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型的困惑

瑾昕猻
2011-05-09 看过
        读《万历十五年》时,我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想法,在阅读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时得到了印证。
        
        
        晚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由天下板荡而至人心沸涌,凡在时局中保持着一分忧思的中国人无不感受到世变已亟的刺激与沉痛。但变又往何方而变,在窘迫和急躁中是否遗留若干问题以至今日,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西方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时人必然要起反应,希望能进行一种变革,在变革过程中,人们必须要重新审视好与坏、新与旧、中与外的问题。但当时新产生的知识分子常常做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以为外国的(西方的)就等于新的,也就等于好的,他们以此来规定中国历史的进程,来不及反思这过程中异质声音的正确性。
        
        他们惟知开铁路为强国之策,而置沿线成千上万贩夫走卒生计于不顾。他们惟知新式学堂传播新知识,殊不知新学堂造成了种种的不平等。(当时已有人指出,旧式县学可聚集上千人求学,贫寒子弟皆可以受到资助。而开办新式学堂后一县反而只有数十富豪子弟能接受教育。而且新式学堂由于尚缺乏有效考核机制,反倒容易成为一些人攫取利益的踏板。)
        
        
        急于求变的喧嚣与躁动中引入中国来的,常常是各种空洞浮泛的观念,它们在移植到中国来时已经挖掉了适当的内涵,而运用于中国经验时更是只能削足适履。
        
        譬如当时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学来“民族主义”一词,就急切地在国内呼号“排满革命”。清朝统治者诚然是有异族入主中原的自觉的,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制订自己的政策。但是以为清朝两百余年满汉相摩荡的历史就仅止于此,无疑是太浅见了。以这种方式来做中国的历史当然看起来条理分明,因为它是以阉割历史为代价。
        
        
        我们敞开国门,从西方引进来各种理论。结果,一面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蹈空推演,一面又是理论与实际的扞格不相入。在矛盾之中,我们常常又不是直面实际而宁愿选择一种理论改造实际的蛮悍。从日本模式到美国模式到俄国(苏联)模式(,再回到美国模式),一种理论搭造的模式遇到滞碍我们就要迫不及待地换用另一种。而我们是不是忘了想想每种模式有多少出于实际,又有多少处于臆想。
        
        那时的外国人若读得懂梁启超讲他们的书,也会觉得陌生。作为第一批与现代传媒(报纸)结合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们在震荡人情、耸动人心、鼓噪时势的过程中,编造了多少“西方梦”,远没有得到认真清理。而梁启超,如果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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