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与帝国兴衰

在本书开头的序言中，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
初看《帝国与传播》，就好像是在讲述西方的上下五千年，因此完全被浩瀚的历史和伊尼斯宏大的历史学识的所震撼。我不再是仅仅身为后代人的历史旁观者，他带领我从另一个角度，即媒介决定论的角度看历史。看到后来，我发现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史其实“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他就像是拿着放大镜看历史，用显微镜“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细微的考察，进行深入的检视”。意在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称赞它是“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三章讲诉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第四五章分述口头传统与文字传统，第六章是羊皮纸与纸张，第七章为纸张与印刷。本书着重论述的是帝国的经济史。伊尼斯在绪论中强调我们不仅要关怀各种文明和各种帝国，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
先来看埃及。
在埃及，君主修建金字塔，以加强其地位，而普世神崇拜的传播支撑王国的发展。因此君主制独裁以“神授”的方式发展起来。一方面神极权的力量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威的有效性要靠埃及文化来实现，文化需以物质载体为基础。
起先这个物质载体是石头，用象形文字进行刻录。而后一个与石头竞争的媒介发明了，这就是莎草纸。莎草纸的发明有利于宗教地位的上升。之后，行政体制成为许多官吏组成的政府。行政及其对文字的依赖，意味着政府要得到宗教的庇护。
在埃及文明从绝对主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的转移中，又发生了深刻动荡，造成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
在邮路建立后，楔形文字又取代圣书文字，成为比较简易的传播媒介。随着莎草纸的使用迅速增加。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古王朝走向新王朝的社会革命中，世俗文学取代了宗教文学。
以前，在对石头这种传播媒介的倚重下，绝对王权有了充份的背景。写作的复杂性有利于僧侣垄断并增加控制权，有利于知识限制在特权阶级。其垄断地位诱发了与莎草纸的竞争。其结果莎草纸获胜，淘汰了石头这一笨重的媒介。
由于文字对宗教意义重大，莎草纸的供应也充足，结果，埃及永远没有迈出逻辑的一步。没有创造一个字母表，它的文字从来没有前进到固定声音符号的阶段。
伊尼斯总结：埃及帝国之所以受到局限，原因之一就是。其宗教制度太富有刚性：这个僵化的体制，又受到知识垄断的支持，它的文字太复杂了。
其次，讲到巴比伦王国时提到：
当时，象形文字不足以表现长篇的宗教文本或历史文本，加上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刻于其上的字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于是许多符号就用来代表音节。为了表示对原初意义的修饰，人们增加了大量的符号。
北方的黏土少，致使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弧形笔画的线形文字又问世。一种由22个线形符号组成的字母表产生。莎草纸和软笔与楔形文字接触后，促进了字母表的兴起，更加有效的文字迅速传播。此外，灵活的字母表促进了语言的定型，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
在适应征服者的过程中，字母表的演变又经过规范而完成。有了字母表，吸收了被征服的民族之后，宗教就更加约定俗成。
随着文字的演进和羊皮纸的使用，帝国的官员都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行政效率更高，新的语言和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比较古老的语言被新的语言取代。
公元前10世纪，阿拉姆文字成长为商旅文字。公元前500年之后，成为近东最重要的文字。
期间，君主制兴起，统一经济体制出现。
对君主的崇拜旨在宗教的统一，宗教的统一成为政治统一的基础。
而后，统一的巴比伦贸易开始扩张，接着就出现繁复的行政体制和复杂的社会生活。
都市革命兴起，促进文字和数学的发展，度量衡的标准化，以及历法的调整。同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统一的庞大帝国的和平促使生产效率提高。
文学被调动起来问宗教服务。到公元前709年，“楔形文字和君主政体的滥觞”，成为巴比伦爬向社会上层得手段。僧侣通过知识垄断，控制着一朝又一代的政治组织。然而正是知识垄断的成功本身，加快了帝国的毁灭。
公元前8世纪，科学的天文学诞生。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宇宙宗教随之诞生。以星象为根基的宗教站稳脚跟，成为消解各种古老宗教的强大力量。
在本章中，伊尼斯举赫梯帝国为例，由于没有一以贯之的有效文字，也没有宗教起稳定作用的保守影响，赫梯帝国内外交困。

伊尼斯曾说过，“评估一种文明的时候，如果是用它依赖的一种传播媒介，那就需要知道媒介的特征有何意义。”
在本书中，伊尼斯着重分析了莎草纸，羊皮纸，从中国西传的纸张，印刷术，广播等传播媒介。
根据他分析所得，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集中控制，满足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行政需要。而且，它又容易破损，只适合水运。与此相对，羊皮纸是地域辽阔分散的农业经济产品，适合非集中化行政管理的需要，适合陆路运输。
“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
他在讲到拜占庭帝国时，强调拜占庭帝国的发展靠的事两种组织的折中，这两种组织反映两种媒介的偏向。莎草纸有助于帝国官僚体制的发展，这一体制与辽阔的国土有关。羊皮纸有助于教会阶层制度的发展，这一制度与时间相关。拜占庭帝国长期不灭，这与它在另一种成功的折中相关。在这种折中里，既有靠石刻文字的君主制成分，又有靠泥版文字的宗教成分。
而往往每一种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知识垄断。但知识垄断到了一定的程度，人的精神就取得突破，在新的社会层次上和社会的外围地区取得突破。“知识垄断要受到新媒介的挑战。反过来，新媒介反映了它们出现时的情况。”
羊皮纸媒介主导的文明通过修道制度而发展了知识垄断。并使西方产生基督教组织的偏向。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纸张这种媒介的引进，纸偏向于政治组织。
纸张的出现与扩张推翻了与羊皮纸相联系的知识垄断，“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
分析纸张之所以能够扩张的原因之一，是依赖羊皮纸的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及印刷词语脱节，出现鸿沟。纸的作用，第一步是加强书面传统的地位，因为它倚重手抄本。
继而，印刷术出现后，其冲击性不仅表现在17世纪的哲学中，而且反映在议会的兴起中。它对议会制度内部高效的办事程序做出了贡献。法律摆脱了自然观念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和对出版自由的强调，都助长了垄断的成长，强化了民族主义。
而后，传播的突飞猛进，使得野蛮行径突然爆发。建立在书籍上的传统和建立在报纸上的传统发生冲突，导致战争。
政府对报纸的影响推广到广播上。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伊尼斯肯定地说：“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
“知识垄断的兴衰与传播媒介相关。”
不同的知识垄断倚重不同的媒介，或倚重宗教、非集中化和时间，或倚重武力、集中化和空间，因此知识垄断也要变化。苏美尔文化倚重黏土媒介，和倚重石头的闪米特文化融合之后，产生巴比伦帝国。埃及文明倚重石头和莎草这两种媒介的融合，产生一个不稳定的帝国。这个帝国最终在宗教的手里衰落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试图融合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波斯帝国诉求与宽容，所以它成功了。希伯来文明倚重文字的神圣性质，而不是倚重政治组织，政治组织倚重的是铭刻的雕像。以口头传统为基础的希腊文明产生了强大的酵母，其影响摧毁了诸多政治帝国。罗马掌握了埃及文明倚重的媒介，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在拜占庭帝国保存下来，与倚重羊皮纸抄本的基督教产生融合。
可见，能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