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學家的微觀心態》
《一個歷史學家的微觀心態》 辛卯伊始,歷史學家顧頡剛的文字全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冊遂了作者生前所願,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前幾日,偷閑去四馬路訪書肆,原本是準備好好看一看的,以補幾本案頭所闕。然而,見到了陳列在門廳裏頭的《顧頡剛全集》,翻閱內葉見其印數首版祗有2000部,逛書肆的念頭頓時就作罷了。滿載而歸,攜回了《顧頡剛日記》十二冊、《顧頡剛書信集》五冊,見到《顧頡剛年譜》隨著全集出版有增訂新版,便亦拿上了。未一并購置全集,一則,是筆者并非歷史專業學人;二則,是因為覺得偶爾有所尋讀,去圖書館裏頭坐一坐,還是蠻好的。
臺灣聯經版的《顧頡剛日記》,早幾年就在讀了,祇是借來的書,案頭的時間都短暫,借書一事,思己習性,顧及他人,諒都一樣,不好意思擱置長久的。再加上於故人日記書信,總以為尋讀為備攷,相比隨著他人的起居註消磨時光為好。何況如《顧頡剛日記》,跨時日六十餘年連帶人名索引,十二冊統共六百五十萬餘字,其之鉅,非幾日間就可以消化也。
故人日記較之書信而言,個人備忘居多,心思的私密間雜其間亦更多,所以作為歷史上各個時代的背景文本備攷,難能可貴。除非,如《越縵堂日記》,寫的時候,就是準備日後與他人讀的。
所以,初讀《顧頡剛日記》,就甚佩服他當初竟然能化費個把月的功夫,一口氣讀了《越縵堂日記》的大半。1923年夏日,習慣寫日記已有三四年時日的顧頡剛初讀《越縵堂日記》: 七月十九號星期四(六月初六):「李慈銘好學而體弱,又不能不在宦海中討生活,精神苦痛甚。予學不如彼,而境遇如一,志愿且更奢,安得不困厄乎!看其日記,如寫我心也。」 七月廿二號星期日(六月初九):「《越縵堂日記》看了三天,儘三函,猶三之一也,且甚潦草。此等看書之樂,三年來所未有,不意乃在病後得之。」 七月三十號星期一(六月十一):「看《越縵堂日記》看得出神了,一切事情都不想做。加以天熱如焚,一切事情亦不能做。惟《詩經通論》已借吳又陵先生半年,不能不還,故勉強著力。」 時值正趕日子校讀《詩經通論》做學問的顧頡剛,竟然會如此耽迷《越縵堂日記》,李慈銘於其之影響,可想而知了。
其實,這兩三年間,我斷斷續續地借讀《顧頡剛日記》,亦基本全部閱畢了,洋洋六百五十餘萬字裏頭,總覺得有李慈銘之影影綽綽。也正因為由此,就會格外地留意這一個歷史學家-顧頡剛,在某些個時間段裏頭的文字與心態。
讀《顧頡剛日記》,時代變更、社會動蕩,都是一個可仔細閱讀之著眼點。
丙午以及爾後七八年間,顧頡剛難免被涉,其之日子亦不順遂。然而,與其他文人相比較,他的日子還算是稍微好過些的,生活地位有變,人身自由卻還依舊,日記繼續在寫。當時其他一眾學者文人的境遇,他見聞亦寫。顧頡剛落筆的心態,此處以其日記鈔錄一二,便可知曉。當然,姑且不取其於大勢之下所寫之無柰文字,亦儘量避免涉及朝政顯要的聽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號星期五(八月初二):「聞廖沫沙已死,不知是否自殺,此人害人不淺,活亦不能改造。」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號星期三(正月初七):「老舍之死,由於其到文聯看大字報,適此日開會鬥京劇院,有人見他,呼:『把老舍揪出來!』擁至會場,令其下跪,渠不肯,與紅衛兵相持,在抗拒中踢紅衛兵一腳,遂被打一頓。第二日,紅衛兵又至其家打罵。第三日早,自沉於積水潭。在運動高潮中猶放不下面子、架子,宜其死也。」 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一號星期二(二月十一 春分):「小提琴家馬思聰,十年前聽其在南寧演奏,今聞其已逃到外國去矣。叛國之徒,其心可誅。」 是時多乖,街巷坊間,日有名人不測傳聞。顧頡剛日記有録,當不足為奇,亦可見他以日記存說的習慣尚且無礙,至少在心理上安全如是。然而,以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落筆,以聽聞録之,而有敘且夾議,對於生命之尊重、人格之尊嚴,卻是如此夾雜一己微觀寫於字裏行間,輕描淡寫,亦令人詫異。時勢高壓之下,人性之無常,下意識之自然變異,會如此乎?
關於當時巴金的遭遇,顧頡剛在日記裏頭有如此記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卅一號星期五(二月廿一):「上海、天津兩地,紅衛兵兩度抄家。聞李芾甘(巴金)家抄出三十萬圓,以其作《家》與《春》、《夏》、《秋》、《冬》,所得稿費不貲也……此等人一貫享福,今遽從天墜淵,可見革命之徹底矣。」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號星期日(三月廿一):「渠寫小說,在舊社會中流行甚廣,故得富有,此一點尚可恕;但其為美聯社及臺灣《中央日報》寫文,則直是叛國,決不可恕。」 記得當日讀到這幾處文字,我亦苦笑了。真是匪夷所思也,簡直是難以置信此為一個歷史學家-顧頡剛私下所寫的日記。然而,時過境遷,十二年之後: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號星期三(十二月初五):「與靜秋同看巴金之《家》電視。巴金(李芾甘)之小說《家》,予所未見,今日在電視中見之,不免興奮,蓋予與彼同受封建社會之害,憤恨彼此同之也。」 從「決不可恕」到「憤恨彼此同之也」,巴金能夠得到顧頡剛之認同,也忒不容易了。倘若,彼時巴金行為如馬思聰、去處如張愛玲,這一段日記諒又是別樣文章了。讀《顧頡剛日記》方知曉,以其性格,能被其認同者,少而又少矣。
楊東蒓(1900-1979)的名字,在《顧頡剛日記》裏頭所出現,前前後後不下於百餘次,絕大多數為共同參加學部、民進中央、政協文史委員會、中央統戰部的會議,顧頡剛寫日記,好記當日所見人名詳儘也。
仔細讀了《顧頡剛日記》裏頭的相關多處,卻是發覺楊東蒓與顧頡剛兩人的私下交往并不多矣,即便借書還書也就那麼一兩囬而已,純粹屬於讀書人之君子之交也。然而,顧頡剛對於楊東蒓其人卻是頗出惡聲,而且相當瑣碎: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號星期一(八月廿六):「景籧來,乃知『民進』中新事故。楊東蒓在鬥爭會上,亦戴高帽從事勞動,以其架子太大,享受過高,每開大會時輒獨占一房間而又不去,耗費國家財產多也。予見彼每來開會,工友恒為之獨泡一壺茶,心竊疑之,而今果出事矣。」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號星期二(二月初四):「言楊東蒓有潔癖,不食人家茶飯,不愿與人握手,好享受,民進開大會時包一間房間,日費租金十餘圓而又不去,對毛主席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歪曲之解釋,今在民進掃廁所,亦足除其驕、嬌二氣也。」 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號星期四(九月廿三):「聞楊東蒓在中共三進三出,故不能逃譴。趙樸初則直定為反革命分子。此皆民進之漂亮人物也。」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號星期日(六月三十):「楊東蒓傲慢無禮,相見若不相識,予問其何病,彼答一字曰『腰』,即揚長而去。」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號星期五(八月十八):「上個月,在北京醫院遇見楊東蒓,狂傲態度使我久久不快。然彼譯摩爾根《古代社會》,一請修改於張栗原,再請修改於馮漢驥,三請修改於馬雍兄弟,足證其欿然不自足,大勝於一物不知而忝顏居科技機關之領導地位之尹達其人也。」 顧頡剛出此類惡聲,直至楊東蒓病危住院尚還繼續,此又為何也?
讀《顧頡剛日記》,似乎是楊東蒓不怎麼待見這一位大學者,也就以上所録幾處。楊東蒓真不待見顧頡剛乎?其實并不然,而是楊東蒓在當時形勢下,無暇顧及責任之外的瑣碎事務。顧頡剛不能說沒有學識,然而,其之自恃過高,此讀其日記裏頭自己記載之與人與事,便可知曉。
丙午動亂之前,楊東蒓公開身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及民進中央秘書長。1979年9月25日,楊東蒓逝世之前,其之身份則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然而,新華社當年報道其逝世消息,楊東蒓的第一個身份卻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此在當時,乃為許多黨內外人士所不知。其實,被顧頡剛所耿耿於懷的楊東蒓,還有趙樸初,皆是周恩來總理在統一戰線上的主要工作助手,各負專務,在當時形勢之下,身份也許不便公開。七十年代後期,表面上動亂稍緩,然而,高層政見依舊纏夾。一大批文人學者的啟用,已是刻不容緩,正是在楊東蒓、趙樸初等人的協助之下,許多知名人士方才及時重新得以學有致用。其中,亦包括歷史文化之拯救,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重新開展。
楊東蒓如此的特殊工作,會議之際,有一專室備以與相關人士私下晤談,哪裏夠得上耗費二字呢?至於,尚且還顧不及的對象,而又明知其要求或許瑣碎些個,暫且避一避,亦當屬可以想像的情理之中。當年的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其之日漸消瘦、兩鬢斑白的形象,全國的老百姓都是看在眼裏、疼在心裏的。作為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楊東蒓、趙樸初他們自然是除了當務之急以外,儘量不去攬瑣碎、添紛亂了,凡事都有輕重緩急。於是,有些個人誤會自己遭遇冷漠了。
關於楊東蒓被非議的「不食人家茶飯」,則是他花甲之後便養成日食兩餐,每餐一小米粥兩窩窩頭的習慣所造成的,此乃他自認為的養身健康之道,雖為其眾多友好所極力反對,然而其亦不肯聽從矣,以至於時日一久,其之體力甚是衰弱,此為眾人日後一大嘆息也。周恩來總理與章士釗的日常聯絡,絕大多數是委託於楊東蒓的。日子久了,章楊二老人亦成為了莫逆之交。然而,楊東蒓卻是從來不曾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宅用過一餐。
辭世之前,楊東蒓曾留遺言:「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骨灰不放置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一個老人就這樣兩袖清風,瀟灑地走了。最後那兩年時日,楊東蒓的生活,就是一個忙字了得,以至於連其早年翻譯的《費爾巴哈論》與《古代社會》等書想要重事整理,都無暇顧及。楊東蒓有此心愿,卻是未了,殊為憾。
世俗有謂:「不知者不足為怪也」。祇是,顧頡剛即便是不知諸多內情,其於日記之內的種種言辭,也忒過偏頗了。這裏,僅以知者而言一二,亦為是非之辯。
研究歷史為宏觀,然而,歷史研究者之微觀心態種種,難免間雜其中。因此,凡讀之,皆時而留意之。此亦讀歷史者,有讀故人書信日記之必要也。是為記。 -ZY.S. 2011-May-19,重拾筆事三年於滬上「南石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