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地批判世界
书和展览的名字都是《她的故事》（Her Story），而不是“他的”（His Story），她希望强调这里的女性身份，不是男人的打量，不是世俗的眼光，是一个女人与一群女人的交谈，是一群女人向一个女人的倾诉。
游历40多个国家，采访并拍摄无数普通女性，来自台湾的作家、摄影师彭怡平把她的旅途写成了书，并在北京开了一场摄影展。书和展览的名字都是《她的故事》（Her Story），而不是“他的”（His Story），她希望强调这里的女性身份，不是男人的打量，不是世俗的眼光，是一个女人与一群女人的交谈，是一群女人向一个女人的倾诉。不像她当年在台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班上99%都是女生，学习的却是男性史学家写成的教科书。
在这两年半的旅途中，彭怡平“撬开”了许多女人的嘴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她们也在她的镜头下卸掉了妆、摘下面纱、把心情敞开。一位在火车餐厅里独饮伏特加的俄罗斯少妇告诉她自己要去开罗找心爱的男人结婚的计划；一位55岁的巴黎祖母在爵士舞俱乐部里热舞，她说跳舞让她忘掉一切人生烦恼；土巴主教的妻子们提醒她千万不要嫁给塞内加尔的男人，因为他们很“烂”；荷兰妓女信息中心的创始人也向她坦承，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是因为16岁时想买一条狗但不想向家人要钱；马来西亚的一位回教女子宣称“戴不戴头巾自己说了算”；泰国的大龄女白领坚持要试婚，直到找到Mr. Right为止；在新加坡定居的印度妇女高兴地炫耀自己的老公是个家庭煮夫；而以色列的女军人要等到当兵结束后再去恋爱、上学、工作和结婚，她们说：“我们拥有土地，是自己的主人，而非政权的受害者。”
彭怡平很有办法和别人推心置腹。当年她刚赴法国留学时住在国际女生宿舍，女孩们之间毫无交流，结果她端出功夫茶、摆出小点心，招呼大家来聊天，女孩们便开始抱怨自己是如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海外读书，而各大洲的父母们又是如何千里催婚、不依不饶。她说这是女性的本能，但很少有人千山万水去给世界各地的女孩当闺蜜。
她坐轮渡、转乘出租车去一户埃及人家做客，女主人告诉她，没有男人的陪伴不可能离开家乡，更不可能四处旅行。她在荷兰街头搭讪少女，问她们为什么在身体上打洞穿孔，并自作主张去拜访了当地养老院里最高龄的妇人。她也听到，在西西里岛的教堂，刚刚失去独子的母亲在祷告，恳求圣母抚平世间母亲的苦痛。
在泰国，她拍下了酒吧老板娘；在意大利，她拍下一场黑道的婚礼；在济州岛，她拍下了象征韩国精神的海女；在印度，她拍下在恒河边洗脸净身的女信徒；在巴黎，她拍下女招待穿着妖娆的裙装去买菜。彭怡平说自己按快门总是特别慢，因为要专注于情感，而且“照片里每个人都有名字，不是someone，不是nobody，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记录世界女性群像的念头由来已久，但直到母亲因忧郁症自杀未遂，彭怡平才放下工作正式上路。她的母亲是位传统的现代女性，曾经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嫁给长她十几岁的男人，过了一段清贫日子，但之后便衣食无忧。老公爱她，儿女有成，拥有一切公认的幸福女人的条件。谁知道，她最后竟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彭怡平辗转回到台湾，母亲已经不能动亦不能言语，喉头插着管子，经过了医生的电击。即便这样，当父亲试图抓住母亲的手，母亲竟还能用力甩开。
彭怡平认为，很多像母亲一样的生活富足的女性之所以患上忧郁症，就是因为没有梦想、没有实现独立的价值。她曾邀母亲去巴黎小住，教她怎么坐车怎么去市场买菜，每天晚上安排一场戏剧、歌剧或电影。不久，母亲便会自己一个人坐车去城市另一边借小说，看完了再拉着女儿聊故事里面的情节，她还让女儿教她法语，记住了单词就主动跟邻居打招呼。彭怡平说，那时的母亲好像又回到了老照片里那个灿烂的文艺女青年的模样。“我母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可有可无。”而彭怡平之所以单枪匹马扛着相机走世界，就是要“用尽生命的力量、用尽所有的智慧和情感去追逐自己”。
她自认为活出了女性主义的理想，但从未读完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她愿意用女性主义的状态去生存，但不愿举起这面旗帜。她说：“我不认为我是成功女性，我也不思考什么是成功女性，我也不以成为一个成功女性为目标。” 她拿起自己的相机和笔，温柔地批判世界，不只针对男性，同时也针对女性，提醒她们不要以为女性的无力就是天命。她要的是自由自在，同时乐于以自己的自由和能力去帮助别人。
她即将发起一个运动，要在台湾社会倡议“家庭主妇给薪制”，因为她认为家庭主妇没有成就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报酬，因此要通过立法给予薪水、规定工作时间，并开放报税。“做一个妈妈多累啊，20小时stand by，每天晚上累个半死，老公、儿女一句话就要起来，谁让你是妈呢。”
彭怡平的父亲从小就给她看手相，握着她的手说：“你不太适合结婚”，她的母亲也告诫她，就算结婚也一定要工作，而高中毕业就跟男友私奔的同学才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浪漫。她相信，“有多少女人得到自由，就有多少男人得到自由”，男人们应该学会放手，而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在于让所有自己所爱的人都得不到自由，并且美其名曰，“忠诚”。
所以，彭怡平出发了，而她的母亲没有，提名牌包、吃考究食物的贵妇人没有，因为80平米的房子就嫁人的姑娘没有，留学期间频频自杀的日本女孩没有，每天穿着裙子梳着18世纪宫廷蛋卷头像花蝴蝶一样飘然而至的台大校花们没有。
文/吴琦
《外滩画报》2011年04月14日 第433期
http://www.bundpic.com/2011/04/14098.shtml
游历40多个国家，采访并拍摄无数普通女性，来自台湾的作家、摄影师彭怡平把她的旅途写成了书，并在北京开了一场摄影展。书和展览的名字都是《她的故事》（Her Story），而不是“他的”（His Story），她希望强调这里的女性身份，不是男人的打量，不是世俗的眼光，是一个女人与一群女人的交谈，是一群女人向一个女人的倾诉。不像她当年在台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班上99%都是女生，学习的却是男性史学家写成的教科书。
在这两年半的旅途中，彭怡平“撬开”了许多女人的嘴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她们也在她的镜头下卸掉了妆、摘下面纱、把心情敞开。一位在火车餐厅里独饮伏特加的俄罗斯少妇告诉她自己要去开罗找心爱的男人结婚的计划；一位55岁的巴黎祖母在爵士舞俱乐部里热舞，她说跳舞让她忘掉一切人生烦恼；土巴主教的妻子们提醒她千万不要嫁给塞内加尔的男人，因为他们很“烂”；荷兰妓女信息中心的创始人也向她坦承，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是因为16岁时想买一条狗但不想向家人要钱；马来西亚的一位回教女子宣称“戴不戴头巾自己说了算”；泰国的大龄女白领坚持要试婚，直到找到Mr. Right为止；在新加坡定居的印度妇女高兴地炫耀自己的老公是个家庭煮夫；而以色列的女军人要等到当兵结束后再去恋爱、上学、工作和结婚，她们说：“我们拥有土地，是自己的主人，而非政权的受害者。”
彭怡平很有办法和别人推心置腹。当年她刚赴法国留学时住在国际女生宿舍，女孩们之间毫无交流，结果她端出功夫茶、摆出小点心，招呼大家来聊天，女孩们便开始抱怨自己是如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海外读书，而各大洲的父母们又是如何千里催婚、不依不饶。她说这是女性的本能，但很少有人千山万水去给世界各地的女孩当闺蜜。
她坐轮渡、转乘出租车去一户埃及人家做客，女主人告诉她，没有男人的陪伴不可能离开家乡，更不可能四处旅行。她在荷兰街头搭讪少女，问她们为什么在身体上打洞穿孔，并自作主张去拜访了当地养老院里最高龄的妇人。她也听到，在西西里岛的教堂，刚刚失去独子的母亲在祷告，恳求圣母抚平世间母亲的苦痛。
在泰国，她拍下了酒吧老板娘；在意大利，她拍下一场黑道的婚礼；在济州岛，她拍下了象征韩国精神的海女；在印度，她拍下在恒河边洗脸净身的女信徒；在巴黎，她拍下女招待穿着妖娆的裙装去买菜。彭怡平说自己按快门总是特别慢，因为要专注于情感，而且“照片里每个人都有名字，不是someone，不是nobody，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记录世界女性群像的念头由来已久，但直到母亲因忧郁症自杀未遂，彭怡平才放下工作正式上路。她的母亲是位传统的现代女性，曾经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嫁给长她十几岁的男人，过了一段清贫日子，但之后便衣食无忧。老公爱她，儿女有成，拥有一切公认的幸福女人的条件。谁知道，她最后竟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彭怡平辗转回到台湾，母亲已经不能动亦不能言语，喉头插着管子，经过了医生的电击。即便这样，当父亲试图抓住母亲的手，母亲竟还能用力甩开。
彭怡平认为，很多像母亲一样的生活富足的女性之所以患上忧郁症，就是因为没有梦想、没有实现独立的价值。她曾邀母亲去巴黎小住，教她怎么坐车怎么去市场买菜，每天晚上安排一场戏剧、歌剧或电影。不久，母亲便会自己一个人坐车去城市另一边借小说，看完了再拉着女儿聊故事里面的情节，她还让女儿教她法语，记住了单词就主动跟邻居打招呼。彭怡平说，那时的母亲好像又回到了老照片里那个灿烂的文艺女青年的模样。“我母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可有可无。”而彭怡平之所以单枪匹马扛着相机走世界，就是要“用尽生命的力量、用尽所有的智慧和情感去追逐自己”。
她自认为活出了女性主义的理想，但从未读完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她愿意用女性主义的状态去生存，但不愿举起这面旗帜。她说：“我不认为我是成功女性，我也不思考什么是成功女性，我也不以成为一个成功女性为目标。” 她拿起自己的相机和笔，温柔地批判世界，不只针对男性，同时也针对女性，提醒她们不要以为女性的无力就是天命。她要的是自由自在，同时乐于以自己的自由和能力去帮助别人。
她即将发起一个运动，要在台湾社会倡议“家庭主妇给薪制”，因为她认为家庭主妇没有成就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报酬，因此要通过立法给予薪水、规定工作时间，并开放报税。“做一个妈妈多累啊，20小时stand by，每天晚上累个半死，老公、儿女一句话就要起来，谁让你是妈呢。”
彭怡平的父亲从小就给她看手相，握着她的手说：“你不太适合结婚”，她的母亲也告诫她，就算结婚也一定要工作，而高中毕业就跟男友私奔的同学才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浪漫。她相信，“有多少女人得到自由，就有多少男人得到自由”，男人们应该学会放手，而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在于让所有自己所爱的人都得不到自由，并且美其名曰，“忠诚”。
所以，彭怡平出发了，而她的母亲没有，提名牌包、吃考究食物的贵妇人没有，因为80平米的房子就嫁人的姑娘没有，留学期间频频自杀的日本女孩没有，每天穿着裙子梳着18世纪宫廷蛋卷头像花蝴蝶一样飘然而至的台大校花们没有。
文/吴琦
《外滩画报》2011年04月14日 第433期
http://www.bundpic.com/2011/04/14098.shtml
有关键情节透露
