧外患，国势日弱，自清末日俄染指东北始，到国民党大败于辽沈战役，东北这块丰饶的土地饱经沧桑，多少好男儿为求国家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能回去。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诚如此，今人读史，千万不能以粗鄙的成败论英雄。
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一个不断提出的假设是，假如当年其父能够渡过“巨流河”，能够打败张作霖，历史会不会改写，这其实上也是其父晚年不停反躬自问的假设。齐世英对于东北之失去，在书中做出了种种检讨。
想起历史学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分析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时，举出了种种理由，分析了国民党的腐败。在全书的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不是俄国人在对日战争之后对东北的介入，国民党政府的当权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它认为东北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的影响却很少得到认真的重视。他举例说，“假使俄国人没有进入东北，并由此而像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中国关内地区的基地，那么，国民党也许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不得不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样一个假定的结果将是重大的”。……
四
东北失去之后，齐世英最愧疚的可能就是当年那批跟随他的兄弟了。东北收复之时，未能及时抚恤，战事吃紧之时，力劝他们南撤，却因种种原因多难以成行。以致齐世英初去台湾时因病住院，一夜自噩梦中惊醒，梦中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在齐世英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意念。晚饭的时候，齐邦媛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反反复复地念叨当年的抗日同志，“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当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也随之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深挚动人，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歌中有一句是“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齐世英的妻子去世后，埋葬在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他常去目前坐着，看那些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然而对于齐世英来说，事实是，他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
六
口述史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给读者带来的历史现场感，细节的丰富与鲜活所透露出来的历史隐秘真相，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一部口述史成败的关键。试举一例，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其与张学良的恩怨也是造成西安事变的一大主因。其口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张学良之幼稚无知，可能会令海峡这边长期受“民族英雄”教导的读者瞠目结舌：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再举一例，郭松龄兵败后，部下作鸟兽散：
林长民是与李孟鲁坐一辆大车走的，路遇骑兵，枪一响他们避于大车下，及枪声停止，李说：“宗孟，走吧！”毫无回音，一看胸前都是血，才知道他已经被流弹打死了。
这段记述可说是平淡无奇。林长民与李孟鲁也并非何等大人物。但对于我这样的八卦读者来说，这段记述却有别样的意味。我真正注意林长民，是在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时。曹汝霖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奸”，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被游行学生痛揍的就是他。然而，在曹的回忆中，五四运动的起源，却是与林长民密不可分的：
我以为学潮（五四运动——引者按）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认识（姑隐其名——原注），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买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槃槃）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这个街头演说之人即是林长民。不难想见，对于此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汝霖一定是非常郁闷的。记得当初我读到“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这一段时，不禁想到曹汝霖在写下这一段时，心中一定仍有快慰产生。而林死去的细节却不期然在齐世英自传中读到。
当然，这还不是正题：林长民并非大人物，但他的女儿和女婿却是大名鼎鼎，近人熟知的：林徽因、梁思成。
七
当然，在运用口述史的材料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口述者的一个小错误。在该书的64页，齐世英在怀念当年助他逃亡的日本人金井房太郎时：
另有一插曲就是在北平他家的那天晚上，他问我想不想见殷汝耕，我说：「可以吗？他在什麼地方？」结果殷汝耕就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殷住金井家，怕我不肯见他，故最初未出来），多年不见，殷还有一套救国救民的理论，但我听不进去。
但到了该书的173页，问他想不想见殷汝耕的“金井房太郎”却表成了他问“殷汝耕的太太敏慧”：
我打听到金井在北平，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以后我曾托北平警察局周济仁科长招呼他。不久，殷汝耕的太太敏慧也出来了，我问她：「亦农在什麼地方？」她说：「您想不想见他？」我说：「愿意。」结果没几分钟殷汝耕就出来了，原来他就躲在金井家裏。他毫无悔意，大谈其所为是为国为民的苦肉计，我只好听听，不好说什麼。他要托我带封信给张岳军，我当然答应，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以后我回重庆把它带给岳军，岳军说：「亦农这种事还有什麼办法呢？」
半个多月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散文家奖授予了耄耋之年的齐邦媛，获奖作品是《巨流河》。授奖词说：《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这一段话我觉得颇为恰当。《巨流河》我断断续续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个人最喜欢的是前半部分，乱世背景下的个人离乱，一叹三喟，哀而不伤的惆怅笔调，非常惊讶时过境迁的数十年后，齐邦媛竟然还能对早年的一草一木、一字一语、当年的气味、声音，历历在目。书的后半部分涉及到太多有关台湾文学的发展，我已很久不亲近文学了，除了钱穆和编订教科书事件外，我基本上是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将王德威的评论仔细读了一遍，这篇评论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王也是名家，点评很到位，难怪要作为后记了。
然而今天主要想说的并非齐邦媛和她的《巨流河》，而是其父齐世英。我是先读完《齐世英口述自传》，再回头读《巨流河》的。两本书一硬一软，恰可对读。一是铮铮铁骨男儿，蜗居海岛，回首半生奋斗历程，在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后，仍是语多含蓄，点到即止。当然，其硬还可能是因为它的口述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访问的，这种访问立意就较为注重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于儿女情长殊少着墨，又加上齐世英“恬淡自处，可称为隐者”的性格，“硬”就难免了。
而另一方，却是温婉细腻，柔肠百结的女子，在耄耋之年，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举一个比对的例子，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就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女儿。而在其女的回忆中，乱世流离颠沛的苦痛哀乐，父母亲的一言一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再加上她天生多愁善感，又是学文学的，于雪莱济慈颇得三味，下笔自然哀婉动，满是惆怅了，“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了。
二
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齐世英”这个名字。算起来他还是赵本山的老乡。两人都是辽宁铁岭人。齐氏是当地的大族，其父供职张作霖部。而齐世英早年受官费资助，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饱受新思想洗礼。归国之后，结识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引为知音。郭松龄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在力劝张作霖不要入关逐鹿中原，安心经营东北不果后，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慨然加入。但可惜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及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齐世英在流亡之中，因渐渐地跟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觉得国民党颇有朝气，于是应邀入党。“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齐世英四处奔波，多次密访日本，穿针引线，折冲外交，朝野侧目。因为党务关系，他与陈立夫相交甚深，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党务，对东北抗日事业多有助益，算是CC派一员大将。他还曾接办东北大学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为史家注重的可能是他与张学良的恩怨，这些书中都有详述，亦可参照张学良口述比读。反正我对张学良这厮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两人过节有党务原因，也有私人性格。书不在手边，记性不好，就不扯了。
齐世英在台时，因电费案得罪最高当局，被开除出党。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齐世英一生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介石，终生称他为蒋先生，他个人一生也几乎没有治私产。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三
考察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内忧外患，国势日弱，自清末日俄染指东北始，到国民党大败于辽沈战役，东北这块丰饶的土地饱经沧桑，多少好男儿为求国家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能回去。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诚如此，今人读史，千万不能以粗鄙的成败论英雄。
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一个不断提出的假设是，假如当年其父能够渡过“巨流河”，能够打败张作霖，历史会不会改写，这其实上也是其父晚年不停反躬自问的假设。齐世英对于东北之失去，在书中做出了种种检讨。
想起历史学家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分析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时，举出了种种理由，分析了国民党的腐败。在全书的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不是俄国人在对日战争之后对东北的介入，国民党政府的当权时间可能比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它认为东北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的影响却很少得到认真的重视。他举例说，“假使俄国人没有进入东北，并由此而像中国共产党提供一块征服中国关内地区的基地，那么，国民党也许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到战后重建上去，而不是不得不进行一场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样一个假定的结果将是重大的”。……
四
东北失去之后，齐世英最愧疚的可能就是当年那批跟随他的兄弟了。东北收复之时，未能及时抚恤，战事吃紧之时，力劝他们南撤，却因种种原因多难以成行。以致齐世英初去台湾时因病住院，一夜自噩梦中惊醒，梦中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在齐世英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意念。晚饭的时候，齐邦媛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反反复复地念叨当年的抗日同志，“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当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也随之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深挚动人，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歌中有一句是“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齐世英的妻子去世后，埋葬在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他常去目前坐着，看那些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然而对于齐世英来说，事实是，他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
六
口述史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给读者带来的历史现场感，细节的丰富与鲜活所透露出来的历史隐秘真相，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一部口述史成败的关键。试举一例，在齐世英的口述中，其与张学良的恩怨也是造成西安事变的一大主因。其口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张学良之幼稚无知，可能会令海峡这边长期受“民族英雄”教导的读者瞠目结舌：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再举一例，郭松龄兵败后，部下作鸟兽散：
林长民是与李孟鲁坐一辆大车走的，路遇骑兵，枪一响他们避于大车下，及枪声停止，李说：“宗孟，走吧！”毫无回音，一看胸前都是血，才知道他已经被流弹打死了。
这段记述可说是平淡无奇。林长民与李孟鲁也并非何等大人物。但对于我这样的八卦读者来说，这段记述却有别样的意味。我真正注意林长民，是在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时。曹汝霖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奸”，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被游行学生痛揍的就是他。然而，在曹的回忆中，五四运动的起源，却是与林长民密不可分的：
我以为学潮（五四运动——引者按）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认识（姑隐其名——原注），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买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槃槃）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这个街头演说之人即是林长民。不难想见，对于此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汝霖一定是非常郁闷的。记得当初我读到“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这一段时，不禁想到曹汝霖在写下这一段时，心中一定仍有快慰产生。而林死去的细节却不期然在齐世英自传中读到。
当然，这还不是正题：林长民并非大人物，但他的女儿和女婿却是大名鼎鼎，近人熟知的：林徽因、梁思成。
七
当然，在运用口述史的材料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口述者的一个小错误。在该书的64页，齐世英在怀念当年助他逃亡的日本人金井房太郎时：
另有一插曲就是在北平他家的那天晚上，他问我想不想见殷汝耕，我说：「可以吗？他在什麼地方？」结果殷汝耕就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殷住金井家，怕我不肯见他，故最初未出来），多年不见，殷还有一套救国救民的理论，但我听不进去。
但到了该书的173页，问他想不想见殷汝耕的“金井房太郎”却表成了他问“殷汝耕的太太敏慧”：
我打听到金井在北平，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以后我曾托北平警察局周济仁科长招呼他。不久，殷汝耕的太太敏慧也出来了，我问她：「亦农在什麼地方？」她说：「您想不想见他？」我说：「愿意。」结果没几分钟殷汝耕就出来了，原来他就躲在金井家裏。他毫无悔意，大谈其所为是为国为民的苦肉计，我只好听听，不好说什麼。他要托我带封信给张岳军，我当然答应，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以后我回重庆把它带给岳军，岳军说：「亦农这种事还有什麼办法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